蓝色字体引用原文，黑色字体推理阐述，红色字体重要推论
凶手：杀害近藤的凶手为骆余（小二），父亲为参与者。
动机：近藤是武汉会战的关键人物（参谋长），杀死他即可影响武汉会战的战局，为国军争取一定的优势。
这道题关键在于解开不可能的杀人手法，并由死亡时间确定出有作案时间的人，然后根据证据证词缩小范围，从而确认凶手；
推理过程：
父亲其实38年6月便知道近藤是武汉会战的参谋长，并因此与近藤发生了激烈争执，后来下决心要为国家杀死近藤，并且提前告知了母亲。引用 有趣的是在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一次与战友的聊天中大家谈到了近藤，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得益于此，第2军的攻势被延缓。
引用 只有最后一次的争执不太一样，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被害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
上文可以推论父亲在与近藤倒数第二次见面（38年6月5日）之时，近藤由于和父亲关系亲近，所以把自己即将参加武汉会战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由于二人国家立场不同，因此闹翻，也就出现了“近藤用枪抵住父亲的头”这一幕。 引用 期间贾老板偶有转头与后方的一些观众交谈，曾瞥见包间里的近藤为表演鼓掌，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
引用 除此之外他还说了另一件事，以往近藤与王安在观看表演时有很多话，不知为何案发那天却很少。
引用 回到家母亲已经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我不敢开口，可父亲回不来，我终究还是得说。母亲听完很平静，但我还是看到她眼角有些许泪光。“小鬼子，该杀，你爹是个英雄。”她对我说。
上文可以推断，父亲与近藤最后一次见面（38年7月7日）时，已经下定决心为国家杀死近藤，母亲得知真相后十分平静，由此可以推断，父亲已经事先和母亲表达过想要杀死近藤的想法，故而母亲得知真相后虽然难过，但是并没有吃惊。引用 在近藤小憩时土方在门外看守，其他人无论进入哪个包间他必然会看到。两个包间中间是有一扇小门的，只有父亲可以在土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右包间杀人再回到左包间。至于说有人事先躲进左包间，趁着我父亲不注意去右包间杀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包间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
引用 近藤的保镖也从两人逐渐降到一人，是跟随他十几年的下属土方吉。
引用 证词方面，土方吉说舞台表演时自己与近藤、王安是同处一室，之后近藤休息他一直都在门外，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入过二楼的任何一个包间。尸体被发现前王安从左边的包间出来找他，在比划了一番后他理解了王安的意思是敲门（包间之间的小门）没有人应答，土方觉得有疑于是马上推门，就看到了在摇椅上的尸体。
引用 台上开始进行今天的最后一场演出——《赵氏孤儿》，演员们刚上台就位唱了两句，二楼包间就传来叫喊，贾老板说那是土方吉的声音。此时贾老板才注意到二楼右边包间的窗户竟然还是关着的，紧接着窗户马上被打开，土方吉探出身子朝着贾老板的方向大喊。虽然没有听懂土方喊的是什么，但是看那个表情他察觉应该有什么大事，于是马上冲上二楼。当时我父亲正愣愣地站在右包间门口，贾老板一边问着“发生什么事”一边跑了过去，一到门口他就看见近藤仰面靠在摇椅上闭着双眼，脖子上还缠绕着一条麻绳，身边的我父亲瞪着双眼念念有词好像在重复近藤的名字。
由以上可以推测出，凶手杀人是无法同时瞒过土方吉和父亲的，由此可知二人中必有一个在说谎，由于土方吉是近藤十几年的下属，属于近藤的心腹，再加上同为日本人，在此关键时刻，不可能杀近藤，也不大会隐瞒事实，所以撒谎的人是父亲；凶手应该是在三人还在右侧包厢时躲进了左侧包厢，土方吉进入到走廊后，完成了杀人，后由父亲（为了包庇凶手）以“敲左右包厢之间的小门，近藤没有应答”为由调虎离山，引得土方吉推门进入右侧包厢后，凶手从左侧包厢出来，由走廊逃离。凶手应在第二场表演结束之前进入左侧包厢，第三场表演开始之后离开包厢逃走。引用 “我知你放不下，不愿相信你父亲杀人，可是他杀的是一个日本鬼子！那群畜生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欺压凌辱，他们已经没有资格称为人了！”贾老板往布满尘土的桌面一捶，又再度咳嗽了几声。“我们原都以为你父亲是趋炎附势之徒，不曾想他是在忍辱负重，为的就是等待时机。他是为国家做一件天大的好事，他是一个大英雄。”
引用 那时我推托了贾老板想为我接风的邀请，独自一人回到旅馆，躺在床上脑中不断蹦出老徐和贾老板的话。如果父亲杀了近藤俊一，他就是一个英雄。而如果父亲不是凶手，他就是一个向日本鬼子溜须拍马，受到周遭唾弃的汉奸。
由上文可以推断，在杀人发生之前，众人眼中父亲是一个汉奸，凶手不会和父亲提前商量好杀日本人，且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中国人都有很高的爱国热情。所以可以排除父亲和凶手提前商量好，预谋杀人，凶手原计划应该是杀掉父亲（凶手眼中的汉奸）和近藤，只是临时发现父亲也想杀死近藤，所以二人临时组合。引用 在后脑偏上处有一非致命伤痕，是小型钝器击打造成，除此之外没有近期造成的其他外伤。根据伤情程度判断当时近藤被打晕完全失去意识，随后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勒死，法医推测整个勒杀过程需要花费三分钟。近藤死前是在摇椅上坐着，故无法从伤口方向推断凶手的大致身高。
引用 随案卷保存的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摇椅旁的小桌子上放着两碟糕点和水壶，水壶样式与军用水壶相同。
可以推断，《百花亭》结束后，土方吉退出右包厢到走廊站岗，而父亲准备去左包厢，就在此时凶手突然进入右包厢，父亲为了防止近藤大喊，惊动外面的土方吉，情急之下使用军用水壶砸晕了他，父亲这个举动瞬间向凶手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故凶手放弃杀父亲的念头。但由于父亲与近藤有一定的交情，父亲更是视近藤为知己，加上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所以下不去杀手，便由凶手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近藤勒死。引用 对于土方所说二人案发日交流很少的事，父亲没有解释。警察还问了父亲是否记得当天相声表演的内容，父亲说自己记不清。
引用 随案卷保存的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可以用来佐证父亲在当天的相声时间并没有心思去看相声。而近藤是被绳子勒死，双手不可能安详地放在腹部，他的死状只能说明，现场有人重新整理过他的尸体，让他死得更加有尊严，因此可以推测父亲是参与近藤的谋杀案中的。杀人手法已经阐述清楚，那么父亲在 “近藤之死”这个案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有以下几个假设（已经在上文中排除了父亲不知情的可能性）：
1、 父亲独自一人杀死了近藤。引用 最后便是证据，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案卷记载警察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
由此可以推断，父亲的确想要杀死近藤，所以提前准备了匕首，但是匕首干净，由此证明并父亲没有动手。故此假设推翻。
2、 凶手一人杀死近藤（包括打晕近藤和勒死近藤），父亲旁观。
如果父亲是旁观者，那近藤在神志清醒的时候看见凶手，一定会大喊，引来土方吉，考虑到近藤是个军人，即使是他在小憩，要想在他背后将他毫无防备地打晕，只能是熟人。
3、 父亲将近藤打晕，凶手将近藤勒死。
只有这个假设能成立，所以确定除父亲外，一定存在真正的凶手。
现在我们来锁定凶手，通过作案时间来锁定：
按照以上推论，凶手应在第二场表演结束之前（即土方吉走出右包厢，到走廊上站岗之前）进入左侧包厢，在第三场表演开始之后（土方吉和父亲从走廊的门进入右包厢找近藤）离开房间。
结合第二、三场演员名单，以上十位演员不具有作案时间，可以将以上十位演员的嫌疑排除。而近藤休息的时间，正是相声表演时间，故两位相声演员嫌疑可以排除。引用 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警察对他们进行了检查也没发现疑点。
以上可以推断出，贾老板的嫌疑可以排除。
故而除父亲外，只有四人有作案嫌疑，即班主：秦汉，小二：阮春生、骆余，扫地工：陈伯。结合以上四人的年纪，陈伯年纪过大，故可以将其排除。
班主秦汉、小二阮春生以及扫地工陈伯，在35年1月来到戏院，且相差仅有一天，而三人均为38年9月15日离开戏院（应该是戏院倒闭的日子），只有小二骆余，在38年5月20日，即近藤被任命武汉会战参谋长前夕，来到戏院，在38年7月18日，案发后十余天，离开了戏院，因此可以初步断定骆余嫌疑最大。
再结合班主秦汉、小二阮春生、骆余三人的身份，进行进一步推断。
秦汉为戏班子的班主，从第二场戏结束，直到第三场戏开始，这期间如果他一直不见踪影，演员们不可能完全察觉不到，而且作为戏班班主，走到二楼包厢，会比较惹眼，但是文中说引用 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
所以可以排除秦汉的嫌疑。而骆余是小二，上下楼都方便，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小二，所以缺席半个多小时也不易被发觉，因此推断凶手为小二：骆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