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
| 发表于 2018-8-1 19:57:18 | 2018-8-3 18:43编辑
近藤16:30左右进场上二楼,此时正在上演《空城计》的经典桥段,离结束20分钟不到,之后的《百花亭》演出时间约1个小时,那么直到《百花亭》的表演结束,从相声到《赵氏孤儿》刚开始这段时间也刚刚好符合死者的死亡时间,也就是18:00到18:30左右。在相声开始时,近藤会休息,保镖会出门,那么这个时间之后是没有办法潜入二楼动手的,只能在相声开始之前才有机会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上二楼(文中说到包间隔音效果好),贾院长因为坐在最靠近后台通道的地方,不考虑舞台吸引注意力,如果想不被发现的从后台通道出去上二楼,势必会要换服装,卸妆(贾在原文中也说过,要让人记起势必要引人注意),如果带妆出去,肯定会吸引到别人的目光,但是卸妆换服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那么表演《百花亭》的演员可以排除。
而《空城计》的演员都需要参演《赵氏孤儿》,不仅要卸妆,还要重新上妆,不可能有时间作案。有一个例外,梅小云,只参演最后的戏剧《赵氏孤儿》。但是,首先上妆要花费很长时间,如果他在做完案后再回后台化妆,时间来不及,如果在作案之前化好妆离开后台,那势必会引起注意,而且作案这段时间《赵氏孤儿》马上快要演出了,如果发现一位重要戏份的角色不在,大家肯定会去找人,所以当时在场的演员都可以排除嫌疑。两位讲相声的马东跟姜巩更不用说,没有时间,没有这个机会。
扫地工陈伯,年事已高(70岁),腿脚都不一定利索,而且一位安心工作的老人没有必要冒这么大风险。
班主秦汉,理由可以同上
最后,知道近藤有打盹这个习惯的除了土吉和王安,就只有时不时来端茶递水的两位小二了,而且他们可以在剧院里面四处走动,也不会引人瞩目,他们是最有嫌疑的。
个人认为年仅16的骆馀是嫌疑最大的,年轻气盛,有足够的体力,而且他来工作的时间最短,其他人特别是跟了贾仁老长时间的人不会去做这种明摆着不讨好的事情。
还原作案过程:在近藤三人都在右包间时,凶手便已经上楼藏于左包间内,待到相声开始,土吉出去,近藤关窗,王安也回到左包间,然后确认过眼神,是意外的人,王安询问来的目的,年轻人说要为国杀敌,王安因为和近藤的“拔枪事件”而闹蹦,于是没有阻止骆馀。等感觉近藤睡的够深了,凶手打开小门,用携带的钝器打晕近藤,然后用麻绳勒死近藤,最后回到左包间。直到土吉喊人,凶手一直在左包间,直到贾老板上来,虽然没有描写,但是发生了大事,中国人民一定会发扬围观精神,上来看看发生了什么,趁着大家注意力在右包间,凶手偷偷从左包间出来,完成单杀。
为什么王安知道凶手是谁不说又不认罪,我认为1.凶手太年轻,而且为国杀敌,无法指责。
2.王安最后写的日记也说明对近藤的失望,知道两人的关系因为战争不可能成为朋友,只能成为敌人。
3.王安是一个文化人,有自己的骄傲,不想为别人顶罪,所以不认罪。
以上是本人的推理,更多的是猜测吧,第一次参赛,请多多见谅。
匿名
| 发表于 2018-8-1 19:57:40 | 2018-8-3 19:58编辑
本次事件发生的场所有限,可以认为是监视密室。那么,作案人员可以概括为四个来路:近藤自杀,父亲王安谋杀,保镖土方吉谋杀,外来人员(除这三个人之外)谋杀。
首先近藤自杀可以排除。其一,近藤突然私自回到北平,就是为了在戏园子自杀,实在说不过去;其次,近藤自带茶点,谨慎的态度可见十分惜命,不会自杀;再次,即便动机是感受到愧疚希望赎罪,也不会在这样的时机自杀,而使父亲背上谋杀嫌疑,至少应该留下遗书;最后,现场明显是他杀场面,而谁也没有理由将自杀场面特意伪装成他杀。
其次父亲王安的嫌疑也可以洗脱。一,近藤时隔一个月秘密回京,突然造访,而凶器麻绳并不是普通人随身携带的物品,文中近藤来到戏园子后立刻在父亲陪同下进入二楼包间,因此父亲没时间准备绳子;二,父亲有匕首,使用钝器击打、绳子勒死完全多此一举,可以直接用匕首刺死;三,父亲作案嫌疑过于明显,而且保镖就站在门口,风险极大;四,父亲并没有强烈的杀人动机。
土方吉谋杀也不可行。土方吉多年跟随近藤,应该完全值得信任,没有动机。何况土方吉一定会因近藤的死受到惩罚。(“其中一名军官挥舞着武士刀冲着土方吉像是要杀了他一样,土方吉吓得跪在了地上匍匐着,后背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大半”

那么,杀人凶手就是外界人员。

接下来是诡计部分,也就是凶手如何逃过保镖土方吉的监视的。首先,近藤突然到来,没有人能提前在包间埋伏,不过开演时,近藤、土方吉、父亲三人都在右包间,左包间空无一人。凶手可以趁此机会躲进左包间,开门声并不会被右包间的人听见。在实施谋杀之后,父亲去外面通知土方吉出了状况,土方吉“立刻开门”,显然开的是右包间的门(这也符合紧急情况下正常人的心理,不会舍近求远进入左包间再进入小门)。土方吉进入左包间发现尸体、反应过来并向贾老板大喊的时间内,凶手早已从左包间门溜走了(只要父亲出来时把门开到一半,这个时候凶手就可以直接离开,不会触发门的响声)。随后凶手下楼,现场必然已经引起了骚乱,再加上柱子的掩护,很容易躲过急忙忙上楼的贾老板。于是凶手顺利回到一楼,融入人群之中。
至此,监视密室已经破解,剩下的问题是,凶手在屋里如何行凶,以及父亲起了怎样的作用?
由于父亲迟早会发现凶手,而且凶手必须在父亲有意识的掩护下才可以顺利逃出左包间。于是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父亲与凶手合谋。然而,那就说明父亲本人已有杀心(“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而且父亲携带匕首,可以解释杀心),完全可以自己动手,根本没必要两人执行——增加风险不说,还会无端使另一个人置身险境。倘若父亲为了嫁祸于另一个人倒说得过去,可是从父亲事后的表现来看,他拿性命保护了这个人,所以这种说法也不对。此外站在凶手的立场,在他们眼中父亲是趋炎附势的小人(贾老板:“我们原都以为你父亲是趋炎附势之徒,不曾想他是在忍辱负重”),当然不会信任他,更不会与他合作。

另一种可能呢,父亲之前并不知情,那么就是在现场临时合谋,或者遭到了胁迫甚至袭击(人们认为他是汉奸,当然不会客气)。我们暂且这么认为。
然而更大的问题出现了:凶手必然通过小门从左包间进入右包间。根据描述,这一过程会发出开门声,使小憩中的近藤警觉。作为一个连茶点都自己准备的人,近藤戒心很重,发现陌生人不可能没有动作,同时他手中一定有枪,会剧烈反抗。而砸晕、勒毙都需要接近近藤,陌生人是很难做到的。
另一个疑点是,案件中的凶器太多了。父亲的匕首,凶手自备的绳子,还有不知名钝器。近藤遭到两件武器攻击,原因何在?如果砸晕在先为什么不直接砸死?勒毙在先为什么多此一砸?
有一个推理可以解决这些疑点,那就是两次攻击对应两个不同凶手。砸晕近藤的是父亲,用的凶器是匕首柄,随后凶手用麻绳将其勒毙。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父亲先去左包间再回到右包间倒是不会引起近藤猜疑,可是他去左包间就会遇到埋伏的凶手。在凶手眼中父亲是汉奸,很难想象这种情况下凶手说服父亲与他合作,更可能的是袭击父亲让他失去知觉。可这样父亲就没办法敲昏近藤了。
所以一个合理的猜测是,父亲根本没有离开右包间。在《百花亭》结束,近藤小憩之时,保镖离开后父亲留在了右包间,因为他要和近藤谈一些事情。在谈话中起了争执,于是站在近藤侧面的父亲击昏了近藤(近藤坐在摇椅上而父亲站立,位置相对于父亲低。父亲站在近藤左侧,伸出右手自然而然会打到近藤的后脑右部),由于对知己残存的感恩,他最后时刻没能狠下心拔出匕首。
这一说法可以解释和呼应四个疑点:第一个是父亲不记得相声内容,因为他在与近藤争吵;第二个是携带匕首的理由:一个月前父亲与近藤争吵翻脸,随后近藤就调往武汉战场,因此推测父亲对近藤的侵略行为表达了不满和劝谏,近藤不听。父亲在日记中写下“失望”二字后,担心翻脸的近藤或其手下加害自己,于是携带匕首,确实为了防身;第三个是近藤私下秘密返回北平的原因,他是为了和父亲说明一个月前的事情,可能是想道歉;第四个是土方吉的证言(可惜他的汉语水平仅够最基本的交流,不知道我父亲与近藤最后都说了些什么。”),二人的少量谈话应该是近藤要求父亲《百花亭》结束后不要离开,与自己详谈。
之后的推测是,砸昏了近藤的父亲非常惊慌,或者返回左包间,或者躲在左包间的凶手觉得不对劲于是进入了右包间,总之父亲与凶手相遇。这个时候,凶手走小门自然不会出问题,因为即便发出声响,保镖听不见,近藤又已经昏迷。
凶手发现父亲砸昏了近藤,意识到父亲其实不是小人。他们发现近藤还有气息,或者近藤突然醒来,总之本来就怀有杀心的凶手拿出准备好的麻绳勒死了近藤。或许父亲进行了阻拦,但是没有成功,抑或被凶手说服。最后,父亲念在知己的份上替近藤调整了安详的遗容,并且为他摆出佛教手印(可能近藤是佛教徒)。或许凶手已经决定成功之后就自杀,但是父亲阻拦了他,并为他设计了逃跑方法,宁愿自己替他顶罪。父亲情知自己难逃一死,不如多救下一名爱国志士。可是,父亲不能认罪,一方面他确实没有杀人,另一方面他担心牵连妻儿。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凶手是谁?
鉴于观众人员变化很大,对戏院并不熟悉,近藤又是突然到来,因此我们认为观众不需要考虑。就算有爱国人士当场决定杀死近藤,也无法立刻弄来绳子。此外,实施计划一定要了解到近藤不看相声、保镖不在身边之类的习惯。因此,凶手是戏班内部的人。
根据人员简历,贾老板全程有观众作证,两名相声演员案发时在舞台上,可以排除;班主秦汉与扫地工陈伯年事已高,因此还剩下全体京剧演员和两名小二。
先分析京剧演员。我们来观察戏院布局,假设演员都在后台,而上二楼的楼梯是唯一的,那么如果凶手是演员就必须从后台走到通往二楼的楼梯。贾老板一直盯着这扇门,就算他参与合谋,也要从九排观众席旁边走过,被居心叵测的观众目击怎么办?所以演员从后台直接上楼不成立。
演员如果不在后台呢?很遗憾也不行。由于案发前《空城计》,《百花亭》都完整演出过了,所以参与这两场戏的演员一定都在后台,这些人都可以排除。我们发现,花旦梅小云在前两场戏没有出场,在《赵氏孤儿》中又是靠后出场,他似乎可以不进入后台。但是,一出京剧是很复杂的,很难想象在演员没有到齐的时候开演,何况花旦还需要复杂的化妆。土方吉大喊时,《赵氏孤儿》已经开演,说明所有演员包括梅小云都应该在后台准备了。
京剧演员尽数排除,只剩下两名小二。其中阮春生加入和离开戏班的时间与秦汉等其他七人一致,可见他是老班底,离开时间最晚;杀人凶手应该尽早离开是非之地才对,因此阮春生心理上不符合。同理,不在场证明不明显的秦汉心理上也不符合。
因此,凶手就是骆余。他加入戏班最晚,退出最早,而且是在近藤来看戏之后才加入戏班,做的也是最底层的工作。可以脑补,他就是为了刺杀近藤而来,根据年龄或许是家人惨遭杀害吧。总之,骆余盯上了近藤,摸清他的习惯之后潜伏在戏班,伺机动手。或许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但没想到被父亲用性命挽救了。事后骆余出于自保,当然不会声张自己是凶手,或许他也出于愧疚和感激,愿意让父亲成为英雄。父亲很平凡,在骆余面前甚至很懦弱,但他做出了英雄的举动。这就是一个平凡人的英雄之路。


案情回放:
当日,近藤时隔一月突然来访,父亲王安照常去接待。由于上次的口角,两人在观看戏剧时没有说太多话。而王安在上一次受到近藤威胁后,也对近藤有了防备,随身携带了匕首。
在相声节目开始前,骆余偷偷溜进了左包间,他企图等王安回到左包厢的时候攻击王安,再去杀了近藤,为家人复仇。他一直躲在左包间等待。
相声开始时,保镖按照惯例出门,王安无意中和近藤拌起了口角。两人意见不合,王安在情急之下,用匕首柄攻击了近藤,导致近藤昏迷。(王安站在近藤左侧,近藤坐在摇椅上)
父亲王安一时间不知所措。
等待过久的骆余开门去了右包厢,单方面认为王安是杀了近藤的英雄,不再攻击王安。在此时可能近藤的身子动了一下,王骆二人十分慌乱,骆余在情急之下用自己准备的绳子勒死了没有反抗能力的近藤。
王安认为是自己害死了近藤,出于知己情谊帮他摆正姿势(那是日本佛教的手印)。
而骆余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王安有了恻隐之心,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骆余的生命。
匿名
| 发表于 2018-8-1 19:57:42 | 2018-8-3 19:53编辑
蓝色字体】为引用原文
红色字体】为重要结论
   凶手是小二骆馀。

    一、疑点归纳分析。
    1、那名带头的男子脱下大衣,笔直的坐在椅子上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近藤的坐姿和动作表明他是一个有涵养、精致的人,而这与他进门时杂乱的络腮胡和肩头落雪给人的印象有出入。动作习惯是潜意识的,而外貌可能因种种原因变化,因此,笔者猜测一方面是风雪较大,一方面是近藤来戏院心切,胡子都未来得及打理,可见对戏剧的热情。

    2、因喜好京剧特地慕名前来。
    联系上一点,笔者猜测近藤可能是被有目的的人引来,当然也存在有心人因了解近藤的喜好而在戏院找到他。

    3、可能因为军务繁忙,司令部距离戏院也远,他的到来很没有规律。
    距离远,再次说明近藤对这个戏院的喜爱。没有规律,说明如果要对近藤下手,需要长时间关注着戏院

    4、近藤的保镖也从两人逐渐降到一人,是跟随他十几年的下属土方吉,之后两人更是穿着便服与平常百姓无异,但他一直都在二楼的包间看戏。
    首先,这里点出了土方吉的一个特点,是近藤的老部下,背叛的几率较小;
    其次,表明近藤从军已十余年
    再次,保镖数量的减少和着便服都体现出近藤的低调态度,但是为什么第一次那么大张旗鼓呢?是刚从战场下来就急着来听戏了?还是有着戒备心;
    最后,近藤一直在包间,说明心理还是有所防备
    5、近藤确实喜爱京剧,尤其偏爱看《西厢记》《桃花扇》这类讲述情爱故事的剧目,对待戏院的一些演员们也极为客气,总以先生相称。
    首先,《西厢记》《桃花扇》的故事里除了情爱,都涉及到了战争导致的国仇家恨,近藤喜爱此类剧目,是否与自身经历有关
    其次,近藤对演员的客气,说明在某种程度上人品尚可,而“先生”作为尊称,说明不会存在越矩的行为。

    6、他的家世显赫,在日本是有名的士官家族,出于这种家庭原因他不得不参军。
    说明家庭因素很重要,可能存在很多事因为家庭原因他不可违背

    7、小贩并不知道被害军官的名字和样貌,但认识陪同的保镖,因为那是时常光顾自己摊子的人。
    按理说相比之下,小贩更应该记住的是存在感更强,地位更高的日本军官。而保镖按理说一直陪同在近藤身边,司令部又离戏院远,又有什么时间光顾摊子。因此,保镖的行为存疑,对此,笔者提出两个猜测,第一个是保镖光顾小摊是为了某种目的特意接近,但是他的中文能力较弱,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二个是保镖趁机离开近藤买烧饼吃,渎职

    8、母亲听完很平静,但我还是看到她眼角有些许泪光。
    此处可以得出一个可能性,父亲极大可能存了杀近藤的心,并告知母亲,或者母亲觉察到了。

    9、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近藤俊一与保镖土方吉来到戏院,距离他们上一次来已经过了快一个月左右。
    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
    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被害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

    这三处时间上相互对应。笔者猜测近藤秘密回北平与戏院有关,甚至和父亲的争论有关。近藤“恼羞成怒”说明,争论的内容近藤理亏。而这个吵架内容很可能被人听到,且加以利用。

    10、在演出时贾老板总是坐在一楼大堂的第一排最左边的位置。
    此处即可排除贾老板的嫌疑

    11、没有登台安排时他就会到左边的包间内单独观看,土方则是在门外站岗。
    那么如果土方真的经常渎职,擅离职守,就会给凶手以可乘之机进屋杀人

    12、紧接着窗户马上被打开,土方吉探出身子朝着贾老板的方向大喊。
    土方的反应可以理解为贾老板坐在固定位置,故可以第一时间找到,也可以理解为土方随时关注着贾老板的位置,方便呼叫。那么方便呼叫这一点也可以体现出土方的训练有素。

    13、土方吉吓得跪在了地上匍匐着,后背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大半。
    即使是夏天,短时间内衬衫应该也不会湿那么快,土方很可能在此之前还进行了某种行为

    14、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
    从这一点的设定和近藤惯有的戒备心可以推测,即使睡着了的近藤,也会听到动静,从而发现凶手进入

    15、近藤虽是日本人却也是第一个欣赏他的人,甚至还提出要邀请他去日本,所以父亲一直心存感激,将近藤看作自己的知音。
    那么很可能近藤提出让王安跟随他,但是父亲不从,可是父亲是心存感激的,所以这不能构成杀人动机。

    16、死亡时间在当日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考虑发现尸体的时间可以再减少五分钟)。
    由于化妆费时间,那么可以逐步排除演员的嫌疑。
    首先,相声场的演员一直在台上表演,舞台和包间之间的窗户关闭,不存在隔空操作杀人的可能;
    其次,演赵氏孤儿的演员由于要准备,时间上来不及,因此,排除杨啸良、段元楼、梅小云、周庆瑜、朱秀先、袁世君和萧章华;
    再次,根据近藤进戏院的时间是四点半,《空城计》还未完,《百花亭》需要一个小时,那么可以推测相声场开始的时间在五点半之后,如果演员没有卸妆到处乱走,必定会给人留下印象,因此,《百花亭》的演员在时间上也来不及,排除程蝶如、姜曼玉和罗进三;
    这样一来,演员的嫌疑全都排除

    17、在后脑偏上处有一非致命伤痕,是小型钝器击打造成,除此之外没有近期造成的其他外伤。
    首先,后脑偏上的位置,很可能当时凶手的位置比死者高,或者凶手的位置足够低;
    其次,小型钝器未指明何物,但是同样是凶器的麻绳都遗留在现场,钝器要么是因为会暴露凶手身份而被刻意带走,但是之后有过查身,未被发现,要么还留在现场,只是太过寻常未被发现
    最后,钝器伤只有一处且不致命,说明凶手并没有打算依靠钝器杀人,体现出凶手的冷静以及有预谋

    18、期间没有人进来过,也没注意隔壁包间有什么动静,毕竟隔音效果还不错。
    首先,两个包间并列,凶手没有走错房间,说明提前已知;
    其次,杀人必定会有动静,而凶手很可能是了解包间隔音效果的人。

    19、警察还问了父亲是否记得当天相声表演的内容,父亲说自己记不清。
    说明父亲当时有心事,而根据贾老板所说,看戏时父亲一直盯着近藤,那么心事很可能与近藤有关

    20、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警察对他们进行了检查也没发现疑点。
    首先,说明钝器不在众人身上,很可能还遗留在戏院某处
    其次,没有可疑的人,说明凶手隐藏很深,或者说凶手存在感很低,某种以谋杀为目的的行为在他人眼里很普通

    21、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
    对此,笔者提出三点猜测:第一个是,匕首的确是防身之用,毕竟之前有过被枪顶脑袋的事情发生;第二个是,父亲的确有杀近藤之心,故携带匕首伺机行动,但是由于内心不忍终下不了手;第三个是,父亲发现了凶手,截下了其准备的第一个凶器。总之,从这一点可以排除父亲的嫌疑

    22、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首先,可以确定近藤的死先后遭遇了两次暴力袭击;
    其次,由于避免下毒,水壶糕点皆自备,且尸检未提及笔者不脑补,排除下药至其昏迷的可能。那么,第一次即钝器撞击导致完全失去意识,故第二次的勒死的确可能没有反抗痕迹,但是第一次的钝器打击按理说即使是在熟睡的时候,面容也不应是安详的,笔者推测要么当时的近藤处于一种很舒适的状态,未及时回过神,要么就是甘心受死
    再次,如果是被钝器打击,双手会下意识摸向伤处。而近藤双手的状态并不如此,对此笔者提出了三个猜测,第一个是在鼓掌,可是当时并没有看戏;第二个是由于放在腹部偏下,类似于剖腹,可是更应该跪着;第三个是右手掌上放着某物,左手正在抚摸,而后物品离开。

    23、水壶样式与军用水壶相同。
    军用水壶有一定硬度,笔者猜测小型钝器就是水壶,便于取材,且不引人注意,不多次敲击是因为怕水壶出现凹痕从而暴露。那么凶手一定是了解他们在戏院饮食习惯的人。

    24、在舞台左边有一扇木门连通后台,一楼大堂摆着九排座椅,座位不够时连两侧走道都会站满了人。
    说明如果凶手从后台进入二楼,必定会被人发现。

    25、戏院不能运作,戏子们却得生存,不少人便向贾老板辞别到别处谋生。
    为了生存,戏子们杀人的动机很小。

    26、贾老板至今还记得父亲那时的样子,头发散乱,满脸胡茬,右眼无法睁开,身上和脸上满是血迹,父亲总是穿着的那件长衫也破烂不堪像是被无数的鞭子抽打过。
    面目不清,衣着破烂,这个人是否真是父亲存疑。

    27、得益于此,第2军的攻势被延缓。
    一方面,联系到近藤近一个月未来戏院,一来就被杀,说明凶手的动机很可能与此有关
    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此排除土方的嫌疑。他没有要帮助中国一方的理由,而如果是因为近藤无心战事而杀人,战场上随时都有送命的可能,他又何必选在一个可能让自己背上“保卫不当”的情况下动手,杀人动机很弱。

    28、戏院工作人员的嫌疑。
    首先,排除扫地工的嫌疑。70岁的高龄行动能力较弱,反应能力较弱,且看戏时扫地影响观看体验,出来会引人注目;
    其次,班主秦汉。以班主的身份去到常人不怎么去的二楼容易起疑;
    再次,小二。一来,小二满堂跑,去何处都不会引人怀疑;二来,小二添茶倒水可以接触到水壶;三来,16岁的骆馀进出戏院时间很可疑,5月底正好是近藤调至武汉的前夕,他是事发后最先离开的人,7月18日;四来,24岁的阮春生进戏院时间与大部分人相近,应该是戏院刚成立即在,也是最后一批离开戏院的人,说明对戏院感情很深。
    因此,骆馀的嫌疑最大

    29、联系到近藤喜欢的剧目,笔者开个脑洞,二十岁的近藤很喜欢中国文化,从而喜欢上了一位中国女孩,之后由于近藤家庭的原因或者从军的原因,二人分离,女孩回到中国发现已经怀孕,生下孩子取名骆馀,可能女孩姓骆,取遗留之意。十六年后儿子得知父亲喜欢在戏院听戏,从而伺机接近。当然这个骆馀可能是假扮的,只是借了近藤当年之事伪造的身份,从而展开谋杀。

    二、动机。
    为了缓解武汉会战的危机,也存在为母报仇的可能。

    三、案件还原。
    得知近藤喜爱听戏,凶手潜入戏院卧底。可能通过偷听得知近藤要去指挥武汉会战,王安与其进行争执。武汉会战即将开始,凶手在了解到近藤的听戏习惯和土方经常擅离职守的情况后,制定了谋杀之计。
    当近藤秘密返回北平来听戏时,父亲为了阻止近藤对中国的迫害而准备了匕首,但是由于他的仁义和考虑到当天是母亲的生日,并未动手。
    但是凶手在大堂添茶倒水时,观察到土方下楼,趁土方去买烧饼,父亲在隔壁包间听相声之际,推开近藤的房门,以添加茶水为理由进入房间,并告知近藤其“真实身份”,故意与近藤亲近之时,靠在近藤身上,将离近藤远点的那只手放在右手掌上,近藤左手抚摸其手,而另一只靠近近藤的手从其背后穿过,在近藤沉溺于亲子相认,怀念爱人,不设防时,拿起水壶将其敲晕,将水壶擦拭干净后放回原位,而后用备好的麻绳将其勒毙。由于王安一直被众人认为巴结日本人(可能凶手自己也认为王安就是汉奸),所以将罪责嫁祸于他。
    而母亲深知父亲性情,明白父亲不会杀人,故知道是有人从大门进入杀害了近藤,故临死手指门口。
匿名
| 发表于 2018-8-1 19:58:27 | 2018-8-3 17:13编辑
一、凶手分析
根据后脑被击晕,被勒死,种种迹象,排除自杀。
从证词来看,
引用
土方吉作证他到戏院后没有见到其他人进过包间,因此只有在左包间的父亲可以犯案。
土方吉说舞台表演时自己与近藤、王安是同处一室,之后近藤休息他一直都在门外,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入过二楼的任何一个包间。

虽然在百花亭结束后,近藤关窗、闭门后,土方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入包间,但是,凶手可以在百花亭表演结束前,即此时近藤、王安、土方三人共处一室时,偷偷潜入左包间。(因为表演是通过窗户看到戏台,他们三人的注意力也在戏台上,也不会注意身后,走廊有人走动)。所以综上所述,除了王安有作案动机,还有其他人可以潜入左包间。还有一点,如果王安不是帮凶,那么凶手会利用,王安从右包厢屋外出来,进入左包厢的空挡,通过屋内的门进入右包厢杀人,但有个问题没法逃出来,因为据贾老板证词,在土方发现尸体后,推开的窗户进行呼救,凶手也没法从窗外逃走。所以无论如何,在左包间的王安必定见过凶手或是凶手。
但如果王安是凶手,有几点说不通:
1、        王安为什么不直接用匕首行凶,而费力气击晕勒死。
2、        王安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行凶,这个时间的嫌疑人只有他自己,(不考虑土方背叛日本的情况下),如果自己已经选择鱼死网破让警察觉得自己是凶手才在这个时间行凶,又没必要后面不承认罪行。
3、        从王安日记记载,最后一次吵架是在6.5日,6月初时近藤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争吵只能源于这个,近藤与王安说了武汉会战,王安恼怒,顶撞近藤之类的,如果出于当时的愤怒,当天就可以杀他,没必要等到一个月后,7月7日再动手。
所以,通过以上推论,王安见过凶手,但没有行凶,只是掩护了凶手。
二、确定凶手
我们先看一下近藤出场的时间线:
1937年11月中旬  近藤来剧院看戏
1938年的7月7日 近藤遇害
再看一下,演员表:
1.png
2.png
3.png
从动机来讲,杀害近藤,无非为了武汉会战,而这三人,进剧院的时间是在近藤来剧院看戏后,因此嫌疑最大。还有通过:
引用
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警察对他们进行了检查也没发现疑点。

排除贾老板。
再看一下,演出时间表:
空城计的表演有罗进三,百花亭的表演有罗进三和姜曼玉。
从姜老板证词来说,当时近藤来时,下午四时三十分,空城计已经唱到了:“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此句到这场戏结束需要还有40分钟左右,而百花亭的表演时间也有1小时左右,也就是6点10分左右唱完百花亭,而唱完百花亭,近藤就会不看相声,选择关窗、闭门小憩。这期间罗进三和姜曼玉也没有可以进入左包间的时间。
引用
下午六时二十五分左右,台上开始进行今天的最后一场演出——《赵氏孤儿》,演员们刚上台就位唱了两句,二楼包间就传来叫喊。此时发现死者。

初次之外,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凶手为什么会先从背后击中近藤的头部,再选择在摇椅上勒死近藤(因为在摇椅上,更是无法推断死者身高),所以凶手是一个无法正面击杀35岁成年男人近藤的人,也只能采取砸晕后勒毙的手段。所以此人年纪不大,而16岁的骆余,符合以上所有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
再补充一条,王安发现骆余后,没有直接叫土方来自己的左包间,而是故意说左包间没人回应,让土方打开正门,从而人多聚集起来时,让骆余混在人群中。
三、作案动机及补充
1、为延缓武汉会战,某组织(根据历史背景,可以认为是民间所谓蓝衣社或者正式名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国民党属组织精心策划的暗杀行为)秘密派人密谋杀死近藤。
2、王安可能在两种时间发现骆余,第一种,王安刚进入房内,发现骆余,骆余和他说了杀害近藤的计划,但考虑近藤和王安彼此确实交好,王安在知道此事后,不会同意骆余杀死近藤。所以,我认为,只有第二种可能,骆余在王安从右包间出来到左包间的时间,通过左包间的小门进入右包间,杀死近藤后,本想在屋内等待被逮捕,但王安在推门叫近藤时,发现了16岁的骆余,想着人死不能复生,便救下骆余,让他先进入左包间等着,待人们发现近藤尸体后,趁乱混在人群中。
3、为什么王安会带刀,而儿子不知道。
很有可能是王安为了保护骆余而交换的刀子,甚至有可能是骆余的中正剑(这里假设骆余为黄埔军校出身)
4、凶器为什么只发现了绳子。
因为从绳子无法推定凶手职业,而另一件钝器是有可能推导凶手职业的
5、击晕近藤的小型钝器是什么。
从4可以推断是小二用的铜茶壶,这也是骆余必须带走的一件东西,北平每个小二的必备之物不拿在手里实在太容易引起怀疑了。为什么这个钝器不是其它东西呢?比如近藤的水壶或者那碟点心。因为此时日军列装的昭和五年制水壶为铝制,能不能砸晕人另当别论,就算砸晕了也不可能不留下痕迹,那样的话警方报告必然会提到。要说北平的点心里,唯一可以砸晕人的应该就是自来红月饼了,但事发该日为农历六月初十,离八月节尚早,就算敲破稻香村的柜台也买不到,所以自然不会是点心了
匿名
| 发表于 2018-8-1 19:59:01 | 2018-8-3 19:42编辑
分析篇

父亲还会登台与大家唱上一两句,只是不带妆,毕竟太费时间。(唱戏化妆需要不少的时间。)
1937年11月中旬,近藤第一次来到戏院。
父亲在了解近藤以后,得知近藤对中国文化非常仰慕,和近藤惺惺相惜,两人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被害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
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
以往近藤与王安在观看表演时有很多话,不知为何案发那天却很少。可惜他的汉语水平仅够最基本的交流,不知道我父亲与近藤最后都说了些什么。
案卷记载警察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
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回到家母亲已经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我不敢开口,可父亲回不来,我终究还是得说。母亲听完很平静,但我还是看到她眼角有些许泪光。
“小鬼子,该杀,你爹是个英雄。”她对我说。
母亲去世的那天她与我说自己梦到了父亲,父亲在梦中告诉她自己已经清白马上就会来找她。
(6月初近藤被要求参与武汉会战,而父亲和近藤吵架的时间亦是6月初,可以推测近藤是告诉了父亲要去参加武汉会战的事,而父亲则是劝说近藤不要再去参加战争了,近藤虽热爱中国,却也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军人必须要服从指挥,因此和父亲大吵一架甚至拿枪抵着父亲的头,最终决定去参加战斗,但也许是路上近藤想通了,他确实不应该再侵略自己深爱的土地,因此提出了与军方向左的意见,因此又被悄然送回北平,而这时土方和父亲同时获得了杀人动机,身为军人的土方认为战斗是必须的事,但是近藤的做法显然与自己的世界观相反,这让土方心中近藤的人设崩塌,让他产生了杀死近藤的想法,而王安也想明白了近藤是日本军人,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虽然他和近藤是好友,但是为了国家他也应该杀死近藤,因此趁着这次近藤回来,他便决定要杀死近藤,他案发当天之所以没有和近藤多说话,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亲手杀死自己的好友,所以于心不忍没有心情说话,至于身上携带的那把刀子则是他打算使用的凶器,因此王安在被抓后,一面出于好友死亡的痛苦,一面又因为自己确实打算杀了近藤,所以对自己的辩解却不充分,也不认罪,只是耗着。这里母亲做饭显然是为了庆祝生日,但是听完王安的事母亲却异常平静,可以推测母亲或许已经知道王安要杀近藤的事情。母亲说的王安已经清白并不是说王安洗清了自己杀人的嫌疑,而是他的形象已经从一个汉奸变成了一个杀死日本鬼子的清白的中国人。)
当时我父亲正愣愣地站在右包间门口,贾老板一边问着“发生什么事”一边跑了过去,一到门口他就看见近藤仰面靠在摇椅上闭着双眼,脖子上还缠绕着一条麻绳,身边的我父亲瞪着双眼念念有词好像在重复近藤的名字。死亡时间在当日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考虑发现尸体的时间可以再减少五分钟)近藤小憩时土方在门外看守,其他人无论进入哪个包间他必然会看到。两个包间中间是有一扇小门的,只有父亲可以在土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右包间杀人再回到左包间。至于说有人事先躲进左包间,趁着我父亲不注意去右包间杀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包间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到了下一场的演员们都已上台,他再次敲门却依然没人应答,又从窗户看到右边包间的窗户还是关着,所以只好出门找土方让其代为开门。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警察对他们进行了检查也没发现疑点。
在后脑偏上处有一非致命伤痕,是小型钝器击打造成
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

(这里王安看到尸体是完全愣住了,并且瞪着双眼重复近藤的名字,可以说明他并没有想到会有别人杀死了近藤,以及王安是清白的。同时,因为土方从牡丹亭结束后便一直守在门口,如果有外人想上楼,必定会看到,若凶手是名单中的戏班的人,他们必须在空城计结束后卸妆便走去二楼躲入左边包间,且要和王安串通好,然后在检查尸体的时候逃走,又因为尸体是在赵氏孤儿的演员上场后才发现的,因此演牡丹亭的演员及赵氏孤儿的演员均不可能犯案,对照名单表可以得出结论----所有戏班中名单上的演员均不可能犯案,而贾老板也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扫地工陈伯已经70岁了,能不能杀人还是问题,小二更是要忙于招待顾客,如果消失了更会引起怀疑,就算陈伯或小二与王安合谋,王安被抓后的态度确实不认罪也不坦白,看到近藤尸体的态度也很蒙,对自己的辩解却辩解的很无力,若已经制定好计划是不会出现这些纰漏的,因此可以犯案的凶手只能是土方,钝器的伤痕是土方用手枪打的,从近藤死亡的神态来看,因为开门可以听到声音,所以如果不是他很信任的人进门他根本不会有这样放松的神态,而土方跟随近藤多年,深得近藤信任,进来房中近藤自然不会多加警惕。)

过程还原:
6月初武汉会战即将开始,近藤很正常的收到了要求去参加武汉会战的命令,并在辞行前将这件事告诉了王安,王安听了便劝说近藤不要再参与打仗了,他想和近藤当永远的朋友,可是近藤认为自己既然是军人的身份,就要尽军人的责任,因此不能同意王安的意见,所以二人便大吵一架,之后近藤离开去参加武汉会战,但是近藤却想清楚了,不想参与战争,便又被秘密遣回北平等待调遣,而此时土方对近藤厌战的态度产生了憎恨。近藤回到北平后,王安也想明白了近藤是日本兵,有身不由己的地方,自己是中国人,近藤没法永远成为自己的朋友,所以他决定杀死近藤,王安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跟老婆讲了这件事,然后准备好刀子去了戏院,那天王安因为要杀死好友 心情难受,也没有与近藤多讲话,等待到相声开始的休息时间,王安便知道是该动手的时候了,可是他下不了决心,此时憎恨近藤的土方则是等到6点多看时机成熟,打开了包间右边的房门,近藤看是土方也没有多加戒备,被土方从身后用手枪击打后脑昏迷,然后勒死,王安则一直拖到赵氏孤儿快开始这才敲响近藤的房门,但是出乎意料的近藤没有开门,他便打开门,发现近藤已经被人勒死了,震惊之余的王安不敢相信有人杀死了近藤,这时赵氏孤儿即将开场,王安认为自己直接发现尸体很可能被当成犯人,便找土方一起发现了尸体,被抓后王安虽想为自己辩驳,但是由于自己确实呆了刀想杀近藤,而且近藤的死让他也很伤心,因此他的辩驳看起来绵软无力,最终被处死。
匿名
| 发表于 2018-8-1 20:00:27 | 2018-8-3 18:15编辑
(绿字为原文,黑字为分析)
疑点:凶手是否或是否包括王安。
我们先假设是,看是否合理。
1.动机猜测:①从日记反应得知,二人历史观、人生观偶有偏差,王安为(近藤拔枪)失望透顶,“从小教导我仁义之道的父亲与一名日军军官走得如此近,令我非常不满,父亲的朋友们也渐渐与他疏远。”再加上近藤特殊且险要身份,杀之以除后患。②结合我们之后的猜想 ,近藤寻求一死,“父亲在家时起初也会提到他,每当说起此人,父亲总是带着一种钦佩而又惋惜的样子。从父亲那我了解到,近藤在读书时因为非常仰慕中国文化而自学汉语,对中国的古籍也如数家珍,年轻时本励志要做一名汉文化研究学者。他的家世显赫,在日本是有名的士官家族,出于这种家庭原因他不得不参军,三年前他终于被派到了中国,但是作为一名侵略者的身份。
奈何知音难觅,王安不肯,对此事失望透顶。
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因为上网查过,空城计到文中诸葛亮的那句话时,还有约15分钟结束,也就是4.45左右,下一场一个小时,那么就是5.45这个时候,约5.50到6.20这个期间被杀,有三十分钟的时间,5.50-6.20。
2.在场证明+唯一可作案机会
此时贾老板才注意到二楼右边包间的窗户竟然还是关着的,紧接着窗户马上被打开,土方吉探出身子朝着贾老板的方向大喊。虽然没有听懂土方喊的是什么,但是看那个表情他察觉应该有什么大事,于是马上冲上二楼。当时我父亲正愣愣地站在右包间门口,贾老板一边问着“发生什么事”一边跑了过去,一到门口他就看见近藤仰面靠在摇椅上闭着双眼,脖子上还缠绕着一条麻绳,身边的我父亲瞪着双眼念念有词好像在重复近藤的名字。土方吉朝贾老板冲来,口中不停的说着什么,贾老板只听懂了一句“八格牙路”。
从贾老板所说来看,父亲的确是唯一能杀害近藤的人。在近藤小憩时土方在门外看守,其他人无论进入哪个包间他必然会看到。两个包间中间是有一扇小门的,只有父亲可以在土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右包间杀人再回到左包间。至于说有人事先躲进左包间,趁着我父亲不注意去右包间杀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包间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所以是父亲杀了近藤,他的确是个英雄。


尸体被发现前王安从左边的包间出来找他,在比划了一番后他理解了王安的意思是敲门(包间之间的小门)没有人应答,土方觉得有疑于是马上推门,就看到了在摇椅上的尸体。父亲的证词则说自己在近藤休息时一直都在左边的包间内观看相声表演,期间没有人进来过,也没注意隔壁包间有什么动静。当时,父亲没有表演。

<问题1:死尸之后被土方吉所发现,为何王安还要折返现场。若是大义之举,为何不挺身而出,而说证词、喊冤枉。
<问题2:死者姿态,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摇椅旁的小桌子上放着两碟糕点和水壶,水壶样式与军用水壶相同。父亲曾跟我说过近藤担心戏院所提供的茶水食物会被人下毒,一直都是自备。警察对这两样物品进行过检查,只是普通的茶水和糕点。这种死相除了自然老死,还有一种是熟睡,符合钝器(暂定为刀的把手或刀背)打晕失去知觉,排除当面争执,否则动静大且死相应狰狞/狼狈。但是,他自带手枪,并且已其军人的敏感,不会察觉不到王安的杀意/动气,他拔枪自救应当不成问题。以其侵略者身份,杀死一个敌国戏子也无需顾虑。

假设王安下了安眠药,近藤一饮而进,王安将适先备好的杯子换掉装有药的、近藤喝完的酒杯。所以之后食物里没被发现有药。


3.案发后表现:身边的我父亲瞪着双眼念念有词好像在重复近藤的名字。显得呆滞,不敢相信他的死亡。不含叙述性诡计的话,这里的反应应该是出自内心的。前文中提到了诸葛亮,不如将此举类比为诸葛亮哭周瑜,因为为自己所在立场灭敌而先暗喜,但真正看到尸体,又为知己之死大泣,双眼呆滞。

一句话概括:如果父亲真的是大义杀日本军官,一定做好了舍身取义的准备,为何还要喊冤枉。
那么有一种可能:父亲是不得已才杀之


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

分析:排除合谋手段,因为我方才刚知晓,所以排除间谍合谋作案,由此推断父亲当初肯定在与近藤争执这件事,一方让他放弃,一方这是使命,要掉脑袋的。

1.北平,为什么他要回来?就因为临时调度?恐怕没那么简单。如果是他想通了?要求父亲这么做?而当时父亲心里也在纠结,要不要为了北平而献身,毕竟他从小教育“我”仁义之道。

2.从新更新的二楼图看出的确只有父亲有作案嫌疑,但是在六月的时候他们吵架了,还拔出了枪,那么他们关系肯定是僵的,父亲也不可能那么轻松杀死近藤。

但如果是近藤应许的呢?
那一切且不是说的通了。
于是,近藤要求父亲这么做,父亲也有杀/防他的觉心,不然不会身上带刀,一直等待近藤出现。
但是(近藤)为了让父亲可以没有嫌疑,在杀了近藤后,父亲专门等最后一场演出开始前后,去敲门,来洗清自己其实也在看演出无辜的假象。
但是可惜了,鬼子可不讲道理,土方在面对其他高管时匆忙下为了小名保住,把父亲说出去了,再加上父亲的可能性,于是被抓。
而近藤的死,其脑后勺的击晕处,与父亲带的刀柄可以做到,我前面说了有30分钟的作案时间,而这个时候土方不可能随时都听得到小门打开的声音,于是父亲要杀近藤,必须通过小门,那么近藤为什么门没锁?还是说忘了?但应该不可能忘了,只有近藤自己打开的,才合理,他知道父亲有这种冲动,于是父亲为了让他死的安详点,敲晕了他,在晕之前,近藤肯定告诉父亲用刀杀他的话,被人搜出来,那就完了,要用一个不沾血的东西,于是勒死了。

大概的意思是:近藤因为做了日本军官良心过不去。想死,又觉得自己一死,可以趁势让朋友王安担上英雄名号。
或者就是和王安一起自己干掉了自己。王安仁厚,不愿担此虚名,想推脱不是自己杀死,但证据非常明确。所以他还是为认做了“英雄”。


排除嫌疑人
1.到警局后不久来了几个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和一名瘦高的翻译官,其中一名军官挥舞着武士刀冲着土方吉像是要杀了他一样,土方吉吓得跪在了地上匍匐着,后背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大半。在言近藤地位之高时也为土方吉排除嫌疑。
2.各演员,当时登台或者准备的,都没有机会靠近二楼,及时靠近也难进入。土方在外把手。并且文中对这些人的介绍甚少,无法得出结论。唯一有可能的是:
如果先从表演找起,我有一个想法。
这个演员的某个表演动作/某个表演道具比较特殊,可以作案。(不一定是演员,以上只是如果按演员的话)
根据纸上名字初步思考:
有个叫朱秀先的。
在空城计出现一次。
赵氏孤儿出现一次。
是否是在表演空当,并且自己在赵氏孤儿未登场时……?如果绳子是后放的,而是用戏服/道具勒死。
如果是合谋,
一群中国人要杀一位可能会颠覆武汉会战的日本军官,为什么不可以。如果是密室题目。伊藤在一段时间内关窗,最容易下手点。绳子和柱子可以组成一个形同定滑轮。(只是猜测,后按照一楼二楼图,舞台与案发现场相隔距离较远,远程难以操作。最后推翻。)
较有嫌疑的是:近腾可能在被发现的一会会死的(凶手/帮凶在其过了一会儿)。父亲应该是帮凶。在他出去找土方时不是从左门进入而是右门的小门。如果在找他的时候将他带走,走到自己房间,有人从楼梯哪里进去近藤房间将其杀害再次出去。而他们两个在右边房间。较有嫌疑的是:贾老板、花名册上的扫地工。贾老板着墨很多也会惹人怀疑,有不在场证明。试想其在表演的换场之间曾借由(班中事务)离开,表演开始回来,不是也是一直在看戏?如果其假扮扫地工行事,钝器之伤为扫帚所致。而其藏身不是在左房,而是在右房,近藤见是扫地工并不提防。

为什么认为扫地工/伪装扫地工呢?因为全场最自由的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小二。
若是按安眠药的套路。假设是"扫地工"(贾老板)下了安眠药,近藤一饮而进,扫地工将适先备好的杯子换掉装有药的、近藤喝完的酒杯。(混在收拾的器具中离开。),再用钝器做打晕状。所以之后食物里没被发现有药。
"扫地工"收拾东西,在近藤进屋时去左包间。他把门虚掩,之后再开小门就不不会有旋转声音。
后我们又发现了花名册上的小二,或许贾老板的位置,是小二所代替座的。他名为"贾仁",暗示着其伪装之术。

对楼房布局的探究
利用两个包间将人物空间错开。


接下来是对疑点的补充:假设父亲被冤枉,也就是小二之类的人杀的,奇怪的是水是自己带的,不可能有被下药的情况,那么就只有父亲才做得到把近藤打晕,如果真凶事先躲在左包房,那么就会被父亲发现,就算父亲不阻拦他,然后近藤被杀,那父亲为何不跑呢?因为无论怎么怀疑,最后最大的嫌疑人就只有他了。那父亲岂不是背锅了,那就为了自己,没有其他人在包间。
而从文中看父亲的举止,都有些可疑,那就暂时不管他,因为父亲无辜的话,就只有近藤身边单位人了。
排除了父亲,那就只有土方了,他是守卫,把人打晕的话,应该不在话下,可跟了十几年的人了,怎么可能突然就杀了他。

再结合资料(蓝字)和全文排除直接自杀:
自勒 常有自杀案情或有遗书。室内现场多门窗紧闭,无搏斗动乱迹象,无别人足印。自勒死者多取仰卧位,颈部勒绳结扣较少。如果为重复打结,则第二结扣松弛,结扣多位于颈前部,少见于颈侧方,更罕见于颈后。自勒死者可能保持两手拉住勒绳或勒绳绕手紧拉的姿态。有时可见用短棒、镙丝刀或烟斗柄等插入勒套中,扭紧固定。也有用重物如砖石、枕头等悬吊勒绳两端致死。如勒绳下垫衬柔软物件、纸张时,提示为自勒。自勒死者勒沟外表和深部组织损伤较轻。也有自刎未遂或服毒未死后自勒身死的。还见先自勒再跳水或高坠而死亡的案例发生,此时颈部的勒绳多不紧。自勒者手足或头面部也可因濒死期肌肉抽搐发生撞碰,但损伤表浅。

相声、对话内容
那天对话,一定是近藤把父亲当做知己,然后对父亲说了自己马上要指挥武汉会战,父亲爱国,请求他不要参战,于是二人发生矛盾。若观此,相声应与民族荣辱有关。

从文中来,可以看出近藤是个感性的人。

吾以为,此诸葛亮之《空城计》也非虚晃一笔,或许其暗示了:近藤是自己谋划的死亡,你们都被骗了,哈哈哈。但若直接自杀,会让家族蒙羞。
那么最后,根据土方级的证词:排除了其他人进入二楼杀人的可能性;一致认为父亲在六月初的时候与近藤吵架的原因,就是近藤可能给父亲讲了自己不久就要领导武汉会战了,处于爱国的父亲,恳求近藤放弃,但是如果近藤放弃了,他极有可能自己会被处决和家族也会处决他,而他一直把父亲当做自己的知己,本来想得到原谅,却得到这样的答案,大家就这样吵了起来,导致拔枪出现;接着他们分开后,父亲的日记中写到:失望,这不就表明父亲已有杀心,于是,他身上藏刀就是为了民族,杀掉近藤。那为什么近藤又重返剧院,为了告别?还是我们前面写的,近藤其实也十分喜欢中国,他不忍心自己去参战,来攻打自己好不容易来的知己的祖国(因为他自己也是被家族被迫而来的),于是也有了放弃之心或者已死之心;就这样近藤来到剧院,这个时候有两种情况:

一,父亲亲手杀了近藤;在相声与最后《赵氏孤儿》上场的期间,既5.50-6.20这个时间段(因为这个时候近藤在休息),父亲算了下时间,估计近藤可能睡着了,悄悄的推开小门,刀柄敲晕近藤,杀了他,为了摆脱嫌疑,特地等了好一会,然后从左包房的门出去,示意土方级开门;但这样就有一个疑点:原文写到一般父亲都是敲门才能从小门进入,而父亲没有,而是直接开门,在六月的时候他们这样岂不是很假,除非贾老板给了父亲钥匙。
二,其实近藤已有已死之心,他过来就是想让父亲帮忙制造他被其他人杀掉的现场,这样自己死了,不会给自己祖国丢脸,给家族丢脸,就像我们上面写的一样,为了知己,还有自己喜欢的中国,制造了这样一场他杀案;父亲也是为了民族,而且早有了杀心,于是答应了。为了让近藤死的安详一点,敲晕了他,死前近藤一脸的安详,然后为了洗清自己嫌疑,父亲特地等了一会,才从左包间出去。但是,小鬼子土方级在慌乱中为了保命指证了父亲,于是想跑的父亲也被迫留下来了。
总结:就是第一种,父亲杀人,贾老板提供钥匙;
第二种,父亲应近藤要求杀人,
但无论那种,父亲必然逃不掉嫌疑。
匿名
| 发表于 2018-8-1 20:00:43 | 2018-8-3 17:13编辑
分析与推理:
1. 王安或土方吉行凶的排除
本案实为密室杀人,但密室构成前提是,王安或土方吉没有参与行凶。
土方吉的排除:主要是没有动机,毕竟是跟了近藤俊一十几年的下属,近藤显然很信任他。当然如果他有隐藏的动机,到戏班行凶是为了嫁祸,自然可以轻松完成作案过程,这一点因为年代久远,已无法证伪。但从表面证据看来,他作案的可能不大。
王安行凶的排除:他带了匕首,但匕首是干净的;王安此前与近藤有过争执,有一定的动机,但如果他真的行凶了,应该采用匕首杀人,不需要再勒杀;再者,如果他杀了人,便当知自己是逃不掉的了,在确保妻儿平安后,他大可以认罪画押,没必要在法院上还喊冤枉,导致多吃苦头,打得连妈都不认识。

2. 王安是否是帮凶或者是知情人?是否有包庇罪?
答案也是否定的。理由同上,如果王安知道凶杀内情,要么就曝出来,要么就咽下去。既然他没曝出来,在确保妻儿安全后却又不甘心认罪,因而王安并不知道内情的可能性大。

3. 核心诡计——密室的概况
在确定土方和王安均不是真相知情人后,近藤俊一被杀一案就变成了一个密室杀人案。案发地点是二楼,根据描述,二楼只有三个空间,也即:左包房,右包房,走廊。这三个空间彼此独立,构成了一个连通的三角形;而且每个空间里一览无遗,没有其他隐藏空间;所以密室的完成只能着眼于这三个空间。在一般情况下,左包房和走廊分别有王安和土方吉;而在特殊时点上,王安存在着流动性。王安的走动便是这个密室的破绽所在。

4. 案发当日,近藤死亡前后的时间线梳理与相关分析
下午四点半,近藤来到戏院,王安和近藤,土方上了二楼。值得注意的是,近藤来此并没有特殊规律,而近藤返回北平也是秘密调遣,所以并没有人预先能预料近藤会在这一天这个时间来到戏院。而杀人手法的带有思虑性,应有一定的谋划,所以凶手应当是在四点半之后在戏院并且知道了近藤抵达的人。(这一点排除“我”作案,因为当时“我”的日常是上学,无法知道当天近藤会过来;毕竟作为第一叙述者,如果他其实是凶手,那很多地方角度就不同了。)
四点半,近藤到达右边包房时,台上在唱《空城计》,结合后面的演员表出现的角色,案发当天《空城计》最可能的版本(全场半个小时多)见下方链接。结合唱词可知,从近藤抵达右边包房到《空城计》结束,还有二十分钟左右。
http://tv.cntv.cn/video/C10301/cca92d1825084bffa798430ea50df5f1
《空城计》之后是《百花亭》,后者耗时一个小时左右,所以即使忽略中间换场的耽搁,近藤看完戏剧表演时,至少已经五点五十分。
再之后比较确切的时间点和事件便是六点二十五分,那时候土方推开窗户冲贾仁老板喊话,贾仁上去发现尸体。而土方推开窗户前,与王安共同发现尸体。而尸检报告称死者在六点到六点三十之间死亡,与实情吻合。
下午五点五十到六点二十五,这段时间各人的活动便是本案的关键。

5. 尸检结果与分析
死亡时间与情景吻合,不做赘述。
死因是麻绳绕颈两圈相交于颈后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推论为凶手在近藤后方用绳子勒死了近藤。值得在意的是,死者后脑勺偏上的地方有小钝器伤,现场却没有留下可疑的凶器。
另外,照片为证:死者尸体被发现时,是安详地仰卧在摇椅上。这种姿势,是没办法被人击中后脑勺的,而且后脑勺小钝挫伤的描述提示此伤不是近藤不小心摔倒撞到的。因此,近藤在躺下前被一个身高不矮的人从后面用小钝器袭击。
矛盾点:如果钝器袭击者和麻绳勒杀者是同一个人,那问题来了,凶手为了什么理由要将近藤扶到摇椅上,让他安详地躺着呢?而且从勒痕描述来看(原文述“无法判断凶手身高”),凶手是先将近藤打晕,再扶到摇椅上躺好,再进行勒杀。这种情景是不合理的。
而这个矛盾得到的合理推论是:钝器袭击者和麻绳勒杀者不是同一个人,前者先将近藤打晕,扶到摇椅上躺好;后者直接对躺着的近藤进行勒杀。
钝器袭击者的身份及凶器:如前所述,二楼只有三个空间,藏不了多少人。如果凶手是个人行动,案发时间内的二楼就只有四个人。因此,钝器袭击者只能是王安(理由和可能的心境后面会分析)。另外,现场能充当钝器的东西不多,军用水壶(铝制)或许可以拿来砸人,但这也不算“小”钝器;所以留有痕迹的小钝器是王安匕首的“刀柄”。(这是最可能的推论)

6. 密室解构
如前所述,二楼可以简化成一个“三角模型”。在五点五十到六点二十五之间,王安会先打晕近藤,之后凶手进来勒杀。王安击打近藤时,近藤还没躺下,所以只能是发生在五点五十之后京剧结束后不久,近藤真正躺下小憩之前。那时候右包房里的三人都会站起来,土方吉会先走到外面守着,近藤和王安或许会随便说两句。就在土方吉出了右包房大门不久,王安就打晕了近藤,并将他安放在摇椅上(理由和细节下文再述)。
之后,王安会从右包房大门出去,走到走廊,再经左包房的大门进入左包房。而就在这个三角轮换的过程中,凶手从左包房经由房内小门进入右包房,勒杀已经昏迷的近藤。
六点二十五左右,王安敲房内小门无人应答,遂经大门走到了走廊,再在与土方耽搁了一些时间后,经由右边大门进入右包房。而就在轮换的过程中,凶手由右包房经房内小门进入左包房。
在土方将贾老板喊上楼,贾老板、土方、王安都在右包房里面之后,凶手经由左包房大门出到走廊,再混入人群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7. 密室解构补充之——王安打晕近藤的机会
故事描述和王安的日记提示:王安与近藤既往交谈甚欢,甚至有机会聊到战争这种敏感话题;而土方只是扮演一个随从/保镖的角色。以往很多次,土方守在走廊的时候,近藤和王安都很有可能在包房内聊天。证据:六月那次,两人聊到战争,争执起,近藤甚至拿出手枪抵在王安额头上;也正是这个导致了案发当天看戏时两人没说多少话。然而,土方对这个现象却是“不知何故”,说明土方并不知道两人在六月份的那次争执。这也表明,两人私聊,土方退守外面的场景并不是会让土方觉得在意的场景。因此,案发当天,京剧结束后,近藤小憩前,王安是有可能与近藤独处的。

8. 密室解构补充之——王安离开右包房时的途径分析
既往,相声表演时,王安会离开右包房,或有表演安排而去舞台,或去左边包房。如果王安要去舞台,他自然会从右包房大门离开;如果王安目标直接是左包房,可以从房内小门走,也可以走大门经走廊。但是,王安离开时,近藤一般都是准备躺下休息,如果走房内小门,无疑会发出很大的噪声,近藤势必不喜欢。尽管互相赏识,但王安的实际地位毕竟低下,所以他应当会为近藤着想(这一点从近藤被打晕后还有“安详”的睡姿也能看出),所以虽然故事中这个细节没有被揪出来,但王安退离右包房时走大门经走廊的可能性大。

9. 从案发当日的情形推算行凶者之一
那日近藤到场,京剧已经上演,观众都看着舞台,近藤上二楼是在观众的背后,一般观众还不知道近藤已经到来(除了贾老板这种还会回头和人交流的,还有一些看戏不专心的)。而比较容易看到近藤抵达的人自然是戏班内部成员,他们在舞台上,看着观众,看着大门方向,自然很容易看到近藤抵达。另外,一般观众是无法享受二楼包房的,所以他们也很难做到有技术含量的谋杀,而戏班内部的人对戏院建筑结构自然更了解些。因此,凶手是戏班内部的人的可能性大。(也即嫌疑人是故事中列举出来的人员名单以及故事中出现过的人)
按照上文所述手法,凶手必须预先藏匿于二楼左边包房之中(这个时间是《百花亭》演出的时间),而且凶手行凶后一直呆在了右包房,直到六点二十五左右(那个时候《赵氏孤儿》已经开播);所以凶手必须是在《百花亭》以及《赵氏孤儿》演出期间有自己的空余时间的人。文武场要负责伴奏,走不开;班主王安已经要陪近藤,另一个班主秦漢自然无法走开(缺班主自然会被发现,当属“值得在意的情况”,很可能会被人提起);小二只有两个,要招呼那么多客人,如果消失了一个,另一个早该报告了;相声只有两个人,那段时间王安不说相声,他们应该都要上场;扫地工陈伯倒不一定时时刻刻要扫地,他消失一会也不会有人注意,但是,一个70岁的老爷子,不该采用勒死这种耗力气的手法(当然这里没办法百分百排除陈老爷子)。
排除了这些,剩下的就只有京剧的参演人员了!!然而,比对《百花亭》和《赵氏孤儿》的名单后,发现戏班全员都至少参演了这两场的其中一场。除了陈伯,戏班内部成员竟无人有时机行凶?

10. 插曲——老板贾仁回忆参演名单的提示
贾仁回忆时,是先把当日参演角色列出来;再根据档案信息填补具体哪个角色哪个名字;而且最后也是思虑再三,不敢说百分百正确。因此可以认为,参演的角色(如老生/小生/花旦/醜等)是确定的,但那个角色对应的人却不一定百分百可靠。更确切地说,贾仁记得的名字应该是计划的安排,毕竟舞台上具体那个人,透过浓妆,肯定无法辨别。若是演出过程发生什么意外,A替换了B,这就是贾仁无法得知的了。
在《赵氏孤儿》中,老生、净都出场了两个,而花旦、小生、醜只出场一个;《百花亭》中则是花旦、小生、醜各自只出场一个。戏班里,老生、净、花旦、小生、醜均是两个人,所以只能确定老生和净的扮演者一定要参演《赵氏孤儿》,没有时间行凶。而花旦、小生、醜的扮演者中,有一人既没有参演《百花亭》,也没有参演《赵氏孤儿》,他跑过去行凶了。实际演出时,由另一个替上。
顺便提一下,如果有参演的人,必然化了妆,这样的人经过观众区到达二楼必然会引人注意。所以可以认为参演者不可能还能够去行凶。

11. 从案发当日的情形推算行凶者之二
承上,根据贾老板的回忆偏差以及当时现场略带混乱的情况,行凶者很有可能是花旦、小生、醜的扮演者之一。
如前所述,凶手还要知道近藤抵达了二楼。在《空城计》时,近藤抵达二楼,根据诸葛亮唱词及《空城计》剧情,当时两位老兵(醜)是在舞台城墙下,正面面对着观众席,他们很容易便得知近藤的到来(见附图,圆圈示两位老兵的位置)。而《空城计》中没有花旦出场,尚还有一位小生出场。因为在后台的其他人实在没办法看到到来的近藤,所以嫌疑人排除花旦,缩小在醜和小生之间。
再进一步,贾老板记忆中的人与角色是计划中的,《空城计》时,并没有任何意外出现,所以《空城计》的名单应当是对的,也即嫌疑人落在羅進三(醜),萧章華(醜)与朱秀先(小生)之间。


12. 杀害近藤的可能的动机分析
王安的动机是激忿填膺以及失望透顶等情绪;与王安交好不忍王安堕落,希望王安有个好名声的人(譬如“我”)的杀人动机可以是挽救王安名声,把他塑造成英雄;军方相关动机:类似特工任务,杀了重要军官近藤,救国救民;最后就是屁民杀个日本鬼子泄愤了。

13. 动机与嫌疑人在戏院工作时间的联系
上条所述动机中,因为嫌疑人落在和王安泛泛之交的戏班成员头上,所以动机最可能的是:某个戏班成员有特殊身份,他混进戏班就是为了接近近藤,完成刺杀任务,拯救党国。若是如此,凶手必然是在得知近藤会到这个戏院之后,才混进这个戏院。近藤是在1937年11月中旬开始来戏院的,而在1937年11月中旬之后才加入戏院的人有:羅進三,姜曼玉以及小二骆馀。

14. 凶手推定
根据手法及可能性分析,嫌疑人是朱秀先,羅進三和萧章華;根据动机及可能性分析,嫌疑人是羅進三,姜曼玉和骆馀。同时满足这两个推论的,便是凶手  羅進三。

案件还原:

在1937年11月中旬,近藤开始来戏院看戏。羅進三是一名特工,领了追杀近藤的任务。为了执行任务,他于1937年11月29日加入贾老板的戏院。羅進三摸清楚近藤的习惯后,便开始筹谋。计划完备后,就等待某个机会了。
案发当天,近藤来看戏,当时羅進三正在演《空城计》中的老兵,他当时正对着大门方向,一下子就看到近藤来了,于是他决心当天执行刺杀计划。
按计划,羅進三在《百花亭》那一场还有演出,但他下了《空城计》后,私底下找萧章華,以身体不舒服或者要上茅厕等作为借口,让萧章華替一场。(如果《百花亭》的演出表是贾仁记错人了,那就更好办了)
溜出来的羅進三自然是卸了妆,穿过观众席,来到了二楼。(一个平常人在一堆平常人中走过,自然不会引起什么动静)羅進三抵达二楼后,先进入没有人的左边包房,等待时机,那时候是《百花亭》上演期间。
另一方面,当天王安接待近藤,两人却因为一月前的别扭而彼此不说话,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近藤还是在乐悠悠地看戏,王安却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干脆杀了近藤(所以贾老板提过,京剧期间,近藤认真看戏鼓掌,王安却注意力集中在近藤身上)
等到《百花亭》结束,按计划到了相声时间,近藤自然提出小憩一下,土方吉就此退出走廊,守着门口。王安却有些话要在二人独处期间说,不吐不快,那些话自然是与战争敏感话题相关,两人意见不同的话。王安提到这些话时,自然也会引起近藤的反感,近藤一边没好气地回话,一边转身关窗,准备打发王安走,不理他。
近藤漫不经心的回话却刺激到了王安,他趁着近藤转过身准备去关窗的时候,拿出了匕首。但王安犹豫再三,还是下不了杀手,却又激愤交加,遂用匕首的刀柄部分,狠狠地砸在了近藤的后脑勺上。近藤晕了过去,王安慌张之余,却探到近藤只是晕了过去,还有气息。王安将近藤扶到摇椅上,细心呵护着,将近藤摆成一个最舒服的躺姿。王安想着等近藤醒后,道个歉,凭着既往的交情,对方当不至于不留余地。安置好近藤后,王安关上窗,好让近藤好好休息,便经大门退出走廊,经由走廊回到左边包房。
就在王安关上窗时,在左边包房留意着右边动静的羅進三准备行动了。他认为,关上了窗,就代表近藤将独自一人休息,独处的机会便是羅進三刺杀的时机。羅進三计算着时间,估摸着大家都离开了,便经由房内小门穿过去。或许羅進三听到了王安砸晕近藤时的动静,或许羅進三原本做好了伪装再突袭的准备,但事实是羅進三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躺在摇椅上睡着/昏迷的近藤。这自然是天赐时机,羅進三拿出事先准备的麻绳勒死了近藤。
另一方面,回到左边包厢的王安心绪难平,一直忧虑着待会怎么面对近藤,所以相声他自然是没心情看的了。好不容易熬到了相声结束,他去敲门,近藤却没回应;京剧又快开始了,敲门还是没回应。王安心中可能在想,或许下手重了些,依然昏迷未醒。他自然是走到走廊找土方,与土方一起经右边大门进入右边包厢。却没想到发现的是尸体。王安惊愕至极,难以置信,嘴里只喃喃念叨着近藤的名字。
而羅進三行凶后一直呆在右边包厢,估摸着到时间了,王安敲门没回应自会到走廊找土方。羅進三就趁着这个时机从右边包厢经由房内小门穿回左边包厢。等到他们发现尸体,进入右边包厢后,羅進三再出走廊,离开。(注:虽然三个空间彼此之间的隔音效果很好,但羅進三在左、右包房之间穿梭时,仍可以采用一些方法来把握穿房内小门的时机,比如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待在左/右包房时,包房对走廊的大门暂时不关得十分严实,留有缝隙,这样就能监听到走廊的动静。在确定另外两个人都在走廊的时候,顺手关上大门,再迅速在房内进行小门穿梭。)

四点半时老兵(醜)位置图

四点半时老兵(醜)位置图
匿名
| 发表于 2018-8-1 20:00:49
占楼占楼
匿名
| 发表于 2018-8-1 20:03:10 | 2018-8-2 19:40编辑
推理如下图 1533209744778659.jpg 1533209745861279.jpg 发现有向《霸王别姬》致敬的地方。程蝶如,段元楼
匿名
| 发表于 2018-8-1 20:03:20 | 2018-8-2 19:16编辑
第一部分:推理分析
一、尸体及现场环境分析
1、原文对尸体的描述如下,“死亡时间在当日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考虑发现尸体的时间可以再减少五分钟)”【18:00-18:25】,“近藤仰面靠在摇椅上闭着双眼,脖子上还缠绕着一条麻绳”,“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凶器确定是现场发现的那条长约三尺直径五分的普通麻绳,在脖子上缠绕了两圈相交于颈后。”“后脑偏上处有一非致命伤痕,是小型钝器击打造成,除此之外没有近期造成的其他外伤。根据伤情程度判断当时近藤被打晕完全失去意识,随后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勒死,法医推测整个勒杀过程需要花费三分钟。近藤死前是在摇椅上坐着,故无法从伤口方向推断凶手的大致身高。”

    对此,我们可以得出凶手杀人的手法,先是趁死者坐在摇椅上时,从后面【后脑偏上处】用小钝器打晕死者,之后用麻绳在脖子上绕了两圈,勒了3分钟,勒死死者。这里大致能判断出的信息为,凶手要么身材矮小力气不大,要么就是对死者的仇恨颇深,确保一定能致死者于死地,否则不会绕两圈,又勒了3分钟之久。
    其次,凶手可以在死者坐椅子上休息时从后面接近他,而身为军人的死者又毫无防备【死时双手的摆放,没有挣扎痕迹】,可见此人进出房间应该是职务上的正常行为,不会引起警觉或注意。那么我们可以把凶手的范围锁定在剧院的工作人员身上,特别是服务性质的人身上。
2、“照片上的近藤俊一摇椅旁的小桌子上放着两碟糕点和水壶,水壶样式与军用水壶相同。”文中表明水与糕点无毒,可排除中毒的可能性。
3、对于是否有人有可能进出包间,文中堵住了所有道路,一方面这里没有暗道机关,门的性质【发出声音】也不允许有人突然进入而不被察觉。另一方面,作为保镖守在门外的土方吉也作证没有人进来过,证词为“土方吉作证他到戏院后没有见到其他人进过包间”“土方吉说舞台表演时自己与近藤、王安是同处一室,之后近藤休息他一直都在门外,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入过二楼的任何一个包间。”
4、死者的性格在原文描写如下,“近藤确实喜爱京剧,尤其偏爱看《西厢记》《桃花扇》这类讲述情爱故事的剧目”,“年轻时本励志要做一名汉文化研究学者。出于这种家庭原因他不得不参军”,可见死者本是一个富有浪费主义精神的人,但是骨子里的军国主义思想还是占了上风。案发当天,“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因为上次分开时,二人为了一些事发生了争执,父亲不知死者这次再来是否还会考虑自己上一次提出过的问题。

二、案发前后的时间线:
北平  1937年11月中旬,死者第一次来剧院【华北方面军第6师团参谋长】。
1938年6月初  近藤被调动参与武汉会战【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
6月5日   父亲和死者发生争执,原文为“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
7月7日   16:30 死者再次来到剧院。
18:25        被害身亡。

根据时间线可知,6月初父亲和死者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争执,面对甚至要开枪打死自己的死者,父亲不是害怕或愤怒,而是很失望。可见他们争执的事情是有关良知方面的事情,而并非是有关战争的事情,毕竟他们也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发生过争吵,但都是无伤大雅的。

三、嫌疑人排查:
1、贾老板:案发时他一直在第一排看戏,人证很多,完全可以排除。
2、参演百花亭和赵氏孤儿的演员:因为演百花亭是死者正在观看,而演赵氏孤儿时,演员要带好妆候场【文中提到带妆太费时间】,没有机会去杀人。可以排除。
3、演出空城计的演员也在后两部戏中,没有时间离开,也可排除。
4、扫地工年纪太大,行动不便,可排除【没有歧视老人的意思】。
5、讲相声的二人在死者死时正在表演,可排除。
6、两个小二的嫌疑并未排除。其中小二阮从建戏院就在这里工作,应该无可疑。小二骆余来这里工作的时间最短,而且正是在案发前后在剧院工作的【1938.5.20-1938.7.18】,因此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7、父亲:如果真是他杀的死者,他反正是要被日本人弄死的,为什么不承认下来呢?放着好好的民族英雄不做呢?所以父亲讲的应该是真话,不是他杀害的死者。在见到死者后,“我父亲瞪着双眼念念有词好像在重复近藤的名字”,这里也表明父亲对死者是有情谊的。
8、土方吉:作为一个保镖,他并没有什么杀人的动机。但有一点可疑之处,就是在发现尸体后被日本军官责问时,“土方吉吓得跪在了地上匍匐着,后背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大半”,汗水这么多也可能是在案发时他离开了房间门口,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但怕被责骂,所以要故意说谎,说自己一直在门口。因为没动机,所以可以排除。

第二部分:案件还原
具有文艺气质的父亲与死者相识于戏院。小二骆余知道死者喜欢来戏院看戏,所以5月底怀着某些家仇来到了戏院当小二【可以在戏院打零工】,想借机可以杀掉死者,为父母报仇。父亲知道了骆余的身世,在6月初的时候和死者为这事有关一番谈话,但死者认为这是战争下的牺牲品,他不会替他的国家向一个小孩道歉【谈话内容大致如此吧,主要是关于骆余身世的】。父亲觉得死者这样丧失了为人基本的良知,对死者很失望。
一个月后,死者又来听戏。骆余趁人不备事先溜到了左侧包间【父亲常呆的包间】。与之前一样,在听相声时,死者要关窗关门休息,父亲通过小门退到了左侧的房间。他关上门时发现了事先躲进来的骆余。骆余拿着一把新匕首,或许以自杀相逼,让父亲不要阻止他去杀死者。父亲本身也是很痛苦挣扎的,因为他和死者也算是朋友,不能眼看着他被人杀死【当时父亲根本没有看相声表演,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表演的内容】。最终,骆余趁下一部戏开场时从小门过到死者的包间,用刀敲晕了他,然后拿麻绳勒死死者。之后从小门又躲回到左侧的包间。父亲出去找土方吉,此时土方吉很可能并未一直守在门口,毕竟经常来,也放松了警惕。土方吉可能从楼梯下面跑上来,然后开门看到死者。骆余可以趁二人在死者房间时偷溜下楼,毕竟这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戏台上。死者死后不久,骆余就离开了戏院,他有可能想自首,救下父亲,但是父亲拒绝了,毕竟他还是孩子嘛,还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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