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贝克街杯推理大赛第一题「答案提交帖」

在认真思考了本题之后，我们想到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排除了一切不可能后，剩下的，不论你多么不愿意相信，那就是真相。
       关于本题，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排除法来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凶手是谁。
       文中写的很清楚，“在近藤小憩时土方在门外看守，其他人无论进入哪个包间他必然会看到。两个包间中间是有一扇小门的，只有父亲可以在土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右包间杀人再回到左包间。至于说有人事先躲进左包间，趁着我父亲不注意去右包间杀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包间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通过这一段的叙述我们可以排除除了父亲和土方之外的所有人。而具备杀害近藤动机的人只有父亲，所以我们暂时将凶手定为父亲进行案件还原。
       案发当天，近藤在相声表演时进行小憩，父亲决定抓住这或许是唯一的机会为中国人民除害，因为近藤已被调往武汉，或许再不会来此听戏了。父亲推开两个包间之间的小门，这是因为转轴的声音，近藤或许会醒来，但是看到来人是父亲后会放松警惕，父亲使用桌上的军用水壶打晕近藤后使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将其勒死，之后回到左包间，让土方推门发现尸体。父亲不清楚当天相声的内容，也可以说明此时他不在听相声，而父亲身上的匕首是为了勒死近藤失败后拼死一搏用的，因为计划顺利所以没有用上。父亲之所以一直不承认是为了给“我”和母亲足够的时间逃离北平，不承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我和母亲以及戏院众人受到牵连。
       凶案过程就是如此，其次是作案动机。
      “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父亲与近藤的最后一次的激烈争执发生在6月5日，父亲在日记中表达了失望之情。
      近藤被调走的时候和他与父亲的争吵几乎是同一时间段发生，可以推测这两件事情有着一定的联系。推理：父亲一直以为近藤是喜好中华文化的，以侵略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只是受形势所逼，父亲相信近藤内心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但是听到近藤即将调往武汉前线的消息后，父亲质问近藤，二人发生争执，父亲此时对近藤完全失望，决定为民除害。
       答题完毕。

土方是凶手。能杀害近藤的只有王安和他的保镖，王安被关押时并不承认罪行，因此土方嫌疑最大。
杀人时间就是相声场出演时。土方走进包间，用钝器将近藤砸晕后勒死。之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假设四种可能性1.近藤是自杀2.土方吉杀的3.父亲杀的4.场内工作人员。

1.一个人自杀是无法从背后勒住自己用钝器打自己后脑勺（可以排除 ）
2.土方吉的离案发地就最近而且是他发现的尸体完全可以贼喊捉贼（暂时不可排除）
3.嫌疑最大多次进出案发现场（占时不可排除）
4.无论是谁如果爬床一定会被戏台表演者发现，走正路又有土方吉看管（可以排除）

死者异常情况看，很快他要打杖，死者是因为家族规定无奈参军，死者很喜爱中国文化，父亲与死者最后一次见面好像闹的不愉快。
验证1.土方吉也是日本人大战将至就算又仇也不会出手杀他。

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剩下的那个即使再不可思议，那也是事实。
——福尔摩斯

据我推理近藤因喜爱中国文化又不想当一名侵略者但无奈军命大如天所以一心求死日本是武士道注意自杀影响家族，所以拜托父亲杀了他，父亲不肯所以他们闹的不愉快，近藤再来时父亲终于答应了近藤杀了他。

我认为真正的凶手是骆馀。
像往常一样，近藤来到了戏院，看戏时由王安陪同，由于上次见面时产生的较大分歧(我猜是因为近藤调职继续侵华而王安出言讽刺让近藤恼羞成怒导致的)，所以王安与近藤之间话并不多，到了相声场是，王安知道机会来了，但是他还在犹豫，当他正准备下定决心过去刺杀近藤打开门时，应该恰好看到了骆馀将近藤敲晕，然后在尴尬过后骆将其杀掉离开，王装作不知道。
理由:近藤是被勒死的，为什么头上会有钝器的伤你，我认为是因为凶手的力量无法直接将其勒死，所以才先将其击晕，所以凶手年龄应该在20岁以下，而近藤作为一个戏院的水都不肯喝的谨慎的人，又怎么会有糕点留在桌子上，所以应该是小二以此为借口到来的，这是土方应该是去买烧饼了，所以并没有看到，加上骆来的是来这里工作最晚的，其他人都话有可能在此之前就行动了。

凶手是十六岁的小二——骆馀。
首先确定，土方吉一定不是凶手。土方吉从始至终没有杀人动机且是近藤十几年的保镖，也不能根据任何线索找出土方吉激情杀人的痕迹，所以先确定他说的是实话。
再确定，父亲，也就是王安，也不是凶手。父亲随身携带一把匕首，想杀近藤用刀明显更方便，况且他在杀了人之后，完全可以借自己一会儿要演戏（说相声）为由，骗过保镖（土方吉）溜走。有将近半小时的时间，完全够他溜走。所以父亲没必要贼喊捉贼，暴露自己。况且这种密室杀人案自己本身就是重点怀疑对象，不逃跑也一定会被人怀疑，所以只有他自己不知情才会留在现场而被抓捕、冤枉。但是父亲应该是原本准备用刀杀掉近藤，动机应该源于一个月前那次在戏院的争执。所以父亲在看戏时目光都集中在近藤身上，心不在焉。可能是因为近藤是父亲难觅的知音，父亲又是一个书生，他没有忍心下手，还是走出了大门，绕回自己的左包间。所以在听相声之时，父亲也是在思考或者懊悔，并没有认真听戏，所以在警察盘问时记不得相声所演具体曲目。
贾老板有证人证明一直在第一排看戏，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所以贾老板也不可能是凶手。
那么只有戏班子里的人可能是凶手。
从尸检结果看，近藤是在相声场的时间被害的。在第二场戏演完之后，按土方吉所说，并没有任何人走入两个包间，那么凶手就一定是在三人看戏之时便进入了左包间。到了相声场时，父亲和保镖二人离开，近藤关上窗户。父亲应该是和土方吉一同从包间的正面走出，然后父亲从走廊再走回左包间。如果父亲是直接从小门穿入左包房，那么一定会撞见凶手，这样一来整个二楼便没有凶手的藏身之地。在父亲从走廊走进左包间的这段时间里，凶手可以通过小门进入右包间，从后偷袭打晕他，并将其勒死，然后就在右包间里等候。等到第三场戏开始时，凶手趁父亲走出左包间去找土方吉时，再溜回左包间，接下来便等候大家发现近藤的尸体。在土方吉冲进右包间从窗口喊贾老板，父亲在右包间门口发愣时，趁乱溜走，此时完成犯罪并成功逃跑。
能完成这个手法的人一定是近藤来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包间的人。近藤刚来时，正在演第一场戏，因此第一场戏的人可以在演第二场戏时进入左包间埋伏。第二场戏的人不可能，因为他们演完之后，父亲就已经回到了左包间，时间上来不及。第三场戏的人更不可能，他们为了演戏，没法停留在包间，戏开场之前少了一个演员一定会引起骚动，更容易暴露。第一场戏只有罗进三无需演出第三场戏，但是他要演出第二场戏。而已知近藤是在相声演出时被害，那么演出相声的人也不可能。因此演员全被排除。
那么只有可能是不参与演出的人。只剩陈伯、秦汉、阮春生和骆馀。从他们进入戏班子的时间来看，在近藤来之前便进入戏班子的不可能是凶手。他们只是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近藤在军事上的地位的。只有国军或者地下党才有可能知道这一点，所以杀人的只有假扮戏班子的军人，杀了近藤就可以延缓第2军的攻势。而军人很早进入戏园子等待一个喜欢听戏的重要日本军官前来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只有近藤来之后，再进入戏班子的人最有可能。所以从进入戏班子的时间来看，排除到最后，只剩骆馀了。
骆馀在三人听戏时便进入了左包间，等到第二场戏结束，看到右包间的窗户关上，确定土方吉和父亲走出之后，便敲小门进入左包间，谎称自己受托于贾老板，来请父亲登台演出，顺便来告诉近藤，父亲需要下台之后才能来陪近藤看戏。得到近藤允许后往房门处走去，而近藤的摇椅是面向窗户的。小二正好走到近藤的身后，拿起桌上的酒壶击打近藤的后脑偏上的位置，然后将其勒死。等到相声演完，听左包间的父亲敲门数声无果，趁父亲走出左包间的门走到走廊和土方吉交流的时候，通过小门回到左包间，完成犯罪。凶手和其他人一样不了解父亲和近藤的感情，认为父亲是一个通日汉奸，杀了近藤把嫌疑推到父亲身上，一石二鸟。

蓝色为原文引用。

根据土方吉作证，凶案当天他们到戏院后没有见到其他人进过包间，因此只有在左包间的父亲可以犯案。
因此有作案可能的只能是二楼的土方吉和王安，土方吉和王安都有杀人的条件。
1、因为两人都有单独杀人的条件，而且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没有合谋的条件去杀一个日本人。因此排除两人合谋。
2、土方吉的杀人嫌疑，虽然有杀人的条件，但是作为一个追随了死者十几年的下属，土方吉没有杀人动机。因此排除。
3、王安的杀人嫌疑，作为本案最大的嫌疑人，王安有条件有动机，而且最终也付出了生命。如果王安确实是凶手的话，我觉得本题就出的没有意义了，不过还是对本案进行分析。

王安的杀人动机：

王安开始对近藤是充满感激的，从日记里可以知道“父亲博闻广识空有一身学问却一直无人赏识，在辽阳时仅是一个教书先生，到北平后又成了“戏子”一般的人，靠逗乐他人为生。近藤虽是日本人却也是第一个欣赏他的人，甚至还提出要邀请他去日本，所以父亲一直心存感激，将近藤看作自己的知音。”所以王安开始的时候一直把近藤看作自己的知音。

近藤是个怎样的人呢？从文中得知“近藤听得懂汉语，也能说，只是不太流利，正常交流还是没问题。我看到他常常被父亲说的话逗笑，有时更是他在说，父亲在听，两人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近藤确实喜爱京剧，尤其偏爱看《西厢记》《桃花扇》这类讲述情爱故事的剧目，对待戏院的一些演员们也极为客气，总以先生相称。”“近藤在读书时因为非常仰慕中国文化而自学汉语，对中国的古籍也如数家珍，年轻时本励志要做一名汉文化研究学者。他的家世显赫，在日本是有名的士官家族，出于这种家庭原因他不得不参军，三年前他终于被派到了中国，但是作为一名侵略者的身份。”所以王安对近藤“钦佩而又惋惜”，钦佩的是近藤的学识人品谦逊，而惋惜的是近藤始终是一名侵略者。

因此王安开始对近藤是没有杀人动机的，直到1938年6月5日，近藤与王安发生争执，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只有最后一次的争执不太一样，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被害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如此激烈的争执原因是什么呢？从文中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王安作为中国人，作为近藤的朋友肯定极力劝阻他去参与武汉会战，但是近藤作为帝国军人，以服从命令，效忠天皇为己任，因此与王安发生争执，之后近藤就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因此一个多月未来戏院。

以争执为转折点，王安对近藤由钦佩转变为仇恨，由了杀了近藤的动机。另外以下证据也证明了王安有了杀害近藤的想法。
1、案卷记载警察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
随身携带的匕首证明王安有了随时杀人的动机

2、期间贾老板偶有转头与后方的一些观众交谈，曾瞥见包间里的近藤为表演鼓掌，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
想到王安的杀人动机，随身携带的匕首，他现在注视着近藤绝对不是普通的注视，而是内心的挣扎，杀人的纠结

3、回到家母亲已经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我不敢开口，可父亲回不来，我终究还是得说。母亲听完很平静，但我还是看到她眼角有些许泪光。“小鬼子，该杀，你爹是个英雄。”她对我说。
从母亲那么平静的心情可以知道，他们早有了杀害日本人的计划，因此在知道杀了人后，才会表现的如此平静

证明王安不是凶手的证据（起码不是单独杀人的证据）
1、案卷记载警察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

还是同样的匕首，证明了王安的杀人动机，但也同样证明了王安并非杀人凶手，既然准备了匕首，又何必用麻绳勒死？麻绳的出现只是说明现场出现了第三个人，而第三个才是正真利用麻绳杀害近藤的凶手。

现在对现场出现的第三人进行推理。
1、根据土方吉的证词“舞台表演时自己与近藤、王安是同处一室，之后近藤休息他一直都在门外，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入过二楼的任何一个包间。”
关于近藤的死亡时间“得出的结论是死亡时间在当日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考虑发现尸体的时间可以再减少五分钟），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他不敢贸然开门怕打搅了近藤。到了下一场的演员们都已上台，他再次敲门却依然没人应答，又从窗户看到右边包间的窗户还是关着，所以只好出门找土方让其代为开门。”
节目表
空城计    16:30~17:00
百花亭    17:00~18:00
相声场    18:00~18:25
赵氏孤儿  18:25~


花旦 程蝶如                   百花亭
花旦 梅小云                                     赵氏孤儿
老生 杨啸良   空城计                        赵氏孤儿
老生 周慶瑜   空城计                        赵氏孤儿
小生 朱秀先   空城计                        赵氏孤儿
小生 姜曼玉                   百花亭
醜   萧章華   空城计                          赵氏孤儿
醜   羅進三   空城计       百花亭
净   段元楼   空城计                         赵氏孤儿
净   袁世君   空城计                         赵氏孤儿

根据节目表及死亡时间凶手的杀人时间为相声时间，而此时土方吉在包房外面，一直到发现尸体，他都证明没人进出过二楼的包房，由此我们得到2个结论：
1、凶手在相声表演开始前就已进入左包房，由于此时土方吉、王安及死者均在右包房，而且房间隔音较好，因此无人发现凶手进入包房。
2、凶手杀人后，直到赵氏孤儿开始均没有离开二楼的机会，因此赵氏孤儿的表演者不会是凶手。
2.1由于京剧都是带妆表演，因此同样两个花旦化完妆后无法分辨，因此不排除代替表演的可能性，但是同样的两个人如果都出现在赵氏孤儿，那么连代替的可能性都没有，可以排除嫌疑。

现在对戏院所有人进行排查。
所有人包括：贾老板、扫地小二秦班主、两名相声演员、十名京剧演员
根据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警察对他们进行了检查也没发现疑点”，而戏院的工作人员如扫地小二班主等由于工作需要，需要一直出现在戏院，因此均无作案可能。
因此贾老板、扫地小二秦班主等工作人员排除嫌疑。
由于凶案时间与相声时间重合，因此两名相声演员排除。
根据2.1，赵氏孤儿的两名净、老生由于均出现在舞台，因此排除。
其他六名均无法排除嫌疑，最大嫌疑的是“花旦 程蝶如”“小生 姜曼玉”“醜   羅進三”，其次嫌疑的是“花旦 梅小云”“小生 朱秀先”“醜   萧章華”。

本案有两个时间轴，一个是年代，一个是案发当天，现对年代时间轴进行整理。
年代时间轴：
1934年，近藤被派到了中国，任日军华北方面军第6师团参谋长
1935年初，贾仁建立了戏院
1936年7月25日，王安投奔戏院
1937年11月中旬，近藤第一次来戏院
1938年6月初，近藤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
1938年6月5日，近藤与王安发生争执，
1938年7月7日，近藤被害身亡
1938年7月10日，作者与母亲离开北平
1938年8月，王安被处决

通过时间轴，我们知道近藤第一次出现在戏院是1937年11月中旬，所以如果有组织要刺杀近藤，来戏院卧底的话应该在1937年11月中旬之后，我们来看看六位嫌疑人出现在戏院的时间。
*花旦 程蝶如 1935.1.12
花旦 梅小云  1935.4.3
小生 朱秀先  1935.4.6
*小生 姜曼玉 1938.1.15
醜   萧章華  1935.1.12
*醜   羅進三 1937.11.29
*表示之前的最大嫌疑

所以凶手是派来的卧底，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小生 姜曼玉”和“醜   羅進三”

最后通过贾老板的描述“每日出入的客人不下百人，尤其到了傍晚，有熟脸也有生脸，哪可能都记得。别说是过了七八年，就算是让我当时说出都有谁在旁经过也难，要能记住的不得是能引起注意的人呐。”
最大的可能性的“小生 姜曼玉”和“醜   羅進三”由于在百花亭中均要表演，两个人均不可能在表演完后迅速卸妆换衣，再避开所有人耳目进入二楼，因此其中一名凶手必定没有参演百花亭，从而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进入二楼。
当天近藤来的时候场上表演的是空城计，“小生 姜曼玉”和“醜   羅進三”之间只有“小生 姜曼玉”是没有表演，意味着他还没有化妆，因此只有他在看到近藤进入戏院后，决定杀人，才能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进入二楼。关于百花亭中的表演，他可以装病委托同样是小生的朱秀先代替。

因此当时案发现场的第三人最大的可能，就是“小生 姜曼玉”。

“醜   羅進三”也有一定可能性，百花厅的表演同样委托萧章華即可，只是他的可能性比“小生 姜曼玉”略低。

所以当天没有演出的“小生 姜曼玉”，在看到近藤来到后，迅速做出计划，让朱秀先代替自己表演百花亭，这样他整个晚上就都没有演出，为作案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在近藤等三人进入二楼右包房后，他趁人不备，进入了二楼左包房，待百花亭表演结束，土方吉、王安离开右包房，他就计划等王安来到左包房后，杀掉王安，再去右包房杀掉近藤。杀掉王安的原因则是“从小教导我仁义之道的父亲与一名日军军官走得如此近，令我非常不满，父亲的朋友们也渐渐与他疏远。”所以当天“小生 姜曼玉”的计划就是先杀王安，再杀近藤。在他们眼里，王安“就是一个向日本鬼子溜须拍马，受到周遭唾弃的汉奸。”那后来实际发生了什么呢？

开始就和计划一样，近藤、土方吉、王安三人去了右包房，“小生 姜曼玉”安排好替身后，隐藏到了左包房，等百花亭结束后，土方吉离开了包房，但是王安却没有离开右包房，因此他并不知道后面相声的内容，因为他此时在近藤房间准备杀掉近藤，他首先弄刀敲晕了近藤，因此在近藤“后脑偏上处有一非致命伤痕，是小型钝器击打造成”，而这个伤也将近藤敲晕，之后，在王安准备用刀杀掉近藤的时候，“小生 姜曼玉”从左包房来到了右包房，两人一起合谋杀了近藤，而由于王安有了杀掉近藤的做法，“小生 姜曼玉”放过了王安，而王安也有了保护凶手，独自承担杀人罪名的做法。杀人后，两人一起回到左包房，等赵氏孤儿开始后，王安假装去找土方吉，并发现尸体，把所有人叫到二楼后，“小生 姜曼玉”趁乱混在人群中，消失。

另有一个证据就是，王安报着必死的决心，因此将妻儿托付给了凶手，因此在1938年7月10日，作者与母亲离开北平后，“小生 姜曼玉”于1938年7月20日即离开北平，因为任务和托付都已完成，所以他迅速离开。

“小生 姜曼玉”是可能性较大，但是“醜   羅進三”同样可以采用相同手法，百花亭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足够他卸妆、换衣、替身、隐身到二楼。至于托付，“安定好之后我给贾老板发去了电报报平安并询问父亲的近况，那时正是8月中旬，”“醜   羅進三”在1938年8月25日离开，因为任务和托付均已完成。


写在最后，其实通过1937年11月中旬之后来到戏院这个条件，除了上面两人外，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16岁的小二（写不出名字 - -），但是因为不确定一个戏院的小二消失那么久会不会被人注意到，总觉得他可能性最小，但是也不能排除，手法同前面一样，而且他离开的时间1938年7月18日，正好是王安妻儿平安离开后的第三天。

案发时间:下午六点～六点二十二
案发地点:二楼右包，通往二楼的只有一个楼梯，左右包有门。
在事发前，王安和近藤有过争执，再加之戏院人们的说辞，王安的嫌疑无疑最大。假诺王安并没有杀人，那么，整个二楼唯一有机会和能力杀掉一个日本一个师的参谋长的，只有他的保镖土方吉了。
第一:进屋行凶，而近藤俊一是坐在椅子上的，并没有做出反抗甚至警惕性的面对凶手，说明是信任的，这一点王安在近藤俊一的心目中怕是还达不到。
第二:再杀死近藤之后，土方吉和贾老板的说辞一致的指向最大的嫌疑人王安，说明这是一次有预谋多人策划的按键。
第三:至于为什么，那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土安吉是个假冒多年的假日本人吧。

凶手是王安，过程:相声节目开始时，土方出了右包间，王安也带着忐忑的心情回到了左包间，近藤拉上了窗帘，走向小门敲门，王安打开门看见了近藤脸上安详的表情，听着他说“上次你让我延缓出兵的事，我仔细想了想，我同意，但是，你，必须杀了我。”王安的猛的一颤，“为什么？你知道，我下不去手啊！”“不，你必须杀了我，如果你不杀我，那你在其他人眼里就是汉奸，但是你杀了我，你就是英雄，你是我的知己，我不能眼看着你被世人看不起，要是我们是兄弟该有多好啊！”王安留下感动与痛苦交织的眼泪，说“你真的决定好了吗？”近藤掏出手枪，说“如果你不杀了我，我就杀了你！”这时近藤又拿出了一把匕首，说“杀了我吧，我不想眼看这你的同胞死在我的人的手里，伤在他身，痛在你我之心啊！动手吧！”王安的眼泪如泉水流淌不止，“你……一路走好，你坐下来吧，这样走的也安详一点”近藤微微一笑，安详的坐在椅子上左手放在右手，王安不舍的拿起匕首，反手拿起匕首用握把打昏了近藤，回到自己房间拿出早准备好的绳子，原打算近藤如果还不延缓出兵就把他绑起来威胁他，可惜现在变成了杀害他的凶器，王安最终不舍的把绳子套在近藤的脖子上，一段时间后，发现近藤没有了生命的迹象才缓缓松开抓着绳子的手，流下痛苦的泪水……


父亲在狱里的时候不认罪的原因就是等老贾来，问一下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是否平安。而在法庭上喊冤是因为法官不管他，而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日军判决的，是为了让大庭广众知道日军的残忍，站起来反抗日军

近藤是自杀。
1.首先排除王安，虽然他可以从旁边得房间进去杀人，但是他大可以选择匕首一击致命，而不是先砸晕再勒死这么繁琐得步骤；
2.其次排除土方吉，守在门口得土方吉跟随近藤十几年，加之当时担任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无论从哪方面将，他都没有杀死近藤得理由；
3.排除以上得可能性，那当时近藤所在得房间就是一间密室，所以只有可能就是他自己上吊自杀，当时从左包间到右包间发现自杀后得近藤，随后伪装成他杀得样子。
原因大概是近藤不想再当侵略者，于是选择结束自己，但如果被日本人知道他是自杀的，很有可能牵扯到自己家族，于是请求王安协助他。

蓝字表示原文引用，红字表示重点结论。

1）对于父亲的分析
首先，父亲不是凶手。

根据死者验尸报告:
根据伤情程度判断当时近藤被打晕完全失去意识，随后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勒死，法医推测整个勒杀过程需要花费三分钟。
可以得出两点:
一.凶手杀害近藤时一定是在包间现场，因为勒死死者应该是很难用远程操控实现的。
二.凶手杀害死者前准备了钝器和绳子，因为常识上讲包间里或者戏院大厅应该不会突然出现绳子和钝器这种道具的。

但是这与父亲的情况矛盾:

案卷记载警察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
首先，父亲如果是凶手，根据上述结论二，他必然是事先准备了钝器和绳子的，但是父亲没有直接使用更方便的匕首刺杀死者，比起还要击昏死者，再用绳子花费三分钟才能杀害死者的方法，明明直接使用匕首更加方便。（如果勒死死者的三分钟中途被门外的土方吉听见响动就会前功尽弃）
父亲不可能用这种违背直觉的方法来脱罪，实际上原文只有他可能是嫌疑犯，所以不用匕首只用绳子勒死死者对他没有益处。

再者，父亲没有机会处理掉击打近藤的钝器，因为根据土方吉等的证词：
土方吉作证他到戏院后没有见到其他人进过包间，因此只有在左包间的父亲可以犯案。
贾老板告诉我那次事件后戏院关停了一个月供警方随时调查，戏院不能运作
根据平面图描述，包间窗户下方是观众席，因此父亲不可能将钝器扔下去隐匿钝器，而藏在房间里，警方一个月的搜查应该也足以搜查出来，但是最后却没有结果，因此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是凶手。

在贾老板和其他叔伯的帮助下我和母亲离开了北平。
他见到贾老板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与母亲如何，听到我们已经离开北平他满足的点点头。

最后，即使父亲是凶手，根据结论二，作为班主平时不在后台的他必然是得事先准备绳子和钝器（对于在后台的演员，可能后台里就有钝器与绳子），也就是预谋犯罪，那么这种情况，父亲应该会提前嘱咐“我”和母亲离开北平（父亲被捕后依旧在意“我“和母亲的安危），而不是被捕之后还是依靠着贾老板的帮助才让“我“和母亲安全逃离。

综上，父亲不是杀害近藤的凶手。



接下来，父亲不是近藤谋杀案的同谋，不存在父亲包庇同谋的可能性。
那时父亲就已经遭到毒打，但比行刑时的样子好得多，他不肯认罪签字
半个月后在法庭走了一个过场，法官不顾父亲的喊冤就定罪了。

理由很简单，如果父亲是为了包庇某人而做同谋的话，显然被捕之后直接认罪就好，不认罪反而与他要包庇同谋的出发点矛盾。而如果一开始就不想被认为有罪的话那么就根本不会与真正的犯人同谋，或者同谋之后也不应该会造成这样一种让自己被捕，连累家里人的局面。因此父亲没有包庇其他人，他的证词是可信的。

2）对于监控密室的分析。

首先排除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凶手可能事先躲藏在包间里，直到土方吉和父亲离开房间的时候出来杀害死者。至于说有人事先躲进左包间，趁着我父亲不注意去右包间杀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包间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

原文表明了事先躲在两个包间都是不现实的，因为根本没有藏人的地方，因此离开时候的父亲和土方吉没有发现异常证明了右包间无法藏人，而根据上一节的推理，父亲没有包庇，证词可信，那么左包间也没有异常。



由于犯人不可能事先躲在包间里，那么根据之前推理的结论一，犯人杀人一定在包间现场，犯人的犯罪流程必须如下：
①犯人进入死者所在包间，
②犯人杀害死者，
③犯人离开死者所在包间。

我们假设父亲和土方吉的证词是正确的，接下来来推导①，犯人是如何在父亲和土方吉的双重监视下进入包间的。
犯人进入死者所在包间只有可能是在下面四个时间段中的一个：
①父亲，土方吉和死者都在包间的时候
②父亲在右包间，土方吉在走廊的时候
③父亲和土方吉在走廊准备敲门的时候
④父亲和土方吉进入房间发现尸体的时候

因为这四个时间段构成了整个案发过程，所以犯人进入包间的时间也一定被包含于这四个时间段中的一个。

期间贾老板偶有转头与后方的一些观众交谈，曾瞥见包间里的近藤为表演鼓掌，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
排除①，因为这个时候父亲和土方吉的证词都作证没有人进入，同时根据之前的推论父亲没有包庇的必要，再加上当时右包间的窗户大开，贾老板等人回头也能确认。
他再次敲门却依然没人应答，又从窗户看到右边包间的窗户还是关着，所以只好出门找土方让其代为开门。
法医推测整个勒杀过程需要花费三分钟。
排除③，③的解读实际上是认为凶手在父亲出门的时候从左包间进入死者所在的右包间，趁着父亲和土方吉在门外商讨的时候勒杀死者。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一是由于之前所提到的，凶手事先没法躲藏在左包间；二是由于勒杀需要三分钟，而父亲和土方吉在外面再怎么磨蹭应该也不需要三分钟，与此同时对于凶手来说，一开始就是抓这个机会的话，自然应该选择更加快速的方式才对。因此排除。

在比划了一番后他理解了王安的意思是敲门（包间之间的小门）没有人应答，土方觉得有疑于是马上推门，就看到了在摇椅上的尸体。
排除④，这种可能性在于那个时候老板没有死，第一个冲上去的人勒死了老板，那么只有可能是土方吉，但是勒死一个人需要三分钟，要在父亲眼皮底下不被发现地持续勒死者非常不现实，因此排除。

那么我们得到了结论，犯人是在②的时机时进入包间的，②即父亲在右包间看相声，土方吉在走廊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更加细化一点，考虑犯人是从②的什么地方进入包间的。不考虑密道机关等存在，犯人要进入密室只有三种途径：右包间的窗户，左右包间的小门，右包间的正门。

近藤对相声不太喜欢，所以每当此时他都会关上包间的窗户进行小憩
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
排除右包间的窗户，因为根据原文没有可以攀爬的可能，而且它正位于观众席上方，攀爬很有可能会被类似于回头的贾老板这样的观众给目击到，而且②时刻窗户也是关着的，从窗户进入打开窗户也有可能会让里面的近藤察觉到。

开门的声音必然会被屋内听到是指：开左边房门时左包间内的人能听到而右包间内的人听不到，反之亦然。开两个包间之间的小门时，两个包间内的人都能听到，包间外的人听不到。
排除左右包间的小门，在②的时间段犯人要经过该小门，父亲是绝对听得见门的声音的。但父亲证词里没有这样的声音存在，且根据之前推理父亲不是犯人，也不会包庇犯人，因此排除。
当然，引申地说，这里父亲有没有可能是聋子呢？
贾老板心善让我父亲在戏院挂名了一个班主之职，也不用管事只做些轻松的活儿——整日与看戏的观众闲聊。
近藤听得懂汉语，也能说，只是不太流利，正常交流还是没问题。我看到他常常被父亲说的话逗笑，有时更是他在说，父亲在听，两人像是有说不完的话。
这里的“说”如果是指的手写或者手语的话，会显得很失真，再加上父亲也有当班主的底子，如果是聋子的话对于大部分观众自然应付不过来，因为底下的群众不可能都会手语，根本无法互动。故不考虑父亲是聋子的可能性。

土方吉作证他到戏院后没有见到其他人进过包间，因此只有在左包间的父亲可以犯案。
那么排除下来，犯人只有可能是在②时刻通过右包间的正门进入房间，但是正门的不可能是由土方吉的证词来保证的，要处理这个矛盾，只能认为土方吉在②时刻有过一段时间并不在走廊门口，土方吉撒谎了。



土方吉撒谎，首先是他的动机：
其中一名军官挥舞着武士刀冲着土方吉像是要杀了他一样，土方吉吓得跪在了地上匍匐着，后背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大半。
土方吉撒谎的动机自然是水到渠成：因为土方吉不在走廊门口，导致他所要保护的近藤被杀害，如果被上面的人知道了可能会受到重罚甚至被杀头，因此土方吉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职而撒谎，将罪名嫁祸给在另一个包间的父亲。

接下来是他在近藤小憩的时候不在走廊上的话，那么他那个时候究竟去了哪里：
从戏院旁巷子口摆摊卖烧饼的小贩口中得知，刚才在戏院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名日本军官被杀害，戏院的人已经全部被带去了警局。
难道是近藤？我马上向小贩确认，小贩并不知道被害军官的名字和样貌，但认识陪同的保镖，因为那是时常光顾自己摊子的人。
这里的关键细节在于小贩只认识土方吉而不认识近藤，这说明土方吉是独自一个人前来购买烧饼的，也意味着案发当天土方吉也购买了烧饼，一方面，如果是在随同近藤进入或者离开戏院的时候购买烧饼，那么小贩自然也会记得近藤的样貌。另一方面，案发当天土方吉随同近藤入场的时候贾老板的证词中没有提及他拿着烧饼，而案发之后土方吉更不可能还特意去买烧饼，因此结合上面两者来看，只有可能是土方吉在走廊站岗的时候偷偷摸摸出去买烧饼。

以上就是对于土方吉撒谎的推论。因此视线密室分析的结论就是，由于土方吉的日常去买烧饼的失职行为，犯人直接从包间正门进入近藤所在包间，杀害近藤之后离开，而土方吉回来之后发现尸体，为了隐瞒自己的失职行为，撒谎而将所有罪责嫁祸给父亲。（当然也有可能是土方吉撒谎自己进去杀了人，下面会排除）

3）犯人是谁

利用排除法找出犯人。首先根据之前推论排除父亲。

排除土方吉，根据之前对于小贩证词的推论，土方吉必定是在站岗的时候去买了一个烧饼，如果土方吉真的是犯人的话，他在杀了人之后还特意疏忽职守去买烧饼吃，这样的行为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如果他本意是嫁祸给父亲的话，这个时候应该也是死守走廊才对，而买烧饼一旦被上面知道了，也有可能自己小命不保，故排除。

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
接下来首先排除外人，也就是看戏的观众们。根据之前的结论二，绳子和钝器必定是准备好的，也就是说如果看戏的观众是凶手的话，他只能是提前准备绳子和钝器（一般情况没有谁看戏的时候会特意带着绳子和钝器），也就是预谋犯罪。也就是说观众能够准确知道近藤于7月7日那天会来戏院看戏，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原文，近藤是秘密返回北京进行调度，作为平时无法和近藤接触的观众来说（近藤平时都是独自在二楼包间看戏），是很难获得这样的情报的（一般百姓都知道了某位参谋长的下落，但日军的情报没有这么脆弱不堪）。而对于戏院里工作的人来说，可能戏院后台之类的地方本身就有绳子和钝器，因此无法用这个方法排除。

那么我们就把嫌疑圈放在了戏院的工作人员中间。（不考虑一直在干活有不在场证明的文武场）

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
首先排除贾老板，因为有观众作证，他不可能中途抽身去杀人。

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近藤俊一与保镖土方吉来到戏院……彼时台上正在演出《空城计》，「诸葛亮」刚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空城计》结束后表演的是《百花亭》，这出戏我记得约要一个小时。
《百花亭》结束后是相声场
近藤的尸体被日军方面领走由他们进行了尸检，得出的结论是死亡时间在当日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
排除两位相声演员。
根据B站的《空城计》参考视频（av5358111），找到原文所提及的唱词位于79：50处，而《空城计》结束是位于98：20处，因此计算《空城计》结束应该只剩最多20分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推算相声的开始时间，按照最坏情况，《空城计》唱了20分钟，那么《百花亭》开始的时间便是四时五十分，而《百花亭》约要一个小时，那么相声开始的时间约五时五十分左右，一直持续到《赵氏孤儿》开演的六时二十五分。
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六时至六时二十五分，根据前面的结论，凶手必然是近距离勒死死者，因此六时至六时二十五分在台上表演相声的两位相声演员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因此排除。

在舞台左边有一扇木门连通后台
（贾老板）说是过了七八年，就算是让我当时说出都有谁在旁经过也难，要能记住的不得是能引起注意的人呐
排除参演《赵氏孤儿》的演员们。根据平面图，对于后台的演员们，如果他们是犯人，只能通过左侧的木门，经过观众区，然后再爬上二楼楼梯，才能进行犯罪。而贾老板当时就坐在第一排左侧，也就是木门一侧，同时贾老板作证，没有显眼的人物经过。换句话说，如果京剧演员们是犯人的话，肯定是以素颜经过贾老板（不然以舞台上的化妆脸经过，贾老板肯定会记得）。
（尸体发现时）到下午六时二十五分左右，台上开始进行今天的最后一场演出——《赵氏孤儿》
近藤的尸体被日军方面领走由他们进行了尸检，得出的结论是死亡时间在当日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
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
父亲还会登台与大家唱上一两句，只是不带妆，毕竟太费时间。
假设参与《赵氏孤儿》的演员是犯人，尸体死亡时间在六时至六时二十五之间，而《赵氏孤儿》开始于六时二十五，根据答疑，百度以及询问相关京剧爱好者，我们保守估计京剧中的生旦净丑的化妆时间最快也要三十分钟以上。（卸妆则相对比较快）
这意味着：
犯人在六时至六时二十五中的某个时间点杀害死者
则，犯人在六时至六时二十五的某个时间点是素颜（为了不被贾老板注意地经过观众区）

则，犯人重新化京剧妆是无法赶上《赵氏孤儿》的开始的（化妆最低也要三十分钟，因此即使考虑六点前往杀人，化好妆也要六点三十了，此时《赵氏孤儿》已经开始，但是原文《赵氏孤儿》已然正常上演）

当然这里也要考虑到犯人可能是《赵氏孤儿》后几幕才登场的人物，这样可能在前几幕不需要登场而可以慢慢化妆，但是对于演员来说在开演的时候还在化妆，其他演员应该也会对这件特别的事情做出证词，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证词，因此不考虑这种特殊情况。因此犯人不是《赵氏孤儿》的参演演员。

贾老板原是一个民间戏班的班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35年初建立了这家戏院，让那些跟着自己走南闯北十年的戏子们在北平扎根落脚。
留下的人终于等到戏院再次开张，可因为发生过人命案子宾客们避之唯恐不及，每日仅寥寥数名老观众根本无法维持开支。硬撑了一个月，戏院开不下去了
排除最开始和贾老板一起工作的人。我们可以从原文看出来，在1935年1月就开始工作的这些人，最后都是坚持到1938年的9月15日才离开贾老板，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真的非常喜爱尊敬贾老板和这个戏院。
而实际上我们考虑到犯人的举动，犯人选择在戏院杀人，但之后可能就会对戏院以及贾老板本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如果犯人是最老的那批人的话，他们是不会选择在戏院下手杀人的，因为这样肯定会连累到和自己相处十年之久的贾老板，因为近藤被杀，如果日军稍微不讲理，很有可能贾老板本人都难逃杀人之祸，这对于他们这些员工来说应该是不能接受的。即使解释为大义灭亲，但这完全就是连累戏院所有人的行为，我们还是不认为会发生在这群陪贾老板到最后的员工身上。

那么排除下来还剩下三个人：
小生 姜曼玉（31岁） 1938.1.15~1938.7.20
丑   罗进三（44岁） 1937.11.29~1938.8.25
小二 骆余（16岁） 1938.5.20~1938.7.18


接下来的排除法是基于对于近藤秘密回来的动机的推测。
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父亲曾跟我说过近藤担心戏院所提供的茶水食物会被人下毒，一直都是自备。
首先，在我们原来的推测中，实际有一个问题难以避开：犯人在进入包间的时候，近藤为什么没有任何举动？因为近藤作为日本的军官，在中国肯定会对自己的安全有一定警惕，自然不会允许陌生的中国人随便接近自己。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在近藤对于茶水食物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他小憩的时候自然不可能随随便便会让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进来。
我们可以用近藤当时睡着了来进行解释，但是近藤一来不可能在外面睡得这么死，二来站在犯人的心理角度讲，就说不通了：
近藤对相声不太喜欢，所以每当此时他都会关上包间的窗户进行小憩
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
由于窗户是关闭的，犯人是无法确认当时近藤是否已经睡死，如果近藤真的只是小憩的话，那么犯人开门就有可能被小憩的近藤发现的可能（近藤不会允许别人随便进来），也就是说这里的杀人是有很大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犯人还准备钝器和绳子而非更加迅速致命的东西，就显得非常奇怪了。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都认为理由只有一个：近藤对犯人很熟悉，并且允许犯人接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犯人才敢直接进入房间而不怕被近藤发现，所以才敢带着稍微麻烦一点的钝器和绳子。

根据我们上面的推理，近藤对犯人很熟悉，同时犯人被限定在三人之中。结合近藤秘密回北京的行为，我们假设近藤是为了见某人才回来的（近藤不会是特意为了看戏才跑回来一趟的人）。
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被害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
近藤确实喜爱京剧，尤其偏爱看《西厢记》《桃花扇》这类讲述情爱故事的剧目，对待戏院的一些演员们也极为客气，总以先生相称。
以往近藤与王安在观看表演时有很多话，不知为何案发那天却很少。
首先肯定不是父亲，按照父亲之前的日记，他们的关系已经在6月5日破裂，此外的辅助证据在于近藤最喜欢看情爱故事，但近藤却没有就当天看的《百花亭》与父亲进行交流，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前那样了。与此同时，即使近藤要会面的是父亲，那么他也应该直接在中途与父亲进行商量，但实际上他们的对话并不多。

近藤虽是日本人却也是第一个欣赏他的人，甚至还提出要邀请他去日本，所以父亲一直心存感激
近藤确实喜爱京剧，尤其偏爱看《西厢记》《桃花扇》这类讲述情爱故事的剧目，对待戏院的一些演员们也极为客气，总以先生相称。
近藤为什么会和犯人见面？结合近藤跟父亲6月5日的争吵，以及近藤之前的行为，我们推测，近藤对自己尊敬的一些演员以及父亲，提出了类似于做翻译官（很明显原文里近藤没有翻译官）之类的叛国要求，而父亲正是因为这个要求跟近藤吵起架来，并且最后对近藤骨子里的军国主义情怀表示失望。
而犯人则是假装答应了近藤的请求，并约定在七月七日这天见面会谈，而之后则利用之间就观察到的土方吉摸鱼的规律，带着绳子和钝器进入包间，杀害了对犯人毫无防备的近藤，然后返回后台。
也就是说，根据上面排除法排除出来的嫌疑人名单，以及近藤应该对犯人很熟悉，并且允许犯人接近自己，因此我们排除小二。因为近藤客气的人员只有父亲和上台唱戏的演员，因此在七月七日不是与小二见面。


那么我们只剩下两位嫌疑人：
小生 姜曼玉（31岁） 1938.1.15~1938.7.20
丑   罗进三（44岁） 1937.11.29~1938.8.25

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
贾老板告诉我那次事件后戏院关停了一个月供警方随时调查，戏院不能运作
由于在案发之前他们都工作了足够长时间（在1938年6月之前），因此都有可能被近藤邀请去做叛国的事情。而勒杀的方法无论是31岁还是44岁都能做到（姜曼玉作为小生年纪感觉有点大），所以实际上两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因此我们最后的排除实际上是基于凶手的心理，那就是犯案之后应该尽快离开才对。另一方面，无论他们谁是凶手，都无法在案发后处理掉击打近藤的钝器（戏院被封闭了一个月供警方随意调查），因此作为凶器的钝器有很大风险被搜查出来，而搜查出来的地点肯定不是包间，那样的话一直在包间的父亲反而就无罪了。所以犯人最自然的心理应该是在案发后尽快离开北平。

半个月后在法庭走了一个过场，法官不顾父亲的喊冤就定罪了。
父亲被捕是7月7日，因此这里半个月后的审判结果也应该是7月22日之后了，作为犯人按照上面的心理也应该是尽快在审判定下来之前赶紧离开，因为最后如果查出来父亲是无罪的话，那么自己有可能就脱不了身了，因此嫌疑更大的自然就是在1938年7月20日就离开戏院的姜曼玉。对比罗进三，他在重新开张之后还工作了几天才离开，这反而不太像是犯人所会采取的行为。

案件还原

近藤因为欣赏父亲王平以及戏院中一些演员的表演，希望他们叛国为皇军效力，而父亲则因为这件事最后和近藤吵了一架，并在日记中写下了失望的评价。而被邀请的另外一位演员姜曼玉则假装答应了近藤的要求，并在之后约定了会谈时间，准备好了钝器和绳子，同时观察出了土方吉每次站岗都会去买烧饼的规律行动，准备将罪行嫁祸给被外界认为是亲日的父亲。
近藤于七月七日按照和姜曼玉的约定准时来戏院看戏，姜曼玉在表演完《百花亭》之后立刻卸妆，在算准相声场土方吉出去买烧饼的时机，以及确定了父亲当时在隔壁包间看戏的事实，偷偷带着钝器和绳子穿过观众席，前往与近藤见面，在近藤不注意的时候从背后打晕近藤，然后迅速勒杀近藤，整个过程花费了三分钟左右，之后姜曼玉迅速返回后台，将钝器藏起来。土方吉之后买完并吃完烧饼返回，继续在门口站岗，而父亲则因为敲门不应而与土方吉发现了尸体。
土方吉为了隐瞒自己失职导致近藤被杀害的事实，顺势撒谎，作证自己的站岗没有发现任何人，因此父亲背罪，而父亲直到最后都在说自己是冤枉的。因此姜曼玉由于担心警察发现土方吉撒谎，或者在后台发现了打晕近藤的钝器，因此最后选择了在7月20日离开戏院，南下逃命。最终，父亲作为替死鬼，在8月初被杀害。

一些补遗

1）凶手为什么选择钝器和绳子？
因为如果单独选择钝器殴打死者致死的话，与使用刀子都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血液可能溅射在自己身上，从而可能留下证据，这个想法也侧面证明了犯人应该是戏院内部的人，因为如果仅仅是路过的观众的话，准备一把能迅速杀人的刺刀，然后杀人之后立刻离开戏院，则完全不需要担心血迹溅在自己身上。而只有在戏院工作的人才会需要担心血液可能溅射在自己身上这个问题。（因为事后没法立刻脱身）

2）父亲带的刀子是否有什么含义？
我们不这么认为，因为如果父亲对近藤有杀意的话，那么在相声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应该使用刀子杀害近藤，那个时候是近藤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刻。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父亲是准备追查和近藤见面的那个叛国贼是谁，然后杀害叛国贼，但是这也有矛盾，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父亲在隔壁的包间也应该是密切关注近藤包间的动向，因此他肯定是能够确切知道包间里发生了杀人案这件事实。那么知道部分真相的父亲最后是不会只是在那里喊冤的。如果他是真的要喊冤，他肯定能够指证出来隔壁的包间的动静以及土方吉摸鱼的事实，如果他是想包庇那位犯人，他就应该直接认罪。而像现在这样只是喊冤却什么情况都不说，反而父亲更应该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
也就是说，父亲的那把刀子的确应该是单纯的防身所用。父亲在整篇里面的立场，首先，他对近藤抱有知己的看法，因此并没有在最后的失望之后对近藤抱有杀意，实际上在近藤死亡之后父亲的嘴里依旧还是惦念着近藤这点也可以看出；而另一方面，父亲也拥有自己的底线，他并不是什么叛国贼，他在最后还是依然坚持以祖国为重，虽然他没有杀害近藤，但是他依旧在最开始就拒绝了近藤的邀请，并且还因为这件事和近藤吵了一架，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真正的父亲的形象。他不是什么所谓的英雄，但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叛国贼，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走的是一条看似波澜不惊的平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