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贝克街杯推理大赛第一题「答案提交帖」

蓝字表示原文引用，红字表示重点结论。

1）对于父亲的分析
首先，父亲不是凶手。

根据死者验尸报告:
根据伤情程度判断当时近藤被打晕完全失去意识，随后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勒死，法医推测整个勒杀过程需要花费三分钟。
可以得出两点:
一.凶手杀害近藤时一定是在包间现场，因为勒死死者应该是很难用远程操控实现的。
二.凶手杀害死者前准备了钝器和绳子，因为常识上讲包间里或者戏院大厅应该不会突然出现绳子和钝器这种道具的。

但是这与父亲的情况矛盾:

案卷记载警察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
首先，父亲如果是凶手，根据上述结论二，他必然是事先准备了钝器和绳子的，但是父亲没有直接使用更方便的匕首刺杀死者，比起还要击昏死者，再用绳子花费三分钟才能杀害死者的方法，明明直接使用匕首更加方便。（如果勒死死者的三分钟中途被门外的土方吉听见响动就会前功尽弃）
父亲不可能用这种违背直觉的方法来脱罪，实际上原文只有他可能是嫌疑犯，所以不用匕首只用绳子勒死死者对他没有益处。

再者，父亲没有机会处理掉击打近藤的钝器，因为根据土方吉等的证词：
土方吉作证他到戏院后没有见到其他人进过包间，因此只有在左包间的父亲可以犯案。
贾老板告诉我那次事件后戏院关停了一个月供警方随时调查，戏院不能运作
根据平面图描述，包间窗户下方是观众席，因此父亲不可能将钝器扔下去隐匿钝器，而藏在房间里，警方一个月的搜查应该也足以搜查出来，但是最后却没有结果，因此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是凶手。

在贾老板和其他叔伯的帮助下我和母亲离开了北平。
他见到贾老板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与母亲如何，听到我们已经离开北平他满足的点点头。

最后，即使父亲是凶手，根据结论二，作为班主平时不在后台的他必然是得事先准备绳子和钝器（对于在后台的演员，可能后台里就有钝器与绳子），也就是预谋犯罪，那么这种情况，父亲应该会提前嘱咐“我”和母亲离开北平（父亲被捕后依旧在意“我“和母亲的安危），而不是被捕之后还是依靠着贾老板的帮助才让“我“和母亲安全逃离。

综上，父亲不是杀害近藤的凶手。



接下来，父亲不是近藤谋杀案的同谋，不存在父亲包庇同谋的可能性。
那时父亲就已经遭到毒打，但比行刑时的样子好得多，他不肯认罪签字
半个月后在法庭走了一个过场，法官不顾父亲的喊冤就定罪了。

理由很简单，如果父亲是为了包庇某人而做同谋的话，显然被捕之后直接认罪就好，不认罪反而与他要包庇同谋的出发点矛盾。而如果一开始就不想被认为有罪的话那么就根本不会与真正的犯人同谋，或者同谋之后也不应该会造成这样一种让自己被捕，连累家里人的局面。因此父亲没有包庇其他人，他的证词是可信的。

2）对于监控密室的分析。

首先排除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凶手可能事先躲藏在包间里，直到土方吉和父亲离开房间的时候出来杀害死者。至于说有人事先躲进左包间，趁着我父亲不注意去右包间杀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包间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

原文表明了事先躲在两个包间都是不现实的，因为根本没有藏人的地方，因此离开时候的父亲和土方吉没有发现异常证明了右包间无法藏人，而根据上一节的推理，父亲没有包庇，证词可信，那么左包间也没有异常。



由于犯人不可能事先躲在包间里，那么根据之前推理的结论一，犯人杀人一定在包间现场，犯人的犯罪流程必须如下：
①犯人进入死者所在包间，
②犯人杀害死者，
③犯人离开死者所在包间。

我们假设父亲和土方吉的证词是正确的，接下来来推导①，犯人是如何在父亲和土方吉的双重监视下进入包间的。
犯人进入死者所在包间只有可能是在下面四个时间段中的一个：
①父亲，土方吉和死者都在包间的时候
②父亲在右包间，土方吉在走廊的时候
③父亲和土方吉在走廊准备敲门的时候
④父亲和土方吉进入房间发现尸体的时候

因为这四个时间段构成了整个案发过程，所以犯人进入包间的时间也一定被包含于这四个时间段中的一个。

期间贾老板偶有转头与后方的一些观众交谈，曾瞥见包间里的近藤为表演鼓掌，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
排除①，因为这个时候父亲和土方吉的证词都作证没有人进入，同时根据之前的推论父亲没有包庇的必要，再加上当时右包间的窗户大开，贾老板等人回头也能确认。
他再次敲门却依然没人应答，又从窗户看到右边包间的窗户还是关着，所以只好出门找土方让其代为开门。
法医推测整个勒杀过程需要花费三分钟。
排除③，③的解读实际上是认为凶手在父亲出门的时候从左包间进入死者所在的右包间，趁着父亲和土方吉在门外商讨的时候勒杀死者。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一是由于之前所提到的，凶手事先没法躲藏在左包间；二是由于勒杀需要三分钟，而父亲和土方吉在外面再怎么磨蹭应该也不需要三分钟，与此同时对于凶手来说，一开始就是抓这个机会的话，自然应该选择更加快速的方式才对。因此排除。

在比划了一番后他理解了王安的意思是敲门（包间之间的小门）没有人应答，土方觉得有疑于是马上推门，就看到了在摇椅上的尸体。
排除④，这种可能性在于那个时候老板没有死，第一个冲上去的人勒死了老板，那么只有可能是土方吉，但是勒死一个人需要三分钟，要在父亲眼皮底下不被发现地持续勒死者非常不现实，因此排除。

那么我们得到了结论，犯人是在②的时机时进入包间的，②即父亲在右包间看相声，土方吉在走廊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更加细化一点，考虑犯人是从②的什么地方进入包间的。不考虑密道机关等存在，犯人要进入密室只有三种途径：右包间的窗户，左右包间的小门，右包间的正门。

近藤对相声不太喜欢，所以每当此时他都会关上包间的窗户进行小憩
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
排除右包间的窗户，因为根据原文没有可以攀爬的可能，而且它正位于观众席上方，攀爬很有可能会被类似于回头的贾老板这样的观众给目击到，而且②时刻窗户也是关着的，从窗户进入打开窗户也有可能会让里面的近藤察觉到。

开门的声音必然会被屋内听到是指：开左边房门时左包间内的人能听到而右包间内的人听不到，反之亦然。开两个包间之间的小门时，两个包间内的人都能听到，包间外的人听不到。
排除左右包间的小门，在②的时间段犯人要经过该小门，父亲是绝对听得见门的声音的。但父亲证词里没有这样的声音存在，且根据之前推理父亲不是犯人，也不会包庇犯人，因此排除。
当然，引申地说，这里父亲有没有可能是聋子呢？
贾老板心善让我父亲在戏院挂名了一个班主之职，也不用管事只做些轻松的活儿——整日与看戏的观众闲聊。
近藤听得懂汉语，也能说，只是不太流利，正常交流还是没问题。我看到他常常被父亲说的话逗笑，有时更是他在说，父亲在听，两人像是有说不完的话。
这里的“说”如果是指的手写或者手语的话，会显得很失真，再加上父亲也有当班主的底子，如果是聋子的话对于大部分观众自然应付不过来，因为底下的群众不可能都会手语，根本无法互动。故不考虑父亲是聋子的可能性。

土方吉作证他到戏院后没有见到其他人进过包间，因此只有在左包间的父亲可以犯案。
那么排除下来，犯人只有可能是在②时刻通过右包间的正门进入房间，但是正门的不可能是由土方吉的证词来保证的，要处理这个矛盾，只能认为土方吉在②时刻有过一段时间并不在走廊门口，土方吉撒谎了。



土方吉撒谎，首先是他的动机：
其中一名军官挥舞着武士刀冲着土方吉像是要杀了他一样，土方吉吓得跪在了地上匍匐着，后背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大半。
土方吉撒谎的动机自然是水到渠成：因为土方吉不在走廊门口，导致他所要保护的近藤被杀害，如果被上面的人知道了可能会受到重罚甚至被杀头，因此土方吉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职而撒谎，将罪名嫁祸给在另一个包间的父亲。

接下来是他在近藤小憩的时候不在走廊上的话，那么他那个时候究竟去了哪里：
从戏院旁巷子口摆摊卖烧饼的小贩口中得知，刚才在戏院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名日本军官被杀害，戏院的人已经全部被带去了警局。
难道是近藤？我马上向小贩确认，小贩并不知道被害军官的名字和样貌，但认识陪同的保镖，因为那是时常光顾自己摊子的人。
这里的关键细节在于小贩只认识土方吉而不认识近藤，这说明土方吉是独自一个人前来购买烧饼的，也意味着案发当天土方吉也购买了烧饼，一方面，如果是在随同近藤进入或者离开戏院的时候购买烧饼，那么小贩自然也会记得近藤的样貌。另一方面，案发当天土方吉随同近藤入场的时候贾老板的证词中没有提及他拿着烧饼，而案发之后土方吉更不可能还特意去买烧饼，因此结合上面两者来看，只有可能是土方吉在走廊站岗的时候偷偷摸摸出去买烧饼。

以上就是对于土方吉撒谎的推论。因此视线密室分析的结论就是，由于土方吉的日常去买烧饼的失职行为，犯人直接从包间正门进入近藤所在包间，杀害近藤之后离开，而土方吉回来之后发现尸体，为了隐瞒自己的失职行为，撒谎而将所有罪责嫁祸给父亲。（当然也有可能是土方吉撒谎自己进去杀了人，下面会排除）

3）犯人是谁

利用排除法找出犯人。首先根据之前推论排除父亲。

排除土方吉，根据之前对于小贩证词的推论，土方吉必定是在站岗的时候去买了一个烧饼，如果土方吉真的是犯人的话，他在杀了人之后还特意疏忽职守去买烧饼吃，这样的行为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如果他本意是嫁祸给父亲的话，这个时候应该也是死守走廊才对，而买烧饼一旦被上面知道了，也有可能自己小命不保，故排除。

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
接下来首先排除外人，也就是看戏的观众们。根据之前的结论二，绳子和钝器必定是准备好的，也就是说如果看戏的观众是凶手的话，他只能是提前准备绳子和钝器（一般情况没有谁看戏的时候会特意带着绳子和钝器），也就是预谋犯罪。也就是说观众能够准确知道近藤于7月7日那天会来戏院看戏，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原文，近藤是秘密返回北京进行调度，作为平时无法和近藤接触的观众来说（近藤平时都是独自在二楼包间看戏），是很难获得这样的情报的（一般百姓都知道了某位参谋长的下落，但日军的情报没有这么脆弱不堪）。而对于戏院里工作的人来说，可能戏院后台之类的地方本身就有绳子和钝器，因此无法用这个方法排除。

那么我们就把嫌疑圈放在了戏院的工作人员中间。（不考虑一直在干活有不在场证明的文武场）

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
首先排除贾老板，因为有观众作证，他不可能中途抽身去杀人。

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近藤俊一与保镖土方吉来到戏院……彼时台上正在演出《空城计》，「诸葛亮」刚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空城计》结束后表演的是《百花亭》，这出戏我记得约要一个小时。
《百花亭》结束后是相声场
近藤的尸体被日军方面领走由他们进行了尸检，得出的结论是死亡时间在当日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
排除两位相声演员。
根据B站的《空城计》参考视频（av5358111），找到原文所提及的唱词位于79：50处，而《空城计》结束是位于98：20处，因此计算《空城计》结束应该只剩最多20分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推算相声的开始时间，按照最坏情况，《空城计》唱了20分钟，那么《百花亭》开始的时间便是四时五十分，而《百花亭》约要一个小时，那么相声开始的时间约五时五十分左右，一直持续到《赵氏孤儿》开演的六时二十五分。
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六时至六时二十五分，根据前面的结论，凶手必然是近距离勒死死者，因此六时至六时二十五分在台上表演相声的两位相声演员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因此排除。

在舞台左边有一扇木门连通后台
（贾老板）说是过了七八年，就算是让我当时说出都有谁在旁经过也难，要能记住的不得是能引起注意的人呐
排除参演《赵氏孤儿》的演员们。根据平面图，对于后台的演员们，如果他们是犯人，只能通过左侧的木门，经过观众区，然后再爬上二楼楼梯，才能进行犯罪。而贾老板当时就坐在第一排左侧，也就是木门一侧，同时贾老板作证，没有显眼的人物经过。换句话说，如果京剧演员们是犯人的话，肯定是以素颜经过贾老板（不然以舞台上的化妆脸经过，贾老板肯定会记得）。
（尸体发现时）到下午六时二十五分左右，台上开始进行今天的最后一场演出——《赵氏孤儿》
近藤的尸体被日军方面领走由他们进行了尸检，得出的结论是死亡时间在当日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
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
父亲还会登台与大家唱上一两句，只是不带妆，毕竟太费时间。
假设参与《赵氏孤儿》的演员是犯人，尸体死亡时间在六时至六时二十五之间，而《赵氏孤儿》开始于六时二十五，根据答疑，百度以及询问相关京剧爱好者，我们保守估计京剧中的生旦净丑的化妆时间最快也要三十分钟以上。（卸妆则相对比较快）
这意味着：
犯人在六时至六时二十五中的某个时间点杀害死者
则，犯人在六时至六时二十五的某个时间点是素颜（为了不被贾老板注意地经过观众区）

则，犯人重新化京剧妆是无法赶上《赵氏孤儿》的开始的（化妆最低也要三十分钟，因此即使考虑六点前往杀人，化好妆也要六点三十了，此时《赵氏孤儿》已经开始，但是原文《赵氏孤儿》已然正常上演）

当然这里也要考虑到犯人可能是《赵氏孤儿》后几幕才登场的人物，这样可能在前几幕不需要登场而可以慢慢化妆，但是对于演员来说在开演的时候还在化妆，其他演员应该也会对这件特别的事情做出证词，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证词，因此不考虑这种特殊情况。因此犯人不是《赵氏孤儿》的参演演员。

贾老板原是一个民间戏班的班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35年初建立了这家戏院，让那些跟着自己走南闯北十年的戏子们在北平扎根落脚。
留下的人终于等到戏院再次开张，可因为发生过人命案子宾客们避之唯恐不及，每日仅寥寥数名老观众根本无法维持开支。硬撑了一个月，戏院开不下去了
排除最开始和贾老板一起工作的人。我们可以从原文看出来，在1935年1月就开始工作的这些人，最后都是坚持到1938年的9月15日才离开贾老板，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真的非常喜爱尊敬贾老板和这个戏院。
而实际上我们考虑到犯人的举动，犯人选择在戏院杀人，但之后可能就会对戏院以及贾老板本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如果犯人是最老的那批人的话，他们是不会选择在戏院下手杀人的，因为这样肯定会连累到和自己相处十年之久的贾老板，因为近藤被杀，如果日军稍微不讲理，很有可能贾老板本人都难逃杀人之祸，这对于他们这些员工来说应该是不能接受的。即使解释为大义灭亲，但这完全就是连累戏院所有人的行为，我们还是不认为会发生在这群陪贾老板到最后的员工身上。

那么排除下来还剩下三个人：
小生 姜曼玉（31岁） 1938.1.15~1938.7.20
丑   罗进三（44岁） 1937.11.29~1938.8.25
小二 骆余（16岁） 1938.5.20~1938.7.18


接下来的排除法是基于对于近藤秘密回来的动机的推测。
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父亲曾跟我说过近藤担心戏院所提供的茶水食物会被人下毒，一直都是自备。
首先，在我们原来的推测中，实际有一个问题难以避开：犯人在进入包间的时候，近藤为什么没有任何举动？因为近藤作为日本的军官，在中国肯定会对自己的安全有一定警惕，自然不会允许陌生的中国人随便接近自己。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在近藤对于茶水食物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他小憩的时候自然不可能随随便便会让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进来。
我们可以用近藤当时睡着了来进行解释，但是近藤一来不可能在外面睡得这么死，二来站在犯人的心理角度讲，就说不通了：
近藤对相声不太喜欢，所以每当此时他都会关上包间的窗户进行小憩
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
由于窗户是关闭的，犯人是无法确认当时近藤是否已经睡死，如果近藤真的只是小憩的话，那么犯人开门就有可能被小憩的近藤发现的可能（近藤不会允许别人随便进来），也就是说这里的杀人是有很大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犯人还准备钝器和绳子而非更加迅速致命的东西，就显得非常奇怪了。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都认为理由只有一个：近藤对犯人很熟悉，并且允许犯人接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犯人才敢直接进入房间而不怕被近藤发现，所以才敢带着稍微麻烦一点的钝器和绳子。

根据我们上面的推理，近藤对犯人很熟悉，同时犯人被限定在三人之中。结合近藤秘密回北京的行为，我们假设近藤是为了见某人才回来的（近藤不会是特意为了看戏才跑回来一趟的人）。
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被害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
近藤确实喜爱京剧，尤其偏爱看《西厢记》《桃花扇》这类讲述情爱故事的剧目，对待戏院的一些演员们也极为客气，总以先生相称。
以往近藤与王安在观看表演时有很多话，不知为何案发那天却很少。
首先肯定不是父亲，按照父亲之前的日记，他们的关系已经在6月5日破裂，此外的辅助证据在于近藤最喜欢看情爱故事，但近藤却没有就当天看的《百花亭》与父亲进行交流，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前那样了。与此同时，即使近藤要会面的是父亲，那么他也应该直接在中途与父亲进行商量，但实际上他们的对话并不多。

近藤虽是日本人却也是第一个欣赏他的人，甚至还提出要邀请他去日本，所以父亲一直心存感激
近藤确实喜爱京剧，尤其偏爱看《西厢记》《桃花扇》这类讲述情爱故事的剧目，对待戏院的一些演员们也极为客气，总以先生相称。
近藤为什么会和犯人见面？结合近藤跟父亲6月5日的争吵，以及近藤之前的行为，我们推测，近藤对自己尊敬的一些演员以及父亲，提出了类似于做翻译官（很明显原文里近藤没有翻译官）之类的叛国要求，而父亲正是因为这个要求跟近藤吵起架来，并且最后对近藤骨子里的军国主义情怀表示失望。
而犯人则是假装答应了近藤的请求，并约定在七月七日这天见面会谈，而之后则利用之间就观察到的土方吉摸鱼的规律，带着绳子和钝器进入包间，杀害了对犯人毫无防备的近藤，然后返回后台。
也就是说，根据上面排除法排除出来的嫌疑人名单，以及近藤应该对犯人很熟悉，并且允许犯人接近自己，因此我们排除小二。因为近藤客气的人员只有父亲和上台唱戏的演员，因此在七月七日不是与小二见面。


那么我们只剩下两位嫌疑人：
小生 姜曼玉（31岁） 1938.1.15~1938.7.20
丑   罗进三（44岁） 1937.11.29~1938.8.25

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
贾老板告诉我那次事件后戏院关停了一个月供警方随时调查，戏院不能运作
由于在案发之前他们都工作了足够长时间（在1938年6月之前），因此都有可能被近藤邀请去做叛国的事情。而勒杀的方法无论是31岁还是44岁都能做到（姜曼玉作为小生年纪感觉有点大），所以实际上两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因此我们最后的排除实际上是基于凶手的心理，那就是犯案之后应该尽快离开才对。另一方面，无论他们谁是凶手，都无法在案发后处理掉击打近藤的钝器（戏院被封闭了一个月供警方随意调查），因此作为凶器的钝器有很大风险被搜查出来，而搜查出来的地点肯定不是包间，那样的话一直在包间的父亲反而就无罪了。所以犯人最自然的心理应该是在案发后尽快离开北平。

半个月后在法庭走了一个过场，法官不顾父亲的喊冤就定罪了。
父亲被捕是7月7日，因此这里半个月后的审判结果也应该是7月22日之后了，作为犯人按照上面的心理也应该是尽快在审判定下来之前赶紧离开，因为最后如果查出来父亲是无罪的话，那么自己有可能就脱不了身了，因此嫌疑更大的自然就是在1938年7月20日就离开戏院的姜曼玉。对比罗进三，他在重新开张之后还工作了几天才离开，这反而不太像是犯人所会采取的行为。

案件还原

近藤因为欣赏父亲王平以及戏院中一些演员的表演，希望他们叛国为皇军效力，而父亲则因为这件事最后和近藤吵了一架，并在日记中写下了失望的评价。而被邀请的另外一位演员姜曼玉则假装答应了近藤的要求，并在之后约定了会谈时间，准备好了钝器和绳子，同时观察出了土方吉每次站岗都会去买烧饼的规律行动，准备将罪行嫁祸给被外界认为是亲日的父亲。
近藤于七月七日按照和姜曼玉的约定准时来戏院看戏，姜曼玉在表演完《百花亭》之后立刻卸妆，在算准相声场土方吉出去买烧饼的时机，以及确定了父亲当时在隔壁包间看戏的事实，偷偷带着钝器和绳子穿过观众席，前往与近藤见面，在近藤不注意的时候从背后打晕近藤，然后迅速勒杀近藤，整个过程花费了三分钟左右，之后姜曼玉迅速返回后台，将钝器藏起来。土方吉之后买完并吃完烧饼返回，继续在门口站岗，而父亲则因为敲门不应而与土方吉发现了尸体。
土方吉为了隐瞒自己失职导致近藤被杀害的事实，顺势撒谎，作证自己的站岗没有发现任何人，因此父亲背罪，而父亲直到最后都在说自己是冤枉的。因此姜曼玉由于担心警察发现土方吉撒谎，或者在后台发现了打晕近藤的钝器，因此最后选择了在7月20日离开戏院，南下逃命。最终，父亲作为替死鬼，在8月初被杀害。

一些补遗

1）凶手为什么选择钝器和绳子？
因为如果单独选择钝器殴打死者致死的话，与使用刀子都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血液可能溅射在自己身上，从而可能留下证据，这个想法也侧面证明了犯人应该是戏院内部的人，因为如果仅仅是路过的观众的话，准备一把能迅速杀人的刺刀，然后杀人之后立刻离开戏院，则完全不需要担心血迹溅在自己身上。而只有在戏院工作的人才会需要担心血液可能溅射在自己身上这个问题。（因为事后没法立刻脱身）

2）父亲带的刀子是否有什么含义？
我们不这么认为，因为如果父亲对近藤有杀意的话，那么在相声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应该使用刀子杀害近藤，那个时候是近藤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刻。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父亲是准备追查和近藤见面的那个叛国贼是谁，然后杀害叛国贼，但是这也有矛盾，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父亲在隔壁的包间也应该是密切关注近藤包间的动向，因此他肯定是能够确切知道包间里发生了杀人案这件事实。那么知道部分真相的父亲最后是不会只是在那里喊冤的。如果他是真的要喊冤，他肯定能够指证出来隔壁的包间的动静以及土方吉摸鱼的事实，如果他是想包庇那位犯人，他就应该直接认罪。而像现在这样只是喊冤却什么情况都不说，反而父亲更应该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
也就是说，父亲的那把刀子的确应该是单纯的防身所用。父亲在整篇里面的立场，首先，他对近藤抱有知己的看法，因此并没有在最后的失望之后对近藤抱有杀意，实际上在近藤死亡之后父亲的嘴里依旧还是惦念着近藤这点也可以看出；而另一方面，父亲也拥有自己的底线，他并不是什么叛国贼，他在最后还是依然坚持以祖国为重，虽然他没有杀害近藤，但是他依旧在最开始就拒绝了近藤的邀请，并且还因为这件事和近藤吵了一架，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真正的父亲的形象。他不是什么所谓的英雄，但也不是什么所谓的叛国贼，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走的是一条看似波澜不惊的平凡之路。

引用

匿名者 发表于 2018-8-2 10:23占楼占楼占楼

首先我认为这道题目的凶手是贾老板贾仁
文中所提到的，贾老板与父亲王安是故交，所以贾老板必定了解父亲一系列的才能，但是他却只给了父亲一个闲散的虚职-班主，从后文中所提到的父亲的一系列怀才不遇的感慨可知，这并不是父亲的本意。
父亲王安是因沈阳沦陷举家迁往北平，加之饱读诗书，深知仁义之道，怎么会去接近一个日本鬼子呢？况且在近藤第一次到达的时候父亲表现出的正是一种君子的仅仅了解的行为，为何到了后来成了与其交往的专门人员呢？只有可能是受到老板贾仁的安排！
父亲王安对自己儿子教育的很好，希望他成为一个正人君子，不与不三不四的人往来，但父子二人感情并不好，母亲身体又不好，父亲怀才不遇，缺少真正理解自己的人，在这种苦闷的境遇之下，他在贾老板的刻意安排之下了解了近藤，这个精通中国文化，中国喜剧的日本军官，这点贾老板必定知道。
但是在六月初，近藤成了参谋长的消息被贾老板所知，他将这个消息看似无意透露给了父亲，父亲在此之前与近藤有过战争的争吵，但是无伤大雅，知道这个消息的传播，父亲勃然大怒，质问近藤，引发了二人之间的争执，父亲从此对近藤的本性有所了解，倍感失望，也不愿与他说说谈笑，但作为一个文人的父亲，虽有气节，但是还是做不出杀人这种事情
        近藤遇害的日子是七七事变的第二年，也是北平沦陷的第二年，作为高级长官的近藤被秘密召回北京，由于上次的争论，父亲不愿与近藤谈笑，加之七七的缘故，两人都显得很沉默，但是父亲依旧对近藤的知遇之恩有所触动，在近藤鼓掌之际望着近藤发呆思索，这也是对应了文中空城计的那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表明近藤是父亲的知音，多种情感揉杂在一起，父亲不会动手杀人，况且一个文人，怎么会选在妻子生日这天动手呢？
       但是近藤头上的伤痕确实与父亲有关，父亲因七七的历史原因心情不好，在相声场时通过小包间的门进入，与近藤谈论他担任了参谋长的事情，两人再次谈崩，近藤鼓着掌对父亲所说表示讽刺，父亲一怒之下用自己防身的小刀的刀柄重击近藤头部，后愤怒离开，虽然近藤的窗户关着，但是父亲包间中的窗户却因为观看的原因是开着的，贾仁利用关注父亲包间中是否有人而判断时机，在看到父亲进门后了解到了情况，在确保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利用晕厥的近藤以及麻绳弄死了他。
         由于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据，所以父亲的嫌疑最大，这个事情很轻松便推倒了父亲的身上，而父亲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意识到自己可能难逃一死，只好不断喊冤，亦或是通过这种办法，用读书人最后的气节，坚持到底。
     至于贾老板，贾仁，假仁，假仁以，在将责任推卸给父亲之后，还假装好心的帮母子俩逃脱，去牢里探视，虽然做的是对民族好事，但是对朋友确实不仁不义的！

土方吉是凶手，土方吉开门父亲听不到；而且，近藤俊一不会对土方吉有戒心，所以，土方吉可以打晕近藤俊一，然后再把王安骗进来，最后，把大家叫来。

（）内为原文。
动机：
案发当天是1938年7月7日，（距离他们上一次过来，已经过了快一个月左右。）而王安和近藤最后一次冲突剧烈的争执日期（只有最后一次的争执不太一样，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是1938年6月5日。
由（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我们不难推断出王安和近藤冲突的原因。因为王安不希望自己认识的这个异国朋友，成为侵略自己国家领土的侩子手。然而，很显然的是，近藤因为自己的职责在身，没有答应王安的请求，并且起了争执。因为这次争执之后，也可能是因为近藤对此耿耿于怀，也可能因为军务繁忙，近藤就没有来过剧院，一直到案发当天，7月7日，才又一次来到剧院看戏。
而王安对无法劝诫自己认为的朋友不做侩子手也耿耿于怀，两人都心事重重，所以土方才会发出（以往近藤与王安在观看表演时有很多话，不知为何案发那天却很少。)的言论。
手法：
凶手不是王安，但是，那种情况下，王安也可能猜到凶手是谁，并且，王安虽然没有动手，但是他自己也的确在犹豫，是否应该刺杀近藤。所以，王安有可能是知情者。7月7日那天，近藤和土方4点30分左右来到剧院，那时候空城计刚开始，空城计之后是大约1个小时的百花亭。这两部戏的时候，土方和王安都是陪着近藤在二楼的右包间的。直到百花亭之后有一个单口相声的时间，然后到了6点25，赵氏孤儿开始的时候，刚唱了两句就被叫停。
我们肯定不能认为是土方杀了近藤，毕竟跟了十多年，如果要杀，应该有无数次机会，而且，凶手杀近藤的动机，明显是因为要刺杀近藤，延缓在武汉会战方面的压力，所以凶手不可能是土方。
然而，据土方的证词来说，他没有看到其他人进过二楼的任何一个包间，土方是在百花亭结束之后，走到的右包间的门口，而这个时候，王安也离开右包间来到左包间。
这个时间，应该大概是6点左右。近藤的尸体于6点25被发现，这期间，要杀害近藤，只有一种可能，凶手在王安，近藤，土方来到右包间看戏时，先潜伏在右包间等候时机，毕竟近藤来了这么多次，他的不看相声的习惯，在剧院里面的人都知道，所以，凶手也只能是剧院的常驻人员，不可能是现场临时的观众。那时候的老房子应该有房梁，再拿着绳子，只要有点底子的人都可以躲在房梁上。且不易被发现。【很可能王安已经发现了或者猜到】
在相声开始，土方去门口站岗之际，凶手从房梁下跳下，出其不意的拿钝器给近藤后脑勺来了一下，之后，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勒毙了近藤，然后，继续躲在右包间房里。之后，王安等到赵氏孤儿已经开始了，（到了下一场的演员们都已上台，他再次敲门却依然没人应答，又从窗户看到右边包间的窗户还是关着，所以只好出门找土方让其代为开门。）凶手趁着王安去叫土方时，躲在了左包间，等他们发现尸体，走到窗户对贾老板大喊的时候，从容的从土方身后的走廊，离开案发现场，然后顺着拥挤的观众，回到后台，等着警察来把他们带走。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凶手可能是谁，我们先排除贾老板。（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因为贾老板在从空城计开始到发现尸体，根本没有挪动过地方。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我们来重温下时间，近藤来的时候是4点半左右，那时空城计刚刚开始唱第一句。文武场因为是伴奏，他们所有的人都走不开。由题目可知，其他工作人员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相声演员和小二排除掉。要事先潜伏在左包间，只能是在他们近藤他们三人集中精神看戏的时候。百花亭那三个演员也排除，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
那么，有时间的人只有班主秦汉和陈伯二人。但陈伯70岁，从体力上，智力上都不具备杀人的能力。所以凶手是秦汉。

凶手是秦汉，王安可能知情。从他身上随身带着匕首可以看出，民族气节最终在他心里，超过了所谓的“知遇之恩”。他只是纠结应该怎么下手，并且在与近藤的情谊上有了犹豫，但是心里还是想杀了近藤这个侵略的侩子手。然后在他被抓以后，猜到了凶手，王安的民族气节立马占了上风，所以他只是不承认自己是凶手，并未揭穿谁是凶手。他果断选择“帮助”了凶手，并包庇了凶手，甚至可能帮助凶手，让他逃离现场。贾老板也是知情人之一，因为他全程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凶手要经过他去后台他肯定知道，并且他跟“我”说了（警察和日军现在都怀疑是你爹杀了近藤，哪怕不是他做的，我看靠这些投靠鬼子的无能警察也根本查不出什么真凶，到时候你爹还是会被拿去顶罪。）他知道王安包庇了凶手，所以毅然决然帮助王安的老婆和孩子离开了是非之地，远离了危险。

雾都名侦探小队:
我们认为凶手是班主秦汉。
先讲一下凶手的作案手法。首先，凶手在百花亭快结束的时候，到达二楼左包间。打开左包间的门，听到王安和土方吉关闭右包间门后，通过小门来到右包间，并快速关闭小门。此时躺着的近藤，十分惊讶，张开嘴，凶手快速使用钝器打晕近藤，并将近藤摆成休息的姿势，然后用自己随身携带的麻绳勒死近藤。在听到王安多次敲小门后，打开小门，确定王安不在，快速关闭小门，到达左包间。在听到贾老板，到达二楼后，从窗户离开，爬到柱子上，顺着柱子后方，爬到一楼。由于观众背对着柱子，且舞台上的演员离柱子比较远，所以并没有发现他。这就是凶手所使用的杀人手法。
那么，如果想要完成这个手法，凶手不可能是赵氏孤儿中的演员。而百花亭的演员，在完成表演后，由于舞台距离楼梯比较远，因此也很难完成这个手法，所以凶手并不是演员（空城计和赵氏孤儿有很多重复演员）。而七十岁的陈老伯很难完成这些手法，而两个小二由于客人主要集中在一楼，必须在一楼进行服务，所以有机会办案的，只有班主秦汉。他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以及对另一个班主当马屁精的痛恨，想出了这个方法，把他俩都陷害掉。而那天，近藤之所以话变少了，是因为那天是七七事变一年的时间，他的心中充满着对中国人的愧疚和歉意，因此寡言少语。
以上便是我们小队对本题目的推理和看法，谢谢。

首先，死者是被勒死的。一般被勒死的人不可能是呈安睡状的，必然会有挣扎，即使他当时在睡觉。而以时间上的计算，死者当时只可能是在小憩，一条麻绳缠了两圈才开始勒，他不可能没发觉的，所以更不可能呈安睡状。也可以排除是凶手在死者死后摆的，因为这么做一点意义都没有。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死者被勒时是处于昏迷状态，死者后脑的非致命伤可以验证这一点，应该是由死者的水壶造成的。
        然后，王安绝不可能是凶手。
    第一，以案发的地理位置来看，王安肯定会被看作嫌疑犯的，如果他真是的凶手，那他在那之前肯定会先安顿好家人。
    第二，王安身上是有匕首的。凶手先把死者弄昏就是为了避免死者在挣扎时发出动静惊动门外人，匕首杀人的话也可以达到在死者小憩的时候不让他发出动静的效果，根本没必要用麻绳杀人。而麻绳仍然缠在死者身上，如果王安是凶手的话，说明他没有想要隐藏死者是被凶杀的意思，那他在犯案之后肯定会逃跑，而不是去找土方吉。而且一个人如果是有预谋杀人的话，也不会带着两种不同的凶器的。
    第三，王安被审判的时候是喊冤的。那是他已经被确认是凶手了，如果他真是凶手，只会是坦荡地承认。即使是为了拖延时间，在得知家人已经安顿好的之后，根本没必要喊冤。所以他喊冤，那是真冤。
        最后，以案发时间点上来说，死者的死明显和武汉会战是有关系的。戏班的工作人员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潜伏在戏班的话，也该是在死者加入会战的1938年6月之后事，但全部人都是在那之前进的戏班。即使是听说有日本军官经常来看戏而潜伏的爱国之士，也该是在犯案之后就离开，不会给人有机会再查他，之后再加入国共，即使别人真查来了也没用。而且，贾老板坐的那个位置，演员要去二楼就肯定会路过他，贾老板即使不能记住路过的全部人，但如果是自己戏班的人路过的话肯定不会不知道的，而且土方吉的证言是没人进过包间，他没有必要包庇凶手。所以戏组的工作人员都不可能是凶手。
        把所有人都排除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土方吉，只有他可能是凶手。首先，可以进入右包间的人而不被人发现的人有王安和土方吉，而王安被一口认定是凶手，纯粹是没有认真查案的结果和当地警察不敢把土方吉纳入嫌疑人。而土方吉的杀人动机其实很容易想，从王安的日记可以看出王安和死者的战争理念是有争执的，作为中国人，如果王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那属于正常，而正常来说也不会有人去和日本高官去争执这个。他们之间之所以有争执，而死者也有表现出很喜欢中国文化，那就表明，王安其实是主战的，而死者却是反战的，所以王安也才不肯说出自己为什么和死者变得话少，因为那肯定会被所有人唾弃被骂是卖国贼的，而且成了自己最好的杀人动机。而作为反战派的死者，肯定会在日本一方被看不爽，而土方吉正是被其他日本高官下令杀死死者的。

首先父亲不是凶手。

——原文

1.最后便是证据，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案卷记载警察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

2.只有最后一次的争执不太一样，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被害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

——推论：

1.父亲既然有匕首，就不必再用绳子来杀近藤。

2.父亲对近藤只是失望，动机不够强烈。

3.他们的吵架的内容很可能是武汉会战之类的。因为之前说了，有关于战争他们是讨论过的。

作案手法：

——原文：

1.那之后近藤依然有来戏院，可能因为军务繁忙，司令部距离戏院也远，他的到来很没有规律。只是毕竟次数多了，大家也就习惯了，再没像前几次那样引起震动。近藤的保镖也从两人逐渐降到一人，是跟随他十几年的下属土方吉，之后两人更是穿着便服与平常百姓无异，但他一直都在二楼的包间看戏。

2.土方吉作证他到戏院后没有见到其他人进过包间。

3.相声场，近藤对相声不太喜欢，所以每当此时他都会关上包间的窗户进行小憩。我父亲和土方也都会离开包间不打扰近藤，父亲会在这时候离开去登台表演，没有登台安排时他就会到左边的包间内单独观看，土方则是在门外站岗。

4．土方吉说舞台表演时自己与近藤、王安是同处一室，之后近藤休息他一直都在门外，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入过二楼的任何一个包间。尸体被发现前王安从左边的包间出来找他，在比划了一番后他理解了王安的意思是敲门（包间之间的小门）没有人应答，土方觉得有疑于是马上推门，就看到了在摇椅上的尸体。

——推论：

1.近藤来过很多次，那些固定的演员

2.土方在门口看守的情况下，只有事先进入左包间伺机行凶才可能使刺杀成立。

凶手：

——推论：想要完成上述手法，需要充足的时间，故百花亭的人可以排除。
以下是大胆的推测，凶手在得知近藤经常来这家戏园看戏，就来这家戏园工作。故满足在近藤后工作的有三人，其中两位出演百花亭，排除。最大嫌疑人是一位叫骆餘的小二。因为只是想要杀近藤，所以不会演戏只能做小二。
动机可能是一些私人恩怨什么的……

凶手：王安


首先先排除东方快车：
如果是东方快车的话，没必要留着保镖不杀，近藤俊一都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杀害，再杀个保镖也是易如反掌。

再排除戏院里的演员及观众：
原文：“至于说有人事先躲进左包间，趁着我父亲不注意去右包间杀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包间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及“包间内及走廊无任何可以藏人的地方，戏院不存在暗道机关”
推理：所以演员及观众根本无法进入房间，如果是从柱子爬到屋里，且不说窗外没有站的地方，即便是从柱子爬行进入，舞台人员、观众以及贾老板都有可能会看到，如果看到的话那就是东方快车了，所以从柱子爬行进入也不成立。

然后排除土方吉：
原文："到警局后不久来了几个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和一名瘦高的翻译官，其中一名军官挥舞着武士刀冲着土方吉像是要杀了他一样，土方吉吓得跪在了地上匍匐着，后背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大半"。
推理：从原文来看，虽然土方吉有杀人嫌疑，也有作案机会，但是土方吉没有任何动机，杀了近藤自己也不会有任何好处，相反还有可能被上面的人责罪，甚至还有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

排除自杀：
原文："随案卷保存的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摇椅旁的小桌子上放着两碟糕点和水壶，水壶样式与军用水壶相同。父亲曾跟我说过近藤担心戏院所提供的茶水食物会被人下毒，一直都是自备"。
推理：有自杀理由：热爱中国文化，不愿进攻中国，但又无法摆脱家族命运等。但如果说是自杀的话，根本没必要打击自己后脑勺，也不可能做到勒死自己后双手平整的放在腹部上，而且自杀的话不用选择在戏院。此次前来还是带着军用水壶，说明近藤来戏院根本没想过要死。

剩下能作案的就只有父亲王安了。

杀人原因：
原文：1、只有最后一次的争执不太一样，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被害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2、有趣的是在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一次与战友的聊天中大家谈到了近藤，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得益于此，第2军的攻势被延缓。
推理：可以看出的是，父亲和近藤的争执肯定和武汉会战有关，当得知近藤要被调离去参与武汉会战时，父亲和王安起了争执，父亲王安试图阻止近藤进攻武汉但遭到了拒绝，并且近藤还用枪指着王安的头，但出于对王安的尊重，近藤并没有选择开枪。
原文："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近藤俊一与保镖土方吉来到戏院，距离他们上一次来已经过了快一个月左右，我父亲王安照例前去接待两人一起上了二楼到右边的包间"。
推理：原文可以看出近藤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没来了，所以可以判断6月5日和父亲争吵后就再也没见过面，7月7日两人再次见面，因为之前的争执导致这次见面两人话并不多，而近藤也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将第二天进攻武汉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王安，王安也像上次一样劝说了近藤，但还是无果。从贾老板的描述来看,原文“曾瞥见包间里的近藤为表演鼓掌，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似乎父亲已经做好了杀死近藤的准备。并且从原文中得知父亲对当晚的表演记不太清，而贾老板对已经过去七八年的表演节目依然清晰记得，且能写出演出人员的名单。

因此，父亲杀人的原因及目的是为了能够保家卫国，延缓敌军对武汉的进攻。

杀人过程：
从尸体的外表来看，死者表情安详，双手放在腹部，能够让近藤毫无防备的就只有王安和土方吉了，土方吉已经排除嫌疑，剩下的就只有王安了，王安清楚的知道近藤的习惯，因此在相声的表演期间，父亲王安从左边包间进入到了近藤所在房间，将近藤打晕后用绳子勒死。因为房间内隔音效果较好，所以王安可以在门卫土方吉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作案。

疑点：
为什么杀人后又不承认？
答：为了给母亲和“我”争取逃跑时间。如果第一时间被认定为凶手，杀死日本军官是大罪，一家人都有可能被连累，“我”和母亲可能还没逃远就会被抓回来。原文中提到：他见到贾老板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与母亲如何，听到我们已经离开北平他满足的点点头。当父亲得知我们已经离开北平时，父亲才终于满足的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直接用到杀死？
如果用随身携带的刀具杀死近藤将会被直接认定是凶手，“我”和母亲也会遭殃。

所以，在父亲得知近藤第二天将攻打武汉时，再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将对方杀死，父亲也只能选择在这天杀死对方，这也是唯一的机会。在杀死对方的过程当中父亲也思考了很多，以至于根本无心观看戏剧，最终父亲还是选择了在近藤离开前将对方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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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父亲应该也想谋害死者，不过是采用刺杀的方式（动机在第二条分析会提到）
2、通过描述可知军官临时调度和两人争吵都发生在六月，我认为争吵起因是这样的：军官提到自己以后将要去参与武汉会战，父亲和军官为此事谈崩了，于是两人争吵了起来；后来军官冷静下来后决定放弃会战，就调度驻守北平。不过父亲应该不知道，所以他对这位日本军官十分失望，也起了杀意。
3、我觉得凶手进入房间杀人应该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保镖应该不会说自己有擅自离岗，所以凶手应该能乘虚而入。另外军官看见凶手进入还能安稳地坐着休息应该代表他对凶手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所以我觉得凶手是贾老板；他的不在场证明应该是叫一位替身完成的。另外保镖得知军官的死讯后怒骂贾老板所以应该是他支走了保镖并进入房间杀人。
4、军官最后和父亲说的应该是“我将要离开了”等类似的话吧，因为父亲表现的很震惊，我觉得不只是为了军官的死，还有他说的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