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分析近藤俊一被害真相的之前，首先要厘清案件的脉络。第一步要判定的就是案件本身的性质。
1、以排除法判定此案件的性质为他杀。
引用 “（近藤）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凶器确定是现场发现的那条长约三尺直径五分的普通麻绳，在脖子上缠绕了两圈相交于颈后。”
引用 “（近藤）在后脑偏上处有一非致命伤痕，是小型钝器击打造成”
近藤的后脑处收到钝器击打，这是死者没法自己攻击的位置。同时文中没有提到过击打所用的小型钝器，因此可以判断凶器消失只可能是他人所为。同时，近藤死亡时是坐在椅子上被勒死，这也是死者没法自己做到的手法。
加之文章中的叙述，可以排除此处存在任何可完成以上手法的机关的可能性，因此可以断定近藤之死既不是自杀也不是事故或陷阱杀，而是他杀。
2、圈定嫌疑人范围。
按照文章中的叙述，嫌疑人可以基本划分为第一梯队嫌疑人：口供中当时一直停留在戏院二楼的土方吉和王安；和第二梯队嫌疑人：口供中当时停留在戏院一楼的戏院中于贾仁相关的一众人等。
2.1、与犯案时间有关的线索可以整理如下：
2.1.1、引用 “曾瞥见包间里的近藤为（百花亭）表演鼓掌，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
由此可确认近藤在《百花亭》期间尚存活。
2.1.2、引用 “《百花亭》结束后是相声场，近藤对相声不太喜欢，所以每当此时他都会关上包间的窗户进行小憩”
《百花亭》结束后，相声场开始，此时近藤脱离可观测区域。
2.1.3、引用 “到下午六时二十五分左右（此为现场被发现的时间），台上开始进行今天的最后一场演出——《赵氏孤儿》，演员们刚上台就位唱了两句，二楼包间就传来叫喊，贾老板说那是土方吉的声音”
此时土方和王安进入现场，凶杀时间圈定在相声场开始，土方吉与王安离开至6点25分。
2.2、在犯案时间内，死者所处房间观测情况的相关线索可以整理如下：
2.2.1、引用 “两个包间中间是有一扇小门的，只有父亲可以在土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右包间杀人再回到左包间。至于说有人事先躲进左包间，趁着我父亲不注意去右包间杀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包间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
配合示意图后的备注可以得出结论。在房屋内有观测者时，不会存在观测者未知的人员。整个房间不存在可以出入的暗道，窗户不可出入，唯一进出的可能性是房门。
2.2.2、引用 “在近藤小憩时土方在门外看守，其他人无论进入哪个包间他必然会看到”
结合第一点可以确定，土方吉在门外就位后，再无任何人有机会进出戏院二楼。
2.2.3、引用 “我父亲和土方也都会离开包间不打扰近藤（小憩），父亲会在这时候离开去登台表演，没有登台安排时他就会到左边的包间内单独观看，土方则是在门外站岗。”
此处描述的是土方吉和王安离开右包厢的过程，是整个案件中的重点部分，但作者在这个部分的叙述却有些模糊。‘我父亲’王安前往左包厢听相声，但未提及土方的具体去向，只是说‘离开’并且在离开后在门外站岗。此处土方存在两种具体的行动模式，因为作者没有限定所以两者都有可能：行动一，直接去走廊站岗。行动二，先与王安一同前往左包厢，而后去走廊站岗。这个分歧直接决定了在近藤小憩期间是否可能有第一梯队嫌疑人之外的某个人从楼梯进入房间行凶。如果是行动二，那么凶手的做法可以是这样的：在策划整个行动前，熟悉掌握王安、土方吉和近藤军一的全部行动习惯（从文中叙述来看，三人的行动都很有规律性。）在《百花亭》快结束，近藤小憩将要开始之前埋伏在近藤门口，把握时机与王安和土方吉同时开门（也可以稍微慢一点或者在二人刚离去后开门）并进入右包厢行凶。并在案发时，趁王安离开左包厢时躲入左包厢，在其他人来观察现场时混入人群。
综合来看，无论土方吉的具体行动具体为何，都无法从可能性上排除掉王安和土方吉的嫌疑。但如果土方吉采取的是第一种行动，那么除了当时二楼的二人以外的其他人是没有任何机会躲藏或混入现场杀人的。也因此可以将犯罪嫌疑人分为两个梯队，有充足杀人能力因此嫌疑较大的一梯队，和不大可能进入现场杀人因此嫌疑较小的二梯队。
3、从动机出发，推断凶手身份。
整个文章中可见的有能力杀人的利益集团有三个。一个是日本军方、警察。一个是抗日组织。再一个是，‘我父亲’王安。
3.1、王安的杀人动机和立场：从动机角度来看，将王安与日本方化为一个利益集团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文中又有以下线索支持我将王安的位置与抗日组织区别开来
3.1.1、引用 “每当说起此人，父亲总是带着一种钦佩而又惋惜的样子”
引用 “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本日记…近藤虽是日本人却也是第一个欣赏他的人，甚至还提出要邀请他去日本，所以父亲一直心存感激，将近藤看作自己的知音…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
从这两段文字中可见在和近藤的关系上，王安心里也是矛盾的，既当近藤是知己，又并不接受他日本侵略者的身份而产生隔阂。因此可以发现王安并没有明确的杀死近藤的动机。
3.1.2、引用 “在贾老板和其他叔伯的帮助下我和母亲离开了北平跟随难民往重庆方向逃去”
引用 “父亲那时的样子，头发散乱，满脸胡茬，右眼无法睁开，身上和脸上满是血迹，父亲总是穿着的那件长衫也破烂不堪像是被无数的鞭子抽打过...贾老板四处托关系终于去狱中看望了父亲一次，那时父亲就已经遭到毒打...他不肯认罪签字，狱警就每天照三餐对他施以酷刑。他见到贾老板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与母 亲如何，听到我们已经离开北平他满足的点点头。半个月后在法庭走了一个过场，法官不顾父亲的喊冤就定罪了。”
王安心中顾念作者母子，如果是他事先和抗日者共谋杀死的近藤，那么应该有机会在更早的时间安排妥当作者母子的安全，毕竟他们会是第一大嫌疑人手中的一个重大把柄日军不可能会不对他们下手。同时王安也没必要硬撑喊冤死不认罪。毕竟从案发当时的情况来看，若是王安做的，那可以说他是一点都没给自己留任何翻案的退路，除了他以外基本没有其他人能够接触到小憩的近藤。如果他是准备杀人后全身而退就不会选择这种方式作案。如果他是准备英勇就义又无需承受许多皮肉之苦，像个真正的革命者一样杀身成仁就行。
纵观王安的行动，既没有杀害近藤的实锤动机，在案发后的行动又与合谋杀人的演绎相矛盾，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是王安与人合谋（或单独）杀死了近藤乃是十分不合逻辑的。
另外追加一点，来讨论一下王安临时撞见抗日者行凶，而后包庇行凶者顶罪的可能性。
进入戏院二楼时楼梯是面对着舞台的，因此任何上下楼的行动肯定都有很大概率被戏班子中的人看到。也因此，基于这种假设为，戏班子的人和贾仁都是行凶者的帮凶。
而王安对于刺杀近藤的态度，此刻也无非就是有三种。一：明确的支持。在争吵过后王安已经彻底放弃近藤，并且撞见刺杀也会义无反顾包庇凶手，自己顶罪。但是如若这样其实根本没必要去实施什么复杂的，有一定概率失败的刺杀行动。直接策反王安杀了近藤即可。二：明确的反对。与假设前提相悖。三：摇摆中。根据文中描写，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最大的，对于贾仁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直接派人去撞运气，赌王安不会告发自己，而是事先暗示王安，试探他的口风，进一步与他攒合里应外合。如果王安答应了，方便实施下一步计划。如果王安方队，他也没有真凭实据告发自己。
最后，也是最大的否认这一假说的证据是。犯罪现场缺失了凿击死者的那件钝器。这是王安在本案中唯一的有利之处——王安没有机会处理凶器。如果是王安在左包厢撞见了行刺的刺客，想定罪，第一步要做的就应该是把凶器藏到自己的屋里成为铁证。
3.2日本军方、警察的杀人动机和立场：文中有对日本军方的立场提出过暗示。线索如下：
3.2.1、引用 “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得益于此，第2军的攻势被延缓。”
近藤是在武汉会战开始后被抽调到后方做参谋长，这段话印证了他的死给日军在战争中的利益带来了损伤。可见近藤之于日军是有丰富助益的存在，此次秘密回调也并非贬谪而是升迁。
3.2.2、引用 “近藤的保镖也从两人逐渐降到一人，是跟随他十几年的下属土方吉，之后两人更是穿着便服与平常百姓无异”
土方吉本人与近藤无冤无仇，追随近藤十余载，甚至可以猜测是对近藤忠心耿耿的。如果日本军方和土方吉本人都没有动机杀害近藤，那么纵使土方吉有十分便利的杀人条件，也无法判断是土方吉下的手。
3.3.1、抗日组织的杀人动机和立场：抗日组织的立场自然是与日本军方截然相反的，也因此他们的行动与日本军方之间是绝无通融的可能。文中曾有描述：
引用 “如果不是他把近藤俊一杀了，武汉会战说不好会是什么结果，他可真是个英雄。”
可见抗日组织的一方是有实在的从这次刺杀中捞到好处的。而抗日组织方杀害近藤的动机也是不言而喻。
这样排除下来可以发现。可见的三个利益‘集团’中，王安是个人行动，可以判断他对刺杀将要发生毫不知情；日本军方没有杀人动机；那么对这次刺杀行动具有动机的就只剩下抗日组织一方了。
4、重大线索剖析
纵观全文，可以总结出三处具有重大意义的线索。
4.1、近藤头部的伤痕
引用 “在后脑偏上处有一非致命伤痕,是小型钝器击打造成,除此之外没有近期造成的其他外伤”
近藤的钝器击伤位置在后脑偏上，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两条有用的信息。其一，近藤本人身高在176cm左右，凶手敲击近藤后脑时挥击路径高于近藤本人身高。其二，凶手是从背后袭击的近藤。
与此线索相关的内容还有。
引用 “根据伤情程度判断当时近藤被打晕完全失去意识”
可见敲击的强度足以造成近藤昏迷。
引用 “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近藤的死亡过程并未伴随大量痛苦。这与近藤身上一大一小两处伤口的情形相悖。引用 “父亲曾跟我说过近藤担心戏院所提供的茶水食物会被人下毒，一直都是自备。警察对这两样物品进行过检查，只是普通的茶水和糕点。”
可见近藤来戏院时是十分小心的，也会提防戏院中的中国人。
综合来看这几处线索。我们会发现，戏院中除了王安和土方吉之外的其他人要在近藤正常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从背后接近小心谨慎的近藤，更不要说偷袭打晕近藤。但近藤的死亡状况却说明近藤在被勒死的过程中并未经受应有的大量痛苦，即近藤在被勒死的时候就已经失去意识。那么近藤失去意识的时间又是在哪里呢？根据2.1中对于犯案时间的讨论我们可以圈定那一定是在相声演出开始时，土方吉和王安离开之后。进一步细化，可以从二人停止观测近藤开始算起。文中对于近藤表现的相关描述还有：“以往近藤与王安在观看表演时有很多话，不知为何案发那天却很少。”从这段描述可以发现，案发当天王安和近藤的交流是不正常的。对此可以做的假设有很多种，但是结合近藤会被王安、土方吉之外的第三人从背后近身来看，近藤应该是在被砸后脑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意识，案发前近藤和王安话很少的原因，或许也是因为少量安眠药（或蒙汗药等药力相近的物品），而再次击晕近藤则是未防止近藤在勒杀过程中醒来。毕竟当天王安和土方吉都没有在近藤身上发现出明显的异样，即便是近藤已经被下安眠药（或蒙汗药等药力相近的物品），其药效也是较小的，只能让人表现出一般程度的困倦。而对于近藤在剧院中可能被下药的环节，也有如下描述：“摇椅旁的小桌子上放着两碟糕点和水壶，水壶样式与军用水壶相同。”可以判断水壶是军队制式，茶水也是从军中带来的。吃喝虽然都不使用戏院提供的东西但是却没有明确糕点的由来（不一定是军队提供的）。那么此处就遗留下了外部同谋实现准备好混有药物的糕点，让近藤购买并带到戏院，而后再由凶手用一模一样的正常糕点在杀人后替换的可能性的余地。
4.2、消失的凶器
在讨论过近藤后脑伤痕的线索后，接下来会发现，在日军的卷宗、和所有对于现场的口供、描述中都没有出现过敲击近藤后脑的那个凶器。按照4.1中提到的第一处线索。此物应足够坚硬，并且个体不大，凿击后附着有少量近藤血液。
对于案发后将现场封锁的描写有：引用 “此时贾老板才注意到二楼右边包间的窗户竟然还是关着的…但是看那个表情他察觉应该有什么大事，于是马上冲上二楼…之后贾老板马上让人去报警，警察赶到后对现场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查就下令将戏院所有人包括演员、观众和尸体都带走了。”
根据文中的描述，在发现尸体时戏院中出现过短暂的混乱。作者用了‘马上冲上二楼’‘马上报警’‘警察赶到’这样一连串形容事态演变迅速的词语，但依旧无法实锤凶手此刻是否已经将凶器（及凶手自己）运出了现场。但我们知道的是，无论此刻凶器是否离开现场。在之后的时间里，日方都是没有再找到过这件凶器的。
消失的凶器，可以是从戏院外悄悄揣进怀里的一块鹅卵石，又或者是戏子唱《百花亭》时手中摆弄的酒鼎（姑且叫这个吧。。长得像是个微缩版的鼎。。。），一切取决于案发当时现场与外界割离的程度，一楼与二楼割离的程度。如果人可以在相声场中出入二楼/戏院，那么凶手完全可能是任何一个效忠于抗日组织的刺客。只要与能时刻观察门口状况的戏组人员全部串好口供，即可在行刺过后趁着相声的高潮，从楼梯溜下混入人群，再在发现尸体的混乱中离开戏院（在戏院没人时事先埋伏在左包厢，在近藤等人进入右包厢后到走廊待伏）。这对于行凶者的一方来讲，乃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文中对这段过程的具体描写并不丰富，所以作为读者并没有办法切实的确定1.凶手离开现场的可能性。2.凶手在不被众人发现的情况下上/下楼梯的可能性。
严谨起见，此处额外讨论，凶手无法离开戏院并带离凶器，且无法在不被一楼的其他看客发现的情况下上/下楼梯时的状况。
这种情况下，凶手存在于戏班中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其一，凶器没有办法带走，就一定要有办法应对后来日本军方的审查。因为凿击过近藤，凶器上一定会留下血迹，血迹在氧化后会变质发黑，一般的石头块不仅没法对日军给出解释，也无法掩饰上面的血痕。这时候戏子们的道具就能派上用场了。举其一，比如《百花亭》中所用酒鼎，其质地为金属，形状稳固，可以满足凿击过后不变形的要求。同时，可以用酒水清理金属表面的血迹。案发前由仓库中拿出（戏班子的道具，至少会有一份多余的备件），按照2.2.3中对于行动二对策的描述，带进右包厢行凶。而后凶手在王安敲过中间小门，土方吉敲右包厢房门时，进入左包厢躲藏，之后混入发现尸体的人中，并趁警察未到，将酒鼎归还戏班，湮灭血迹并再次入库。
4.3、凶手与抗日组织的关联
综合第3部分对凶手范围的论断，与4.1中背后凿击近藤的推断。凶手隶属于抗日组织，并且对近藤、土方、王安三人在戏院中的行动规律了如指掌。有充足能力调动戏班配合，提供凶器、湮灭证据、互作伪证。这样的人物在整个文中非剧院老板，贾仁莫属。但贾仁自身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这可能也是出于对抗日组织领袖的保护。他的嫌疑是最先需要撇清的。
文中对贾仁的戏院给出过以下描述：引用 “贾老板原是一个民间戏班的班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35年初建立了这家戏院，让那些跟着自己走南闯北十年的戏子们在北平扎根落脚。因为贾家戏班本就有不小的名声，建立伊始便有不少客人慕名而来。”
1935年期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华北特殊化”事件，是一个由日本特务机关幕后策划的独立于中华民国政府、投靠日本的运动。在这个时间节点，日军进入华北，进而开启全面侵华的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如此背景下，贾仁带领一群江湖人士进入北平扎根落脚，正好符合了特务组织的惯例，可以判断是为了开展日后的抗日活动而率先潜伏进北平，为后期的情报工作进行准备。
文中对贾仁能量的描述还有：引用 “又过了两天，在贾老板和其他叔伯的帮助下我和母亲离开了北平跟随难民往重庆方向逃去”
。这段内容的发生时间点在近藤被谋杀的两天后。根据叙述，日军在案发一开始便将‘我父亲’王安作为了案件最大的嫌疑犯来对待。那么这个重要嫌疑犯的家人在两天后依旧能在掩护下撤出北平城，可见贾仁其人的背景和手段都不一般。
无论是从以上两点判断，亦或是从安排整个行动需要满足的必备条件来看，贾仁都是整个刺杀行动当之无愧的幕后主使。其人与抗日组织之间的联系也必然十分深刻。
5、凶手的名字与案发时的经过。
5.1、结合4.2中的判断，如果凶手无法离开现场并带离凶器，且无法在不被一楼的其他看客发现的情况下上/下楼梯。则凶手需要和戏院人员互相传递凶器道具，所以戏班子之外的人作案的可能性变的微乎其微（毕竟一个不是戏班子的人和穿着戏服的演员接触会很显眼）。
观察案发时的演出排表，可以发现，演出第二场《百花亭》的演员是没有时间卸妆潜伏的，演出第三场《赵氏孤儿》的演员是没有时间在杀人后登台的。而其他剧院工作人员中，相声演员具有不在场证明；戏院小二需要满场跑动服务，没有机会脱身；扫地工需要不停打扫卫生且年事已高，再排除掉有不在场证明的贾仁，剩下唯一有机会作案的就是班主秦汉了。
5.2、案发时的经过。
戏院老板贾仁，在与王安、土方吉、近藤俊一接触的过程中，详细观察了三人的行动，发现可以利用他们行动中的规律性混入现场，神不知鬼不觉的杀死近藤。但是为了让抗日地下工作者脱罪，就需要一个替罪羔羊。在王安与近藤争吵后，贾仁选定了嫁祸王安的方案。
7月7日，事先贾仁买通的近藤日常购买糕点的小贩报告说近藤正在前往戏院，并在近藤的糕点中下了少量蒙汗药（或者能达到轻度安眠作用的其他药剂）。贾仁遂通知班主秦汉上二楼左包厢待伏。
近藤来到了戏院并与王安、土方进入二楼右包厢。戏剧中，近藤吃下带药物的糕点，开始犯困，言语寡淡。相声场快要结束，秦汉进入走廊，相声场结束，王安、土方离开右包厢，近藤在困倦中很快入睡，秦汉抓住时机进入了右包厢。秦汉先用身上携带的道具，酒鼎，彻底击晕了坐在椅子上刚睡着的近藤，然后用绳子勒死了他，之后秦汉用一模一样的普通糕点替换掉带药的糕点（并在被带走前后偷偷销毁了带药的糕点）。
PS.出于友谊亦或是同情，贾仁知道此时杀死近藤的凶器若是不留在屋内，王安是凶手的说法就会存在纰漏，因为按照整个安排，王安是不会有机会处理这个钝器的。因此贾仁事先安排执行者秦汉网开一面，将敲晕近藤的凶器安排为酒鼎带出了现场，并在用酒清洗过后放回了道具仓库掩人耳目。
时间到了相声场结束，《赵氏孤儿》开场。王安敲中间小门，而后不久土方敲右包厢小门。秦汉趁门未开之际躲入左包厢，王安、土方发现现场。趁着刚发现现场时，土方和王安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近藤身上，秦汉溜过走廊并下楼。而后土方开始叫喊，贾仁来到楼上，并报警。趁着人群混乱，秦汉把敲击用的酒鼎拿给台上的戏子。
6、尾声。
近藤与王安的立场不同，当二者的道路发生激烈的碰撞时，被害的近藤选择了暂时的退让，收枪走人，留给好友王安余地思考，这之后的王安也真的没有去选择阵营。
战争本身即是原罪，是地狱，将善良的人化为厉鬼。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近藤助纣为虐虽不合大义，但对朋友的仁义还是货真价实的。
贾仁策划除奸，一石二鸟，既干掉了日军的重要军官，也清理掉了一个和日本人勾肩搭背的准‘汉奸’，他的行为让站在激进角度的国人来看是忠是良，但他亲手策划了这个诬陷信任他的好友的行动，我若是他，却是会于心有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