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贝克街杯推理大赛第一题「答案提交帖」

一.凶手分析
“我”在案发当天并没有进入戏院的机会，也并无充分动机杀人。排除
母亲同“我”，并且母亲身体不好，难以行动。排除
贾老板，当天有观众证明贾老板一直在第一排看表演，而杀手手法不可能利用机关道具之类的能做到还能回收，排除
土方，土方跟随近藤已经十几年，而他们三年前才被派到中国，土方不可能是内奸，也完全没有杀害近藤的动机，而近藤被杀后，土方被军官盘问的狼狈模样也表示他的心理素质不好，排除
父亲王安，父亲怀才不遇，遇到近藤视其为知音，
1.日记中说之前也有过战争的争吵，但是无关大雅
2.但是在王安1938年6月5日日记中透露了他们当日大吵了一架，近藤对王安有进攻动作
3.7月7日本来相谈甚欢的他们那天说话却很少，
4.近藤6月初被调去进攻武汉，因为他的死亡第二军的攻势被减缓，老徐也说如果不是近藤死亡，武汉会战说不好是什么结果。
5.父亲从小就对“我”讲仁义之道
6.案发后在父亲搜出一把干净的匕首
7.贾老板说看戏时王安一直看着近藤
由上诉七点可以看出父亲因为近藤要去武汉当参谋长杀害自己的同胞而与近藤大吵，而近藤对待他拔枪的决然态度也让父亲对这个曾经的知音改观成了日记上的失望，为了阻止血流漂杵他已经有了杀死近藤的觉悟，将匕首带在身边。
但父亲虽然有充足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机会，凶手却不是他，如果近藤失去了意识，应该是用自己带的匕首杀死近藤才对，怎么会舍近求远还冒着增加时间被发现的问题去用绳子勒死近藤呢。
所以父亲王安不是凶手
故我认为凶手是场内的工作人员
根据贾老板再三确认后给的名单来看，有三个人需要注意即姜曼玉，罗进三，骆駼，这三人都是在近藤来到剧院（11月中旬）之后才来到剧院的，很可能是为了要近藤的性命才来到剧院的，近藤只有看戏的时候防备最少，实际上在案发后他们也比较早的离开了戏院。但是近藤非常警惕，随即到来，不仅茶水自带还有两个保镖，后来近藤放松警惕只带了土方他们有了机会下手，而且近藤被委任进攻武汉情况十分危急。而案发时百花亭才刚刚演完，台上的姜曼玉和罗进三来不及换好衣服去行凶，店小二能够方便的观察一切而且消失一会没人能够发现，所以我认为凶手是骆駼。
二.案件还原
1.证词鉴定
如果在场所有人的证词都正确的话，按照描述来说，不可能有除了王安个土方之外的人能够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杀死近藤，所以必定有人的证词撒谎。如果是父亲撒谎包庇某人的话，先不说父亲反应十分逼真，他大可承认罪行不用接受酷刑博得民族英雄的称号，而且如果凶手接受了王安的包庇应该会在结束之后为王安的家属报恩才对，综上，父亲的证词可行度较高。
土方就不一样了，他是近藤的保镖（日军还有可能派他观察近藤的一举一动，毕竟近藤和中国人走的近）在近藤死后日本军官拔刀威胁他的样子来看，如果他玩忽职守的话没有好果子吃，所以他要推卸责任。每次近藤都要小憩一会，而土方经常光顾戏院外的烧饼摊，烧饼摊的小贩却不认识近藤，说明是土方独自去买的（多半不给钱），而土方有机会自己去买只有近藤小憩的时候，不存在近藤看完戏出来后站老远等土方的可能吧。所以案发当时土方是出去买烧饼了的，密室已经不成立了。
而作为店小二的骆駼已经将土方的这一行为牢记，也算好了大致返回时间，在土方下来的一刻上去进入右包间。
2.关于近藤尸体
近藤的模样就好像是鼓掌鼓到一半被人打晕，近藤的面容安详，看起来被打晕的时候是在看戏的时候，那么问题就来了，无论是空城计还是百花亭都有土方和王安陪他看完全程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被打晕？要么，土方证词中在多一条谎言，他提前出去，是王安在百花亭表演期间打晕了近藤，但是如果这样王安就没有必要回到左边包间了，无论他杀不杀近藤。
那么只有近藤在他们退出去之后又看了什么才鼓掌的，王安唱戏？不，他没有看到凶手。请人上来表演？不，贾老板和其他员工都不知情。凶手特意摆放？不，没有意义不说，还浪费时间。
所以我只能想到一个那就是相声了，在六月初近藤曾经做过拿枪出来对着王安的举动，为何在工大武汉的紧要关头他还特殊调动回来抽空来这里看个戏？近藤是为了弥补之前的过失，找回友谊（文中说近藤喜欢看爱情类的京剧，不免让人怀疑性取向，但是这是偏见，这些戏剧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它的内涵和艺术，基情什么的我觉得有点玷污欣赏这些的观众，但是能够侧面说明近藤的感情细腻），因此近藤试着去看他以前不喜欢的相声，因为他的好友就是讲相声的，想通过多看看提供自己的欣赏水平，到时候给朋友一个惊喜缓和关系。不得不说近藤如果真的这么想心思是很细腻的啦（这个心情如果我说的是真的话作者观察真是独到，一般糙汉子可想不到这些）
而案发之时骆駼拿着绳子上去发现近藤竟然出乎意料的在看相声，近藤以为是土方进来丝毫没有怀疑，骆駼利用带着的小型钝器（应该不是水壶，首先水壶文中丝毫没有交代发现时里面水有多少，水太少重量不够当不了钝器的，说明这物品不重要）打昏了近藤。然后关窗，实际上二楼这个地方不管观众回头就能看到，上面的演员也能够瞅到，除非都是一伙的，不然左包间和右包间发生什么都有被看到的风险，左包间没关窗，下面看得清清楚楚。骆駼把窗关上后去勒死近藤（绳子只有一米左右脖子围两圈之后相交实在太短了，有点奇怪）。然后关门下楼。
为什么不是跳窗？观众会发现。为什么不等王安敲门不应之后，等王安找土方说话的时候去到左包间，等人群混乱的时候再走出来？首先他在右包间听不到左包间的王安什么时候出来（王安还敲了两次门，预判不了）而土方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进来的，右包间没有开窗，不可能通过演员或者观众传达王安是否出去的消息，只有杀了人就跑这一条路。
在抗日人士看来王安就是汉奸一样的存在，能够杀了近藤延缓武汉的攻势还能栽赃给一个汉奸实在完美。
贾老板是否知情？他很为“我”和母亲考虑，即使他知情，在父亲的匕首被搜出来后他也明白父亲已经有当英雄的觉悟了，看戏看相声的时候一直在犹豫，所以记不得戏和相声的内容。
开头的诗应该源自徐策跑城，意外的贴切文章。
三.尚存疑虑
如果不是父亲杀了近藤，战后真正的英雄应该会恢复此等荣耀才对，即使英雄死了。
为什么用绳子杀人还十分的短，时间用的越少越好啊
戏剧元素为什么用不上......难道......

此案的相关信息我来推理一下，个人之言:1.凶手不是王安，至于我的理由有如下，近藤是日本人，王安是中国人，又处于战争时代，作为敌对双方，近藤是对王安有所防范的，2，近藤是被敲晕后才被杀死，而外面又有他的侍卫，所以这也不可能，3，王安是怎样进入近藤的包间的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从小窗进来的话，近藤会听到声音，这也就可以表示王安没有机会，4.王安随身带着匕首，为何不选择匕首行凶而选着绳索行凶？5.当近藤被被发现时王安也处于震惊之下，6，土吉野的证词说王安和近藤很少讲话，就说明两者今天应该接触很少。这是我以上几点。接下来说我的推理，我认为凶手既然能在近藤不知觉得情况下敲晕他，肯定是他熟悉之人，2是选着绳子行凶肯定没有随身携带武器，所以我个人觉得凶手可能是土吉野，至于土吉野为什么杀近藤这就是上方的意思，而土吉野也是最适合最有可能杀近藤的人

日本人近藤被杀案凶手推理
凶手是罗进三，下面请看我的推理:
我们可用排除法来推理出谁是凶手，首先是“我”的父亲王安，如果王安是凶手，既然已经杀了近藤了，大大方方承认就罢了，何必窝窝囊囊的不承认呢？而且啊王安真的杀了人还想不承认干嘛要把刀放在身上不扔掉呢，而且这刀还不是杀人凶器等等。
那王安种种奇怪的行为怎么解释呢？日记中王安和近藤最后一次的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王安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王安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
这是为什么呢？
有两层，一层是王安认为近藤只是励志要做一名汉文化研究学者的人而已。谁成想多年的军旅生涯已经让近藤对军队也有了想法，也想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而不惜杀害数千万中国人。
他们的争执想必也是因此，王安想让近藤放弃参谋长的身份不要参加武汉会战，说的急了近藤便举枪对准王安的额头。
另一层是王安博闻广识空有一身学问却一直无人赏识，他以近藤为知己，他认为彼此在对方的心里都很重要，但是近藤却拿枪指着他。这根本不是很在乎，是根本不在乎。
于是王安决心杀了近藤，有一时的气愤，也是为了国人。
于是那天两个人基本上没说什么话，一是已经决裂，而是王安不想因此而动摇自己杀近藤的决心。
但他最终没有杀掉近藤，是因为他想通过小门要杀掉近藤的时候发现，近藤已经死了。他大惊失色忙回到左包间，然后去找土方吉说敲不开门，又怕打扰近藤，请土方吉开门。
但是请土方吉开门就不打扰近藤了吗，所以他可能是知道土方吉遇到了不测才这么说的。而且一是慌张，竟然把自己的刀也忘了要处理了。
然后假设贾老板是凶手，但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所以贾老板绝不是凶手，可能是帮凶。
然后假设土方吉是凶手，若是土方吉是凶手，他只能在和王安从包间里出来时想办法磨蹭一下，或者说刚出来马上进去，因为要做“我一直守在门口”
的证词，所以他不可能六点多再进去一次，他要杀人的话一定是制作一个杀人机关。但他想在近藤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勒死他，就要下药，他下药没问题，也能处理好，但是没法保证在怎样制作那个定时杀人机关，种种原因都不满足，再次不做详述。
于是只能是戏院里的人杀的，罗进三进入和离开戏院的时间满足，年纪也满足。
他是这样杀人的，他白花亭之后，从大门出去，爬上二楼的窗户，吹迷香迷晕了王安，然后爬窗户进去，再迷晕了近藤杀害了近藤后，跳窗户跑了。
就这样。

第一次答题要是全错了见谅见谅。
解题的关键在于密室。土方和王安两人一起组成的的密室。如果土方说谎密室就不存在，但是他没有动机，而如果是王安杀的人，他就没有必要否认，所以这两人都排除嫌疑。那么这个密室怎么解，我觉得是时间差。三人还在包间内看演出时有人上楼进了左包间，在王安土方出来后进入右包间杀害死者，而后在王安土方敲门时进入左包间，等混乱后混入人群达到杀人目的后逃离。这个人就是贾老板。只有贾老板与王安这么熟悉才知道三人看演出这些规律，动机也十分明显家仇国恨。
从前面说起，近藤来到戏馆与王安相识成知己，但关于武汉战争双方出现分歧，王安对其深感失望，以至于随身带匕首想要行刺近藤。而贾老板对日本人仇恨，同时对王安与近藤的亲近感到不满，决定杀死近藤同时让王安替罪。于是在近藤又一次来到戏馆
，贾老板让人化妆假装自己，同时自己上楼进左包间，在两人出去后进去，趁近藤不备击昏杀死他。而后在门外有动静时回到左包间等待混乱趁乱与假的贾老板身份互换。演了一场真的赵氏孤儿，让王安代替自己承担罪名。之后陈述证词时又说王安的目光一直在近藤身上，表达王安对近藤的敌意，又有土方说两人交流少不正常，坐实罪名。大概就是这样。错了请不要见怪

案件类型：近似密室杀人
被害人死亡原因：机械性窒息（小型钝器击昏后勒死）；
凶手：土方吉；
凶手杀人动机：与近藤所站的立场或政见不同；
案件嫌疑人：父亲，土方吉，和出演《百花亭》三人。

首先，出演百花亭的三个人没有不在场证明，但是我并不能通过推理来证实，因为并不严谨。严格来讲这也不算是推理，只能算是瞎猜：他们可以等到退场后上二楼杀人。根据文中陈述，因二楼有人在守着，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其次，王安（父亲）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不在场证明。对于此案，王安的不利因素为作案时间充裕。但是文中陈述的“王安这次话少”是因为上次的矛盾；而“携带匕首”确实为了防身，因上次近藤拿枪指过他。王安的作案动机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都是痛恨日本人，算是国仇，如果是这样，有很多人都会想杀他。

最后，我们认为土方吉是凶手，是因为有极大的作案嫌疑。首先是因为由近藤的死状，凶手必定是他极为熟悉的，且没有任何防备的人。王安不仅上个月刚和近藤有激烈的冲突，而且当他准备回近藤的右包间前需要敲门，得到他的允许才可以进入。但是土方吉因为跟了近藤十几年，近藤也一定十分信任他，所以他可能是凶手。其次，根据文中的描述，近藤是先被钝器打晕，再被勒死，所以他死之前一定没有看到凶手，且是背后偷袭所得。而且，土方吉所在的房门口，位于近藤身后，十分有利。最后，近藤被绳子需要勒3分钟才能致死，对于一个教书先生，可能并没有力气和勇气杀人。所以，对于像土方吉这样的保镖就十分有可能了。而对于凶手的杀人动机，我们认为是由于他与近藤的政见不同所致。从文中的描述，我们知道近藤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并且对待戏班子的人很友好、亲近，但是土方吉可能更倾向于侵略中国。

综上所述，土方吉最有可能是杀害近藤的人。

我们先考虑了时间顺序：
1937年11月中旬 近藤来到剧院
1938年6月5日 近藤与父亲争执
1938年7月7日 近藤死亡

接着结合文中这段：武汉会战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终于结束，国军放弃了武汉保存了力量，我也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军人生涯。有趣的是在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一次与战友的聊天中大家谈到了近藤，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得益于此，第2军的攻势被延缓。

我们发现近藤在6月初也正好担任参谋长，所以猜测父亲与近藤的争执的原因就是因为父亲十分珍视近藤这位朋友，不愿他涉入这场战争，但是近藤由于家族原因必须参入这场战斗，从而产生争执。

接下来，为什么父亲不是杀手呢？
第一，父亲自己随身携带一把匕首，却不作为他杀死近藤的凶器，而是选择砸晕近藤后勒死他，即使是为了避免弄出不必要的声响，也不需要特意去勒死，因为父亲知道近藤已经睡着了，可以一刀毙命，这样更加快速。
第二，父亲假若是凶手，他的杀人动机应该就是为了民族大义，所以他完全可以在杀死近藤后，选择与土方搏斗，毕竟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血赚。


所以父亲便不是凶手，但是真正的凶手究竟何时来的呢？
在《百花亭》后土方一直在外面守卫，所以凶手只能在《百花亭》和《空城计》的时候已经在左包间了。

那父亲为什么没有惊慌，任留一名闯入房间的人？
我们认为，是有人已经和父亲谈好了，在下一次近藤来看戏时，配合父亲除掉近藤。首先近藤并不蔑视演员，以先生称呼，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同时演员也不希望自己所在的戏场毁了，所以我们认为“纯”演员不会去选择杀死近藤。近藤是在1937年11月中旬来的，所以1937年11月中旬以后来的人都十分可疑，分别是：姜曼玉（百花亭）、罗进三（空城计、百花亭）、骆余（小二）。又因为凶手必须在百花亭之前抵达左包房，所以凶手就是骆余。

同样，“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警察对他们进行了检查也没发现疑点。”表明，只有拥有自由身的小二骆余才有机会上楼。

接着又结合父亲身上带的匕首，我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实际上父亲知道近藤要担任参谋长，自己无力阻止，已经有了杀近藤的想法，所以身上带着一把匕首准备杀他。恰好抗日军中的骆余假扮演员也准备杀死近藤，便想先对近藤身边比较亲近的父亲进行思想动员，没想到一拍即合。但是父亲依然没忍下心去杀，于是让他去杀近藤，自己负责顶锅。

顶锅的原因我们认为是这样，假设是演员干的，提前躲在左房间和父亲配合假装先把父亲敲晕，再杀佐藤，这样整个剧院的演员包括贾老板都会被连累，因为父亲与贾老板是故交，父亲认为自己顶锅也算是给贾老板报投奔之恩了。

因为父亲知道近藤已经是目标了，所以才会：

“期间贾老板偶有转头与后方的一些观众交谈，曾瞥见包间里的近藤为表演鼓掌，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

“以往近藤与王安在观看表演时有很多话，不知为何案发那天却很少”

最后骆余杀完人，在6：25时，父亲招呼土方进右屋看近藤，这时骆余从左屋离去。

凶手是罗进三，杀人时间是6点20分，凶器是赵氏孤儿里面裴豹牵狗的绳子和佩刀。
他在王安看右边窗户的时候发现那边没开，于是他从柱子爬到窗口，进入王安房间，然后从中间的门进入，那时外面正好在敲门听不见，他进去后用佩刀击晕了近藤，然后同时用牵狗的绳子直接勒死，然后在进入左侧王安房间，那时外面还在敲门，他在左侧房间待到了破门的时候从窗口出去，而他们进来的时候近藤其实才刚死。而那个时候正好是他演的裴豹出场的时候，但是正好打断了表演，他就不用出场了。也就有了不在场证明。
凶手是罗进三原因是1：他演高力士，可以看出他身体素质好 2.在赵氏孤儿中应该有人演裴豹，但是演员表里面没，加上演员固定，他在空城计中出现，应该也在赵氏孤儿里面演。

我队认为凶手是土方吉，首先从现场来看，只有王安和土方吉能办案。之后，土方吉撒谎称自己的中文不好，这点由案发地戏院对面的烧饼摊的小贩口中得知，土方吉经常来光顾他这里，一个汉语不好的人不可能和一个小贩正常交流。也就是说，土方吉其实听懂了近藤和王安间最后的对话，然后就想杀了近藤并且嫁祸给王安。他进了左包间假装有事找近藤，用屋内的水壶打晕了近藤，之后用绳子勒死了近藤，最后走出来继续站岗。由王安在右包间里没有听到声音，推断出杀死近藤的一定是亲近的人，最后得出凶手是土方吉。

凶手：16岁的小二骆馀，王安是帮凶
案情分析：
1.【1937年11月中旬，因为天冷来戏院的观众也少，闲下来的我正揣着暖炉蹲在舞台旁阅读地上的报纸。大门忽地被推开，一阵寒风袭来。从门外走进一个男人，年纪看起来35岁左右留着杂乱的络腮胡，身高约摸五尺三寸，身披大衣内着军装，肩头落着一些雪。在他身后跟着两个穿着日军军服的人，我们所有人，连同台上唱戏拉曲的人都停了下来。】
从此处可以看出，近藤是1937年11月才来到的戏院，根据下图中给到的演员与杂役的工作时长表，可以推断出，1937年11月后来到戏院的人非常有嫌疑。分别是罗进三，姜曼玉和骆馀，因为近藤在戏院里面的话会比较松懈，所以嫌疑犯是这几个人

2.【父亲在家时起初也会提到他，每当说起此人，父亲总是带着一种钦佩而又惋惜的样子。】
从这里可以知道，王安对于近藤是一种知己难求的感情，却又碍于国家立场不同无法深交。

3.【一直到了1938年的7月7日，那天是母亲的生日。】
如果说王安想要杀掉近藤，他在他身边时那么多的机会，也不知道近藤未来会不会再次来到戏院，如果没有什么非要不可的事情，王安并没有要在妻子生日这天来杀掉近藤。

4.【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近藤俊一与保镖土方吉来到戏院，距离他们上一次来已经过了快一个月左右，我父亲王安照例前去接待两人一起上了二楼到右边的包间。彼时台上正在演出《空城计》】
【《空城计》结束后表演的是《百花亭》】
【《百花亭》结束后是相声场，近藤对相声不太喜欢，所以每当此时他都会关上包间的窗户进行小憩。】
【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
【土方吉说舞台表演时自己与近藤、王安是同处一室】
【在比划了一番后他理解了王安的意思是敲门（包间之间的小门）没有人应答，土方觉得有疑于是马上推门】
【到了下一场的演员们都已上台，他再次敲门却依然没人应答】
从此处可以看出来如果凶手在演员中，演员要在演空城计或者百花亭时就进入王安的屋子里，并且在王安出去叫土方吉后，趁着他们进入屋子时趁机逃走，那时候演员们都已经上场，所以凶手不能演最后的赵氏孤儿。根据演员表和演出演员表，综合后发现演员并不能完成这样的手法，所以唯一的嫌疑人只有骆馀

5.【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得益于此，第2军的攻势被延缓。】
此处我认为就是动机所在。近藤死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我方军人，由此猜想，军方得知近藤会经常在戏院看戏后，安插了骆馀这名卧底，但是骆馀身为军人，不会唱戏，只能当一名杂役小二。因为近藤突然回到了北平，如果再不杀掉他，或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这是骆馀唯一下手的机会了。

6.【根据伤情程度判断当时近藤被打晕完全失去意识，随后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勒死】
明显是用刀柄先砸晕近藤，能如此近身近藤并且不会惊扰到他的人必定是近藤熟悉的人，由此可见，王安即使不是勒死近藤的凶手，也是一名帮凶

7.【父亲的证词则说自己在近藤休息时一直都在左边的包间内观看相声表演】
【警察还问了父亲是否记得当天相声表演的内容，父亲说自己记不清。】
明显的上下证词矛盾，所以当时王安并没有在看相声。

8.【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王安看到近藤死去后，作为一名欣赏敬佩近藤的人，看到近藤如此离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王安心里希望他能够死后体面一点，于是让他做出了安详死去的模样

9.【他不肯认罪签字，狱警就每天照三餐对他施以酷刑。他见到贾老板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与母亲如何，听到我们已经离开北平他满足的点点头】
王安得知是为国人战争不得已要杀掉近藤，大概是看着骆馀是名军人，且年纪与儿子差不多大，恻隐之心与爱国之心让他没有把骆馀举证出来，但是身为文人风骨还在，不是自己亲手杀的依旧拒不承认。
凶手动机：
       近藤死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我方军人，由此猜想，军方得知近藤会经常在戏院看戏后，安插了骆馀这名卧底，但是骆馀身为军人，不会唱戏，只能当一名杂役小二，然后伺机盯紧近藤，有机会就除掉他，之后收到近藤要调去武汉的消息，但是因为近藤突然回到了北平，军方收到了消息，如果再不杀掉他，或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案件还原：
       军方得知近藤来到了北平，还喜欢去一家戏院听戏，于是派了小兵骆馀去当卧底，骆馀一个军人，不精通唱戏也不会相声，只能当一名杂役小二。骆馀在这里干了一个月后，摸清楚了近藤每次来的时间都不规律，而且手下保镖也带少了，没有以前刚来的时候那么谨慎了，然后每次过来看戏都一定是坐在二楼的右包间，身为小二非常容易的能摸清楚包间内部结构。他知道近藤比较喜欢王安，而且王安与近藤对于战争的意见分歧颇大，王安对近藤感到失望，这时骆馀找到了王安并且跟他说了自己的计划，王安内心很矛盾，但是还是同意了给予骆馀帮助。后来近藤去了调去了武汉，原本以为没有机会了，谁知道近藤突然回到了北平，如果再不进行刺杀，可能就没有别的机会了，暗下决心的骆馀，在1937年7月7日当他看到近藤再一次来到戏院后，依旧是上了二楼那个右面的包厢，并且是跟王安和土方吉一起在右面的包厢，那么就是说，左边的包厢现在是无人的状态，骆馀趁乱上去了二楼，走进了左面的包厢。听完百花亭，近藤想要休息，于是王安回到了左边的包厢，看到了在包厢里的骆馀，骆馀本来是想找机会一刀刺死他，但是王安并不同意，于是王安先拿着匕首用刀柄砸晕了近藤，再由骆馀来勒死他，王安看着他欣赏敬佩的人就这样死在他面前，心里还是有着几分愧疚感，于是将他的死相摆的体面一点，好让他死也没有那么难看。杀了近藤之后，他让骆馀先躲在门附近，然后自己出去去喊土方吉，趁他们一同进入右包厢去察看近藤的死时，骆馀赶紧出去。凶杀完成。王安的确没有亲手杀掉近藤，但是他为了国家大义，还是选择包庇骆馀，却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干过的事情。

黑色字为原文
括号中字与结尾自我推理为推理过程

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
血海冤仇终需报，且看来早与来迟。

一、起初
父亲去世是在1938年的8月。
我们一家本是住在辽阳，因日寇在东三省的胡作非为而举家搬迁至北平。搬到北平后不久我进了燕京大学，燕园景致虽美可我却无心观赏，我知道日寇绝不会满足于东三省。果然，1937年北平也沦陷了。
搬到北平后父亲就在北平的一家戏院工作。父亲本就是个爱戏之人，与戏院老板贾仁还是故交。（贾老板和父亲王安认识的很早）
贾老板原是一个民间戏班的班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35年初建立了这家戏院，让那些跟着自己走南闯北十年的戏子们在北平扎根落脚。因为贾家戏班本就有不小的名声，建立伊始便有不少客人慕名而来。而后贾老板招募了更多的新演员，还专门设立一个相声场子，俨然成为北平最知名的戏院之一。来到北平后父亲便投奔了贾老板，贾老板心善让我父亲在戏院挂名了一个班主之职，也不用管事只做些轻松的活儿——整日与看戏的观众闲聊。后来因为父亲口才好又学识广博，总有说不完的奇闻异事，贾老板便安排父亲隔三差五登台说些单口相声，也支付一些表演的费用。有时票友们鼓捣的聚会，父亲还会登台与大家唱上一两句，只是不带妆，毕竟太费时间。
我的母亲不识字又身体抱恙不能外出做事，为了贴补家用我萌生了打零工的想法。父亲怕我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只准我到戏院做小厮帮人端茶递水。日子这样一天一天过着，我因父亲对我的管束而心生不满，父子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父亲不允许我在别处寻工，必有内因）
1937年11月中旬，因为天冷来戏院的观众也少，闲下来的我正揣着暖炉蹲在舞台旁阅读地上的报纸。大门忽地被推开，一阵寒风袭来。从门外走进一个男人，年纪看起来35岁左右留着杂乱的络腮胡，身高约摸五尺三寸，身披大衣内着军装，肩头落着一些雪。在他身后跟着两个穿着日军军服的人，我们所有人，连同台上唱戏拉曲的人都停了下来。（1937年11月后来到戏院工作的人都非常可疑）
贾老板是反应最快的，他马上迎上去说了几句，随后贾老板便领着三人上了二楼从舞台方向看右边的包间看台，那名带头的男子脱下大衣，笔直的坐在椅子上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贾老板便急忙示意台上接着表演。
回家后，与父亲已经三日未曾说话的我按捺不住好奇向父亲询问那人的事情。父亲告诉我那人确实是日军军官，名唤近藤俊一，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6师团参谋长。因喜好京剧特地慕名前来。
那之后近藤依然有来戏院，可能因为军务繁忙，司令部距离戏院也远，他的到来很没有规律。只是毕竟次数多了，大家也就习惯了，再没像前几次那样引起震动。近藤的保镖也从两人逐渐降到一人，是跟随他十几年的下属土方吉，之后两人更是穿着便服与平常百姓无异，但他一直都在二楼的包间看戏。
不知从何时开始，父亲成为了接待近藤的专职人员。近藤听得懂汉语，也能说，只是不太流利，正常交流还是没问题。我看到他常常被父亲说的话逗笑，有时更是他在说，父亲在听，两人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近藤确实喜爱京剧，尤其偏爱看《西厢记》《桃花扇》这类讲述情爱故事的剧目，对待戏院的一些演员们也极为客气，总以先生相称。（近藤与父亲关系甚好）
父亲在家时起初也会提到他，每当说起此人，父亲总是带着一种钦佩而又惋惜的样子。从父亲那我了解到，近藤在读书时因为非常仰慕中国文化而自学汉语，对中国的古籍也如数家珍，年轻时本励志要做一名汉文化研究学者。他的家世显赫，在日本是有名的士官家族，出于这种家庭原因他不得不参军，三年前他终于被派到了中国，但是作为一名侵略者的身份。（近藤为被迫参军，并非其本意）
从小教导我仁义之道的父亲与一名日军军官走得如此近，令我非常不满，父亲的朋友们也渐渐与他疏远。与此同时因为开学后学业渐重，我不再去戏院打零工。一直到了1938年的7月7日，那天是母亲的生日。为了给母亲庆生，我结束当天的课业后来到戏院想叫父亲提早回家。可当我来到戏院时，门口站着两名穿着警服的警察，他们拦着不让我进去。
从戏院旁巷子口摆摊卖烧饼的小贩口中得知，刚才在戏院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名日本军官被杀害，戏院的人已经全部被带去了警局。
难道是近藤？我马上向小贩确认，小贩并不知道被害军官的名字和样貌，但认识陪同的保镖，因为那是时常光顾自己摊子的人。我急忙赶往警局，心里莫名的担心起来。（后文提到近藤就是那个被杀的人，所以这里指的保镖就是土方吉，而土方吉后文提到不懂国语，所以这里是矛盾，其中必有蹊跷）
刚跑到警局附近我就见到许多人从里面出来，其中包括贾老板，他的面色苍白，像是受到了什么严重的惊吓。我赶紧跑上去喊住他。见到我急匆匆的样子，贾老板便把我拉到一旁。
“你赶紧回家，带上你母亲快出城！”
“我爹他……”
贾老板叹了一口气说：“警察和日军现在都怀疑是你爹杀了近藤，哪怕不是他做的，我看靠这些投靠鬼子的无能警察也根本查不出什么真凶，到时候你爹还是会被拿去顶罪。刺杀军官可是大罪，你们娘俩也会受到牵连，所以赶紧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贾老板仿佛知道真相）
父亲杀了近藤？难道父亲是故意接近他想要伺机下手？
回到家母亲已经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我不敢开口，可父亲回不来，我终究还是得说。母亲听完很平静，但我还是看到她眼角有些许泪光。
“小鬼子，该杀，你爹是个英雄。”她对我说。

二、昨日
第二天一早我去学校办了休学手续，与几个要好的同学说了这事，他们也督促我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如果我能找到凶手为父亲洗清嫌疑，那不是皆大欢喜吗？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离开学校就直奔贾老板家里希望能从他口中知道更多的信息。
贾老板架不住我的请求便向我描述了他所知的大致经过。
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近藤俊一与保镖土方吉来到戏院，距离他们上一次来已经过了快一个月左右，我父亲王安照例前去接待两人一起上了二楼到右边的包间。彼时台上正在演出《空城计》，「诸葛亮」刚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这时是空城计的第三幕，半个小时后空城计结束。另外所有人都不知道当天近藤回来）
《空城计》结束后表演的是《百花亭》，这出戏我记得约要一个小时。在演出时贾老板总是坐在一楼大堂的第一排最左边的位置，期间贾老板偶有转头与后方的一些观众交谈，曾瞥见包间里的近藤为表演鼓掌，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父亲总是看着近藤说明有事发生，他准备实施行动了）
《百花亭》结束后是相声场，近藤对相声不太喜欢，所以每当此时他都会关上包间的窗户进行小憩。我父亲和土方也都会离开包间不打扰近藤，父亲会在这时候离开去登台表演，没有登台安排时他就会到左边的包间内单独观看，土方则是在门外站岗。（此时的右包间便是个密室）
到下午六时二十五分左右，台上开始进行今天的最后一场演出——《赵氏孤儿》，演员们刚上台就位唱了两句，二楼包间就传来叫喊，贾老板说那是土方吉的声音。此时贾老板才注意到二楼右边包间的窗户竟然还是关着的，紧接着窗户马上被打开，土方吉探出身子朝着贾老板的方向大喊。虽然没有听懂土方喊的是什么，但是看那个表情他察觉应该有什么大事，于是马上冲上二楼。当时我父亲正愣愣地站在右包间门口，贾老板一边问着“发生什么事”一边跑了过去，一到门口他就看见近藤仰面靠在摇椅上闭着双眼，脖子上还缠绕着一条麻绳，身边的我父亲瞪着双眼念念有词好像在重复近藤的名字。土方吉朝贾老板冲来，口中不停的说着什么，贾老板只听懂了一句“八格牙路”。（近藤死亡，唯一可能杀人的便是王安，也就是我的父亲）
之后贾老板马上让人去报警，警察赶到后对现场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查就下令将戏院所有人包括演员、观众和尸体都带走了。到警局后不久来了几个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和一名瘦高的翻译官，其中一名军官挥舞着武士刀冲着土方吉像是要杀了他一样，土方吉吓得跪在了地上匍匐着，后背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大半。而后土方吉似乎对那几名军官说了什么，他们就全体看向了我父亲。（土方吉向军官说话，可能也只有他可以和军官撒谎）
日军通过翻译告诉警察在警局的其他人也都听到，土方吉作证他到戏院后没有见到其他人进过包间，因此只有在左包间的父亲可以犯案。（土方吉依然没有证人，他可以继续撒谎）
于是包括贾老板在内的其他人在警局做了一些笔录以后就被准许离开，只有父亲被以重大嫌疑拘押。
从贾老板所说来看，父亲的确是唯一能杀害近藤的人。在近藤小憩时土方在门外看守，其他人无论进入哪个包间他必然会看到。两个包间中间是有一扇小门的，只有父亲可以在土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右包间杀人再回到左包间。至于说有人事先躲进左包间，趁着我父亲不注意去右包间杀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包间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父亲和土方吉仍然是最有可能的凶手）
所以是父亲杀了近藤，他的确是个英雄。

三、离城
临走前贾老板再次劝我赶紧离开北平，还说了很多叮嘱的话。又过了两天，在贾老板和其他叔伯的帮助下我和母亲离开了北平跟随难民往重庆方向逃去。
母亲在途中旧疾复发，为了给母亲治病我改变了原定计划转而在湖北武汉附近的一个小镇落脚。安定好之后我给贾老板发去了电报报平安并询问父亲的近况，那时正是8月中旬，贾老板回复的电报里传来了噩耗，父亲在月初已被日军以行刺的罪名处决。
我没敢告诉母亲，怕她的病情再恶化。母亲去世的那天她与我说自己梦到了父亲，父亲在梦中告诉她自己已经清白马上就会来找她。那天中午她的胃口很好吃了很多，精神也比往常好了不少。到了傍晚，我刚将稀粥端上桌想叫她起来却见到母亲手指着门口，嘴里念着父亲的名字，渐渐闭上了眼睛。
我用剩余的最后一点钱将母亲安葬，在庙里为二老立了牌位。从报纸上得知日军一直在设法攻占武汉，已经孑然一身的我选择到武汉参军。
武汉会战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终于结束，国军放弃了武汉保存了力量，我也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军人生涯。有趣的是在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一次与战友的聊天中大家谈到了近藤，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得益于此，第2军的攻势被延缓。（这是条重要线索，也就是说这次刺杀行动扭转了战局，如果真的是父亲杀的，那么父亲的杀人动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而且父亲有着很重要的身份）
我父亲的名讳自然也被他们提起，因为日军方面对外宣称就是我父亲杀害了近藤。战友们纷纷赞扬他的大义之举，称他作英雄。
抗日时的军人，每天的生活都像生命的最后一天，可是对近藤被害一案的真相我依然放不下。

四、复返
1946年1月底，我重返北平，那是一个大雪天。
还有五天就是春节，北平城内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的一年。我回到以前与父母租住的四合院，四合院的房东老先生已经过世，他的儿子与我一般大但已成家，现在与家人一起住在这儿。在他的帮忙下，我从杂物间里找到了父亲的一些遗物，是当年来不及带走的。
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本日记，里面提到不少他与近藤的事，这些事他不曾跟任何人说过。父亲博闻广识空有一身学问却一直无人赏识，在辽阳时仅是一个教书先生，到北平后又成了“戏子”一般的人，靠逗乐他人为生。近藤虽是日本人却也是第一个欣赏他的人，甚至还提出要邀请他去日本，所以父亲一直心存感激，将近藤看作自己的知音。不可避免的，他们之间也有过关于战争的争执，只是之前都无伤大雅。只有最后一次的争执不太一样，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被害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父亲的第二个杀人动机也许就是这个，他有可能因为近藤的无情，所以在国恨和友情之间选择了国恨杀掉了近藤）
翌日，我来到了警局，现任的警察局副局长是我的战友老徐，他帮我找到了日军占领时期的案卷。根据案卷的记载，近藤的尸体被日军方面领走由他们进行了尸检，得出的结论是死亡时间在当日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考虑发现尸体的时间可以再减少五分钟），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凶器确定是现场发现的那条长约三尺直径五分的普通麻绳，在脖子上缠绕了两圈相交于颈后。（选择这样的杀人方法是为了让近藤不发出声响，所以该就是父亲和土方吉中的一个人）
在后脑偏上处有一非致命伤痕，是小型钝器击打造成，除此之外没有近期造成的其他外伤。根据伤情程度判断当时近藤被打晕完全失去意识，随后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勒死，法医推测整个勒杀过程需要花费三分钟。近藤死前是在摇椅上坐着，故无法从伤口方向推断凶手的大致身高。（小型钝器大概应该是木锤，水壶等等，然而死者旁边就有一个军用水壶，所以我猜测水壶就是那个小型钝器）
证词方面，土方吉说舞台表演时自己与近藤、王安是同处一室，之后近藤休息他一直都在门外，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入过二楼的任何一个包间。尸体被发现前王安从左边的包间出来找他，在比划了一番后他理解了王安的意思是敲门包间之间的小门没有人应答，土方觉得有疑于是马上推门，就看到了在摇椅上的尸体。（也就是说，凶手就是在父亲和土方吉之间）
除此之外他还说了另一件事，以往近藤与王安在观看表演时有很多话，不知为何案发那天却很少。可惜他的汉语水平仅够最基本的交流，不知道我父亲与近藤最后都说了些什么。（父亲与近藤正是这次来的一个月前吵得架，也就是因为这次吵架两个人变得冷漠，也因为父亲要杀掉近藤在默默思考）
父亲的证词则说自己在近藤休息时一直都在左边的包间内观看相声表演，期间没有人进来过，也没注意隔壁包间有什么动静，毕竟隔音效果还不错。相声结束后舞台上在做下一场表演的准备，以往这时候父亲都会敲包间的小门，在近藤准许后回到右包间。但案发那日父亲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人回应，他不敢贸然开门怕打搅了近藤。到了下一场的演员们都已上台，他再次敲门却依然没人应答，又从窗户看到右边包间的窗户还是关着，所以只好出门找土方让其代为开门。之后便如土方所说，二人发现尸体。对于土方所说二人案发日交流很少的事，父亲没有解释。警察还问了父亲是否记得当天相声表演的内容，父亲说自己记不清。（贾老板一直看楼上，但是没为父亲作证，那就证明父亲进入了右包厢，然后杀了他）
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警察对他们进行了检查也没发现疑点。
最后便是证据，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案卷记载警察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父亲可能想用匕首杀的，但是看到那是他的知音，所以不忍心这样，所以想让他安详的死去，就这样杀了他）
随案卷保存的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摇椅旁的小桌子上放着两碟糕点和水壶，水壶样式与军用水壶相同。父亲曾跟我说过近藤担心戏院所提供的茶水食物会被人下毒，一直都是自备。警察对这两样物品进行过检查，只是普通的茶水和糕点。（从近藤的死状可以看出被击打时是睡得状态）
“原来王安是你父亲，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呢。”听我说明查阅案卷的原因后老徐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如果不是他把近藤俊一杀了，武汉会战说不好会是什么结果，他可真是个英雄。”

五、故人
自那封电报我已有七、八年未曾与贾老板联系，没想到再见面还是在这家戏院。他像以前那样穿一身长衫坐在戏院大堂的第一排，只是台上没有人唱戏，台下也只有他形单影只。这里在我记忆中原是热闹非凡的，当下却连舞台上的幕布都已残破不堪。我环顾戏院，在舞台左边有一扇木门连通后台，一楼大堂摆着九排座椅，座位不够时连两侧走道都会站满了人，通往二楼的阶梯则是在唯一的出入口大门进来左手方向。
贾老板告诉我那次事件后戏院关停了一个月供警方随时调查，戏院不能运作，戏子们却得存，不少人便向贾老板辞别到别处谋生。留下的人终于等到戏院再次开张，可因为发生过人命案子宾客们避之唯恐不及，每日仅寥寥数名老观众根本无法维持开支。
硬撑了一个月，戏院开不下去了，贾老板的朋友们建议他卖了此处或重新装潢改换其他营生，他舍不得。后来他与朋友在两条街外的西街合伙开了个茶楼，时不时会约上要好的戏迷朋友回到这儿唱几句。我们聊了许多，自然也聊到了我父亲死去的那天。
父亲是在大庭广众下被处决的，为的就是警示其他人反叛日军的下场。贾老板至今还记得父亲那时的样子，头发散乱，满脸胡茬，右眼无法睁开，身上和脸上满是血迹，父亲总是穿着的那件长衫也破烂不堪像是被无数的鞭子抽打过。
我与母亲离开北平后不久贾老板四处托关系终于去狱中看望了父亲一次，那时父亲就已经遭到毒打，但比行刑时的样子好得多，他不肯认罪签字，狱警就每天照三餐对他施以酷刑。他见到贾老板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与母亲如何，听到我们已经离开北平他满足的点点头。半个月后在法庭走了一个过场，法官不顾父亲的喊冤就定罪了。
贾老板没有继续说父亲是如何被处决，我也不愿去想象那一幕。
在我的要求下，贾老板带我向后台走去，这里布满灰尘，各种戏服、道具像垃圾一般被扔在地上，梳妆台上也结满了蜘蛛网。我跟着贾老板往最里面走到了他曾经的办公室，里面也是一样脏乱，贾老板走到一个柜子前打开了柜门，激起的灰尘令他不停咳嗽。
柜子里放着许多文件，贾老板在里面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了一叠档案，都是当时在戏院工作的人。我拿出本子将他们一一记下，又向贾老板问到是否还记得那日都有谁在戏院。
贾老板苦笑道，“你这是难为我呀，每日出入的客人不下百人，尤其到了傍晚，有熟脸也有生脸，哪可能都记得。别说是过了七八年，就算是让我当时说出都有谁在旁经过也难，要能记住的不得是能引起注意的人呐。”
“那日表演的人可曾记得？”
“这……”
贾老板摸着下巴来回踱步，在深深吁了一口气后他拿过我手中的笔在纸上写了起来。但他没有直接写出表演者的名字而是把那日所演三出戏的角色先列了出来，接着他又把那叠档案拿去琢磨了半日，最后将三张纸交给了我，上面有不少涂改。
“确定是这些人吗？”
被我一问，贾老板又将纸拿了回去跟档案比对起来，然后若有所思的点着头把纸又交给我。
“文武场呢？”
“文武场是固定的班子，你刚刚都记下了。”
我将本子摊开与那三张纸一齐摆在桌面，贾老板对我的行为有些不解，其实我也不知自己在做什么。
“贤侄，你是认为凶手在他们当中？”
“我不知道。”
“我知你放不下，不愿相信你父亲杀人，可是他杀的是一个日本鬼子！那群畜生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欺压凌辱，他们已经没有资格称为人了！”贾老板往布满尘土的桌面一捶，又再度咳嗽了几声。“我们原都以为你父亲是趋炎附势之徒，不曾想他是在忍辱负重，为的就是等待时机。他是为国家做一件天大的好事，他是一个大英雄。”

六、英雄
那时我推托了贾老板想为我接风的邀请，独自一人回到旅馆，躺在床上脑中不断蹦出老徐和贾老板的话。如果父亲杀了近藤俊一，他就是一个英雄。而如果父亲不是凶手，他就是一个向日本鬼子溜须拍马，受到周遭唾弃的汉奸。
那之后我从军人变回学生，又从学生成为商人移民来了美国，再没人与我提起1938年的夏天。
两周前医生告知我癌细胞已经扩散，我所剩时日不多。
坐在窗台前，我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想写点什么却不知从何下笔，平凡的日子没有什么值得书写，思来想去也就父亲的事还值得说道说道。
写到此处，窗台上落了一片叶子，而我的心里也终于有什么落下了。

补充：
本题纯属虚构，涉及历史事件的部分请以题目描述为准。
尸检结果以题目描述为准，不要借故事所处年代科技不发达为由去做其他脑补。
文武场是指京剧中负责伴奏的乐队。
开门的声音必然会被屋内听到是指：开左边房门时左包间内的人能听到而右包间内的人听不到，反之亦然。开两个包间之间的小门时，两个包间内的人都能听到，包间外的人听不到。
贾老板所坐的位置，是在平面图上通往后台的那个位置，即从门口进来面向舞台时的第一排左侧。包间的左右是从舞台方向叙述，即右包间是在平面图的右边，左包间是在平面图的左边。
自我推理：
从我的推理看来，图片中的人员表已经无用，因为在我看来唯有父亲一人可以杀掉近藤。然而土方吉的蹊跷可能仅仅是他已经察觉到这里早已盯上了近藤这个日本军官。
我们从那天开始推理；没人知道近藤那一天会来，所以父亲天天拿着匕首准备在他来的时候刺杀他。父亲当天照常招呼近藤和土方吉到二楼包厢看京剧，但他早就对近藤抱有杀意，所以当天在百花亭结束之后进到了左边包厢。然后再相声的时候潜入，但是声音还是被近藤听到了。近藤可能听到了声音所以可能用很友善的语气和父亲的说话。父亲是个心软的人也可能因为这样就放弃了用水壶砸晕他，然后再用包厢中的绳子勒死他。这样是唯一说得通的说法。然而后来父亲在和土方吉进到房间的时候可能那个念念有词的眼神便是父亲的而愧疚和伤心。因为他杀了自己的朋友和唯一欣赏自己才华的人。
也许吧，再所有人看来所有的日本人都是人们眼中的“侵略者”或是“恶魔”。但是这样就会把国家之间的仇恨转化为民族之间的仇恨。那些侵略日本的士兵是日本的军人，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去服从命令。然而真正罪恶的人便是那些他国的政客。杀害近藤可能扭转了战局，但是父亲也会变得愧疚一生，这也就印证了父亲为何一直不认罪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不管怎样他都需要去偿命。
最后我奉劝各位一句，不要向日本的大多数民众去发泄自己的民族之痛。因为这世界上的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向往和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