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贝克街杯推理大赛第一题「答案提交帖」

黑色字为原文
括号中字与结尾自我推理为推理过程

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
血海冤仇终需报，且看来早与来迟。

一、起初
父亲去世是在1938年的8月。
我们一家本是住在辽阳，因日寇在东三省的胡作非为而举家搬迁至北平。搬到北平后不久我进了燕京大学，燕园景致虽美可我却无心观赏，我知道日寇绝不会满足于东三省。果然，1937年北平也沦陷了。
搬到北平后父亲就在北平的一家戏院工作。父亲本就是个爱戏之人，与戏院老板贾仁还是故交。（贾老板和父亲王安认识的很早）
贾老板原是一个民间戏班的班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35年初建立了这家戏院，让那些跟着自己走南闯北十年的戏子们在北平扎根落脚。因为贾家戏班本就有不小的名声，建立伊始便有不少客人慕名而来。而后贾老板招募了更多的新演员，还专门设立一个相声场子，俨然成为北平最知名的戏院之一。来到北平后父亲便投奔了贾老板，贾老板心善让我父亲在戏院挂名了一个班主之职，也不用管事只做些轻松的活儿——整日与看戏的观众闲聊。后来因为父亲口才好又学识广博，总有说不完的奇闻异事，贾老板便安排父亲隔三差五登台说些单口相声，也支付一些表演的费用。有时票友们鼓捣的聚会，父亲还会登台与大家唱上一两句，只是不带妆，毕竟太费时间。
我的母亲不识字又身体抱恙不能外出做事，为了贴补家用我萌生了打零工的想法。父亲怕我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只准我到戏院做小厮帮人端茶递水。日子这样一天一天过着，我因父亲对我的管束而心生不满，父子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父亲不允许我在别处寻工，必有内因）
1937年11月中旬，因为天冷来戏院的观众也少，闲下来的我正揣着暖炉蹲在舞台旁阅读地上的报纸。大门忽地被推开，一阵寒风袭来。从门外走进一个男人，年纪看起来35岁左右留着杂乱的络腮胡，身高约摸五尺三寸，身披大衣内着军装，肩头落着一些雪。在他身后跟着两个穿着日军军服的人，我们所有人，连同台上唱戏拉曲的人都停了下来。（1937年11月后来到戏院工作的人都非常可疑）
贾老板是反应最快的，他马上迎上去说了几句，随后贾老板便领着三人上了二楼从舞台方向看右边的包间看台，那名带头的男子脱下大衣，笔直的坐在椅子上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贾老板便急忙示意台上接着表演。
回家后，与父亲已经三日未曾说话的我按捺不住好奇向父亲询问那人的事情。父亲告诉我那人确实是日军军官，名唤近藤俊一，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6师团参谋长。因喜好京剧特地慕名前来。
那之后近藤依然有来戏院，可能因为军务繁忙，司令部距离戏院也远，他的到来很没有规律。只是毕竟次数多了，大家也就习惯了，再没像前几次那样引起震动。近藤的保镖也从两人逐渐降到一人，是跟随他十几年的下属土方吉，之后两人更是穿着便服与平常百姓无异，但他一直都在二楼的包间看戏。
不知从何时开始，父亲成为了接待近藤的专职人员。近藤听得懂汉语，也能说，只是不太流利，正常交流还是没问题。我看到他常常被父亲说的话逗笑，有时更是他在说，父亲在听，两人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近藤确实喜爱京剧，尤其偏爱看《西厢记》《桃花扇》这类讲述情爱故事的剧目，对待戏院的一些演员们也极为客气，总以先生相称。（近藤与父亲关系甚好）
父亲在家时起初也会提到他，每当说起此人，父亲总是带着一种钦佩而又惋惜的样子。从父亲那我了解到，近藤在读书时因为非常仰慕中国文化而自学汉语，对中国的古籍也如数家珍，年轻时本励志要做一名汉文化研究学者。他的家世显赫，在日本是有名的士官家族，出于这种家庭原因他不得不参军，三年前他终于被派到了中国，但是作为一名侵略者的身份。（近藤为被迫参军，并非其本意）
从小教导我仁义之道的父亲与一名日军军官走得如此近，令我非常不满，父亲的朋友们也渐渐与他疏远。与此同时因为开学后学业渐重，我不再去戏院打零工。一直到了1938年的7月7日，那天是母亲的生日。为了给母亲庆生，我结束当天的课业后来到戏院想叫父亲提早回家。可当我来到戏院时，门口站着两名穿着警服的警察，他们拦着不让我进去。
从戏院旁巷子口摆摊卖烧饼的小贩口中得知，刚才在戏院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名日本军官被杀害，戏院的人已经全部被带去了警局。
难道是近藤？我马上向小贩确认，小贩并不知道被害军官的名字和样貌，但认识陪同的保镖，因为那是时常光顾自己摊子的人。我急忙赶往警局，心里莫名的担心起来。（后文提到近藤就是那个被杀的人，所以这里指的保镖就是土方吉，而土方吉后文提到不懂国语，所以这里是矛盾，其中必有蹊跷）
刚跑到警局附近我就见到许多人从里面出来，其中包括贾老板，他的面色苍白，像是受到了什么严重的惊吓。我赶紧跑上去喊住他。见到我急匆匆的样子，贾老板便把我拉到一旁。
“你赶紧回家，带上你母亲快出城！”
“我爹他……”
贾老板叹了一口气说：“警察和日军现在都怀疑是你爹杀了近藤，哪怕不是他做的，我看靠这些投靠鬼子的无能警察也根本查不出什么真凶，到时候你爹还是会被拿去顶罪。刺杀军官可是大罪，你们娘俩也会受到牵连，所以赶紧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贾老板仿佛知道真相）
父亲杀了近藤？难道父亲是故意接近他想要伺机下手？
回到家母亲已经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我不敢开口，可父亲回不来，我终究还是得说。母亲听完很平静，但我还是看到她眼角有些许泪光。
“小鬼子，该杀，你爹是个英雄。”她对我说。

二、昨日
第二天一早我去学校办了休学手续，与几个要好的同学说了这事，他们也督促我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如果我能找到凶手为父亲洗清嫌疑，那不是皆大欢喜吗？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离开学校就直奔贾老板家里希望能从他口中知道更多的信息。
贾老板架不住我的请求便向我描述了他所知的大致经过。
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近藤俊一与保镖土方吉来到戏院，距离他们上一次来已经过了快一个月左右，我父亲王安照例前去接待两人一起上了二楼到右边的包间。彼时台上正在演出《空城计》，「诸葛亮」刚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这时是空城计的第三幕，半个小时后空城计结束。另外所有人都不知道当天近藤回来）
《空城计》结束后表演的是《百花亭》，这出戏我记得约要一个小时。在演出时贾老板总是坐在一楼大堂的第一排最左边的位置，期间贾老板偶有转头与后方的一些观众交谈，曾瞥见包间里的近藤为表演鼓掌，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父亲总是看着近藤说明有事发生，他准备实施行动了）
《百花亭》结束后是相声场，近藤对相声不太喜欢，所以每当此时他都会关上包间的窗户进行小憩。我父亲和土方也都会离开包间不打扰近藤，父亲会在这时候离开去登台表演，没有登台安排时他就会到左边的包间内单独观看，土方则是在门外站岗。（此时的右包间便是个密室）
到下午六时二十五分左右，台上开始进行今天的最后一场演出——《赵氏孤儿》，演员们刚上台就位唱了两句，二楼包间就传来叫喊，贾老板说那是土方吉的声音。此时贾老板才注意到二楼右边包间的窗户竟然还是关着的，紧接着窗户马上被打开，土方吉探出身子朝着贾老板的方向大喊。虽然没有听懂土方喊的是什么，但是看那个表情他察觉应该有什么大事，于是马上冲上二楼。当时我父亲正愣愣地站在右包间门口，贾老板一边问着“发生什么事”一边跑了过去，一到门口他就看见近藤仰面靠在摇椅上闭着双眼，脖子上还缠绕着一条麻绳，身边的我父亲瞪着双眼念念有词好像在重复近藤的名字。土方吉朝贾老板冲来，口中不停的说着什么，贾老板只听懂了一句“八格牙路”。（近藤死亡，唯一可能杀人的便是王安，也就是我的父亲）
之后贾老板马上让人去报警，警察赶到后对现场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查就下令将戏院所有人包括演员、观众和尸体都带走了。到警局后不久来了几个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和一名瘦高的翻译官，其中一名军官挥舞着武士刀冲着土方吉像是要杀了他一样，土方吉吓得跪在了地上匍匐着，后背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大半。而后土方吉似乎对那几名军官说了什么，他们就全体看向了我父亲。（土方吉向军官说话，可能也只有他可以和军官撒谎）
日军通过翻译告诉警察在警局的其他人也都听到，土方吉作证他到戏院后没有见到其他人进过包间，因此只有在左包间的父亲可以犯案。（土方吉依然没有证人，他可以继续撒谎）
于是包括贾老板在内的其他人在警局做了一些笔录以后就被准许离开，只有父亲被以重大嫌疑拘押。
从贾老板所说来看，父亲的确是唯一能杀害近藤的人。在近藤小憩时土方在门外看守，其他人无论进入哪个包间他必然会看到。两个包间中间是有一扇小门的，只有父亲可以在土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右包间杀人再回到左包间。至于说有人事先躲进左包间，趁着我父亲不注意去右包间杀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包间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父亲和土方吉仍然是最有可能的凶手）
所以是父亲杀了近藤，他的确是个英雄。

三、离城
临走前贾老板再次劝我赶紧离开北平，还说了很多叮嘱的话。又过了两天，在贾老板和其他叔伯的帮助下我和母亲离开了北平跟随难民往重庆方向逃去。
母亲在途中旧疾复发，为了给母亲治病我改变了原定计划转而在湖北武汉附近的一个小镇落脚。安定好之后我给贾老板发去了电报报平安并询问父亲的近况，那时正是8月中旬，贾老板回复的电报里传来了噩耗，父亲在月初已被日军以行刺的罪名处决。
我没敢告诉母亲，怕她的病情再恶化。母亲去世的那天她与我说自己梦到了父亲，父亲在梦中告诉她自己已经清白马上就会来找她。那天中午她的胃口很好吃了很多，精神也比往常好了不少。到了傍晚，我刚将稀粥端上桌想叫她起来却见到母亲手指着门口，嘴里念着父亲的名字，渐渐闭上了眼睛。
我用剩余的最后一点钱将母亲安葬，在庙里为二老立了牌位。从报纸上得知日军一直在设法攻占武汉，已经孑然一身的我选择到武汉参军。
武汉会战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终于结束，国军放弃了武汉保存了力量，我也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军人生涯。有趣的是在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一次与战友的聊天中大家谈到了近藤，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得益于此，第2军的攻势被延缓。（这是条重要线索，也就是说这次刺杀行动扭转了战局，如果真的是父亲杀的，那么父亲的杀人动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而且父亲有着很重要的身份）
我父亲的名讳自然也被他们提起，因为日军方面对外宣称就是我父亲杀害了近藤。战友们纷纷赞扬他的大义之举，称他作英雄。
抗日时的军人，每天的生活都像生命的最后一天，可是对近藤被害一案的真相我依然放不下。

四、复返
1946年1月底，我重返北平，那是一个大雪天。
还有五天就是春节，北平城内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的一年。我回到以前与父母租住的四合院，四合院的房东老先生已经过世，他的儿子与我一般大但已成家，现在与家人一起住在这儿。在他的帮忙下，我从杂物间里找到了父亲的一些遗物，是当年来不及带走的。
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本日记，里面提到不少他与近藤的事，这些事他不曾跟任何人说过。父亲博闻广识空有一身学问却一直无人赏识，在辽阳时仅是一个教书先生，到北平后又成了“戏子”一般的人，靠逗乐他人为生。近藤虽是日本人却也是第一个欣赏他的人，甚至还提出要邀请他去日本，所以父亲一直心存感激，将近藤看作自己的知音。不可避免的，他们之间也有过关于战争的争执，只是之前都无伤大雅。只有最后一次的争执不太一样，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被害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父亲的第二个杀人动机也许就是这个，他有可能因为近藤的无情，所以在国恨和友情之间选择了国恨杀掉了近藤）
翌日，我来到了警局，现任的警察局副局长是我的战友老徐，他帮我找到了日军占领时期的案卷。根据案卷的记载，近藤的尸体被日军方面领走由他们进行了尸检，得出的结论是死亡时间在当日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考虑发现尸体的时间可以再减少五分钟），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凶器确定是现场发现的那条长约三尺直径五分的普通麻绳，在脖子上缠绕了两圈相交于颈后。（选择这样的杀人方法是为了让近藤不发出声响，所以该就是父亲和土方吉中的一个人）
在后脑偏上处有一非致命伤痕，是小型钝器击打造成，除此之外没有近期造成的其他外伤。根据伤情程度判断当时近藤被打晕完全失去意识，随后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勒死，法医推测整个勒杀过程需要花费三分钟。近藤死前是在摇椅上坐着，故无法从伤口方向推断凶手的大致身高。（小型钝器大概应该是木锤，水壶等等，然而死者旁边就有一个军用水壶，所以我猜测水壶就是那个小型钝器）
证词方面，土方吉说舞台表演时自己与近藤、王安是同处一室，之后近藤休息他一直都在门外，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入过二楼的任何一个包间。尸体被发现前王安从左边的包间出来找他，在比划了一番后他理解了王安的意思是敲门包间之间的小门没有人应答，土方觉得有疑于是马上推门，就看到了在摇椅上的尸体。（也就是说，凶手就是在父亲和土方吉之间）
除此之外他还说了另一件事，以往近藤与王安在观看表演时有很多话，不知为何案发那天却很少。可惜他的汉语水平仅够最基本的交流，不知道我父亲与近藤最后都说了些什么。（父亲与近藤正是这次来的一个月前吵得架，也就是因为这次吵架两个人变得冷漠，也因为父亲要杀掉近藤在默默思考）
父亲的证词则说自己在近藤休息时一直都在左边的包间内观看相声表演，期间没有人进来过，也没注意隔壁包间有什么动静，毕竟隔音效果还不错。相声结束后舞台上在做下一场表演的准备，以往这时候父亲都会敲包间的小门，在近藤准许后回到右包间。但案发那日父亲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人回应，他不敢贸然开门怕打搅了近藤。到了下一场的演员们都已上台，他再次敲门却依然没人应答，又从窗户看到右边包间的窗户还是关着，所以只好出门找土方让其代为开门。之后便如土方所说，二人发现尸体。对于土方所说二人案发日交流很少的事，父亲没有解释。警察还问了父亲是否记得当天相声表演的内容，父亲说自己记不清。（贾老板一直看楼上，但是没为父亲作证，那就证明父亲进入了右包厢，然后杀了他）
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警察对他们进行了检查也没发现疑点。
最后便是证据，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案卷记载警察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父亲可能想用匕首杀的，但是看到那是他的知音，所以不忍心这样，所以想让他安详的死去，就这样杀了他）
随案卷保存的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摇椅旁的小桌子上放着两碟糕点和水壶，水壶样式与军用水壶相同。父亲曾跟我说过近藤担心戏院所提供的茶水食物会被人下毒，一直都是自备。警察对这两样物品进行过检查，只是普通的茶水和糕点。（从近藤的死状可以看出被击打时是睡得状态）
“原来王安是你父亲，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呢。”听我说明查阅案卷的原因后老徐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如果不是他把近藤俊一杀了，武汉会战说不好会是什么结果，他可真是个英雄。”

五、故人
自那封电报我已有七、八年未曾与贾老板联系，没想到再见面还是在这家戏院。他像以前那样穿一身长衫坐在戏院大堂的第一排，只是台上没有人唱戏，台下也只有他形单影只。这里在我记忆中原是热闹非凡的，当下却连舞台上的幕布都已残破不堪。我环顾戏院，在舞台左边有一扇木门连通后台，一楼大堂摆着九排座椅，座位不够时连两侧走道都会站满了人，通往二楼的阶梯则是在唯一的出入口大门进来左手方向。
贾老板告诉我那次事件后戏院关停了一个月供警方随时调查，戏院不能运作，戏子们却得存，不少人便向贾老板辞别到别处谋生。留下的人终于等到戏院再次开张，可因为发生过人命案子宾客们避之唯恐不及，每日仅寥寥数名老观众根本无法维持开支。
硬撑了一个月，戏院开不下去了，贾老板的朋友们建议他卖了此处或重新装潢改换其他营生，他舍不得。后来他与朋友在两条街外的西街合伙开了个茶楼，时不时会约上要好的戏迷朋友回到这儿唱几句。我们聊了许多，自然也聊到了我父亲死去的那天。
父亲是在大庭广众下被处决的，为的就是警示其他人反叛日军的下场。贾老板至今还记得父亲那时的样子，头发散乱，满脸胡茬，右眼无法睁开，身上和脸上满是血迹，父亲总是穿着的那件长衫也破烂不堪像是被无数的鞭子抽打过。
我与母亲离开北平后不久贾老板四处托关系终于去狱中看望了父亲一次，那时父亲就已经遭到毒打，但比行刑时的样子好得多，他不肯认罪签字，狱警就每天照三餐对他施以酷刑。他见到贾老板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与母亲如何，听到我们已经离开北平他满足的点点头。半个月后在法庭走了一个过场，法官不顾父亲的喊冤就定罪了。
贾老板没有继续说父亲是如何被处决，我也不愿去想象那一幕。
在我的要求下，贾老板带我向后台走去，这里布满灰尘，各种戏服、道具像垃圾一般被扔在地上，梳妆台上也结满了蜘蛛网。我跟着贾老板往最里面走到了他曾经的办公室，里面也是一样脏乱，贾老板走到一个柜子前打开了柜门，激起的灰尘令他不停咳嗽。
柜子里放着许多文件，贾老板在里面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了一叠档案，都是当时在戏院工作的人。我拿出本子将他们一一记下，又向贾老板问到是否还记得那日都有谁在戏院。
贾老板苦笑道，“你这是难为我呀，每日出入的客人不下百人，尤其到了傍晚，有熟脸也有生脸，哪可能都记得。别说是过了七八年，就算是让我当时说出都有谁在旁经过也难，要能记住的不得是能引起注意的人呐。”
“那日表演的人可曾记得？”
“这……”
贾老板摸着下巴来回踱步，在深深吁了一口气后他拿过我手中的笔在纸上写了起来。但他没有直接写出表演者的名字而是把那日所演三出戏的角色先列了出来，接着他又把那叠档案拿去琢磨了半日，最后将三张纸交给了我，上面有不少涂改。
“确定是这些人吗？”
被我一问，贾老板又将纸拿了回去跟档案比对起来，然后若有所思的点着头把纸又交给我。
“文武场呢？”
“文武场是固定的班子，你刚刚都记下了。”
我将本子摊开与那三张纸一齐摆在桌面，贾老板对我的行为有些不解，其实我也不知自己在做什么。
“贤侄，你是认为凶手在他们当中？”
“我不知道。”
“我知你放不下，不愿相信你父亲杀人，可是他杀的是一个日本鬼子！那群畜生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欺压凌辱，他们已经没有资格称为人了！”贾老板往布满尘土的桌面一捶，又再度咳嗽了几声。“我们原都以为你父亲是趋炎附势之徒，不曾想他是在忍辱负重，为的就是等待时机。他是为国家做一件天大的好事，他是一个大英雄。”

六、英雄
那时我推托了贾老板想为我接风的邀请，独自一人回到旅馆，躺在床上脑中不断蹦出老徐和贾老板的话。如果父亲杀了近藤俊一，他就是一个英雄。而如果父亲不是凶手，他就是一个向日本鬼子溜须拍马，受到周遭唾弃的汉奸。
那之后我从军人变回学生，又从学生成为商人移民来了美国，再没人与我提起1938年的夏天。
两周前医生告知我癌细胞已经扩散，我所剩时日不多。
坐在窗台前，我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想写点什么却不知从何下笔，平凡的日子没有什么值得书写，思来想去也就父亲的事还值得说道说道。
写到此处，窗台上落了一片叶子，而我的心里也终于有什么落下了。

补充：
本题纯属虚构，涉及历史事件的部分请以题目描述为准。
尸检结果以题目描述为准，不要借故事所处年代科技不发达为由去做其他脑补。
文武场是指京剧中负责伴奏的乐队。
开门的声音必然会被屋内听到是指：开左边房门时左包间内的人能听到而右包间内的人听不到，反之亦然。开两个包间之间的小门时，两个包间内的人都能听到，包间外的人听不到。
贾老板所坐的位置，是在平面图上通往后台的那个位置，即从门口进来面向舞台时的第一排左侧。包间的左右是从舞台方向叙述，即右包间是在平面图的右边，左包间是在平面图的左边。
自我推理：
从我的推理看来，图片中的人员表已经无用，因为在我看来唯有父亲一人可以杀掉近藤。然而土方吉的蹊跷可能仅仅是他已经察觉到这里早已盯上了近藤这个日本军官。
我们从那天开始推理；没人知道近藤那一天会来，所以父亲天天拿着匕首准备在他来的时候刺杀他。父亲当天照常招呼近藤和土方吉到二楼包厢看京剧，但他早就对近藤抱有杀意，所以当天在百花亭结束之后进到了左边包厢。然后再相声的时候潜入，但是声音还是被近藤听到了。近藤可能听到了声音所以可能用很友善的语气和父亲的说话。父亲是个心软的人也可能因为这样就放弃了用水壶砸晕他，然后再用包厢中的绳子勒死他。这样是唯一说得通的说法。然而后来父亲在和土方吉进到房间的时候可能那个念念有词的眼神便是父亲的而愧疚和伤心。因为他杀了自己的朋友和唯一欣赏自己才华的人。
也许吧，再所有人看来所有的日本人都是人们眼中的“侵略者”或是“恶魔”。但是这样就会把国家之间的仇恨转化为民族之间的仇恨。那些侵略日本的士兵是日本的军人，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去服从命令。然而真正罪恶的人便是那些他国的政客。杀害近藤可能扭转了战局，但是父亲也会变得愧疚一生，这也就印证了父亲为何一直不认罪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不管怎样他都需要去偿命。
最后我奉劝各位一句，不要向日本的大多数民众去发泄自己的民族之痛。因为这世界上的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向往和平的人。

主谋是贾老板，动手杀人的是秦汉。
土方吉无作案动机，若他的证词为真，则除王安没有人有作案时间，若是王安所杀，他不至于至死也不认罪。那么贾老板最有嫌疑，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可从文中看出），而他却无作案时间，便想到他有帮手，从职员名单可看出，秦汉是最合适的人选，秦汉为他的原班人马（可从任职时间看出），值得信任，且为班主，不用登台演戏，有作案时间，（王安刚来就成了班主，有可能他对王安有嫉妒之意），又有类似的作案动机。二人一合计，决定除掉近藤后栽赃给王安（正好王安最近与近藤争吵过）。
秦汉先躲进左间包间，待近藤小憩时（可从窗户是否关上看出），王安去找贾老板询问是否需要登台（贾老板可以多拖一会儿，为秦汉争取时间），秦汉从小门近入右间，用钝器砸晕近藤，后用绳子勒死他，躲在右间。待王安回到左间，敲门时也不回应，听到王安与土方比划时，从小门回到左间。待贾老板上来，并找人报警时，假装是上来报警的，从左间出来，逃离作案现场。

凶手不是王安，但不排除王安有杀死近藤的想法，但如果是王安杀人没有必要带两把凶器，还犹为明显的把匕首带在身上，并且在得知近藤死后表现出“瞪着眼睛，念念有词”的行为，若人是他杀的，不必这么惊讶，而且一米长的绳子并不方便携带。不是王安在无其他入口，无躲藏之处，无暗道等诸多情况下，只剩下土方吉一位嫌疑人，在供词中土方吉曾在生命收到威胁时供出王安的嫌疑，推测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保命，另一方面是推卸责任。土方吉本人有杀害近藤的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被贿赂放过什么人进去，东窗事发急于推卸责任才没有在最开始供出王安，而在要治罪时说出。最后一点是：应该是熟人作案，不论怎么进入房间一定会收到近藤的注意，只有没有防备的时候才能将其打晕。(我觉得这个案子本身也有疑点，比如说绳子是哪来的，是房间里本来就有的还是由谁带进来的，怎么带进来的，小型钝器又是什么，谁能证明土方吉一直在那里。)可能是贾老板找人杀死近藤

凶手：姜曼玉
死者：近藤俊一
死因：头部被钝器打晕后用绳子勒死
死亡时间：约相声时段内
主要嫌疑人：王安，土方吉

关于土方吉
没有任何动机杀近藤，是跟了近藤十几年的部下，而且陪同近藤来戏院的职责就是负责近藤的安全。另一方面，如果土方吉是凶手，完全没必要选择这样一个对自己不利的环境动手，因为有可能被在隔壁屋子看戏的王安发现。

关于王安
本案最主要的嫌疑人，似乎也是唯一嫌疑人，但是有几个疑点。

从王安和近藤的交往来看，他们应该是互相敬佩的，即使有种族上冲突，争论最凶的一次，近藤也还是没有开枪杀王安。王安对近藤最后的表现只是失望，这个失望是否严重到要杀死近藤，是不能肯定的。在大义和知音之间的选择是充满挣扎的，所以至少在动机上王安并没有那么的强烈。

假设近藤是王安杀的，凶器不符，王安身上带着小刀，他也知道近藤小憩的习惯，完全可以用刀个喉咙，没必要敲晕后用绳子勒死。因为明显小刀杀人的效率和成功率更高。
打击死者头部的凶器却并未从王安身上搜出。王安一直在二楼，没机会处理凶器的。

如果近藤真是王安杀，他必定是重大嫌疑人，很可能是唯一嫌疑人，不可能还留着原地不跑路，甚至自己的妻儿都是事后被通知赶紧离开的，试想，如果日军第一时间选择扣押他的妻儿，那母子也多半凶多吉少。从王安见到贾老板后首先询问妻儿的情况看，他是关心他们的，所以王安要杀人更可能的是先安顿好妻儿再作打算。

王安自始至终都没有招供。如果说一开始不招是为了给妻儿争取逃跑的时间的话，那么在确认妻儿平安后，他理应认罪了，因为如果是真凶，在当时的情况想必死的结局是可预料的，早点招供可以免受不少皮肉之苦。所以王安没招应该还是对警察找出真凶抱有幻想的。

当天是王安妻子的生日，除非他认为那天是他最后的刺杀机会，否则，以夫妻二人的感情来看，王安应该会选择陪完老婆的生日再行凶吧。

可以判断王安对于近藤被杀，完全不知情。所以王安的嫌疑也基本可以排除。



那么凶手到底是谁？


根据土方吉的证词来看，王安是唯一嫌疑人，因为他一直站在包间外面守着，没人任何人来过。包间向外的窗户，也是一直关闭着的。唯一可以进出的门，是两个包厢间的小门。但是根据王安的证词，隔壁包间除了他没任何其他人。

如果两人证词均为真，不可能有人能杀害近藤，而近藤是在晕厥的状态下被勒死，因此也不可能是自杀，所以，显然有人撒谎了。王安不可能撒谎，因为他的证词把自己置于死地，一个正常人完全不可能这样做。所以可以认为他是不知情的，证词是可靠的。那么剩下的突破口是土方吉。

土方吉的唯一任务，也是军方的职责，就是保护近藤，如果近藤被杀，他有很大很大的责任。因此近藤完全有说谎的动机，这个动机便是自保。从近藤死后在警察局，有军官拿着武士刀要杀近藤来看，如果是因为他的失职造成近藤的死亡，那么是会被处决的。土方在面对军官质问时，吓得跪在地上，背上汗湿一片，也很像是做贼心虚的反应。

引用

难道是近藤？我马上向小贩确认，小贩并不知道被害军官的名字和样貌，但认识陪同的保镖，因为那是时常光顾自己摊子的人。我急忙赶往警局，心里莫名的担心起来。

作为近藤的贴身护卫，土方吉本该寸步不离，小贩应该是没机会认识他的。但是小贩却认识那个陪同的保镖，而不认识近藤，说明土方光顾小贩的时候，近藤并不在身边。也就是说，土方确实常有离开近藤。这个时机应该就是近藤看戏的时候，小贩说是保镖而不是日军，说明土方吉穿着便服，更好的证明是看戏的时候，因为只有看戏时才会穿便服。最有可能的跑出去的时机便是看相声的之时。因为正常近藤看戏时，土方吉都是在身边陪着的，不可能离开，而在演相声的那段时间，近藤关门小憩，站在门外的土方吉就有了外出的机会。

小贩的话已经证明了土方吉有外出的可能，土方自己的表现显示其说谎的可能，在排除仅有的2个嫌疑人的情况下。土方在相声时离开，使得真凶有机可乘便是最有可能的可能了。

以上证明了外人有机会进包间暗杀近藤。那么接下来就要找凶手了。

引用

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

时间间隔非常短，而近藤的死对于武汉会战至关重要，所以近藤的死很有可能是我军方所为。而且是长期对近藤监视跟踪才能做到的，因为必须知道行凶环境才能做得如此滴水不漏：
1. 知道近藤经常来戏院看戏
2. 知道近藤不喜欢相声有小憩的习惯
3. 知道土方吉会乘近藤小憩去小摊贩那的习惯
4. 那天看到近藤来看戏，还有土方吉外出

综上，凶手必定是经常在戏院出没的人。
因为暗杀行动非常重要，要完成刺杀任务的人必须把握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而近藤最近一次来戏院是一个月前，离武汉会战已经没多少时间。所以暗杀者必定要每天守在戏院。


近藤身材高大正值壮年，又是军人，他是坐在椅子上被打击头部的，死状安详，双手也没有过把枪的迹象（曾拿枪指着王安说明他是有配枪的，但是死的时候手是放在腹部的。）... 种种迹象表明，近藤对凶手并无防备之心。而近藤本身其实是戒心很强的人，因为他连点心茶水都是自备的。因此，平常的观众不可能是凶手，因为一定会被防备。店里打杂送水的小二等人也不是凶手，近藤显然不需要他们来服务，他们来也会被防备。

唯一不会被防备的，除了王安，大概只可能是贾老板或者演员了，文中有说过，近藤对演员们很是客气，称呼他们为先生。而贾老板被证明没有作案时间。
因此，凶手必定是演戏的演员。有抗日军作为演员潜伏在戏院，伺机杀害近藤。

如果说刚好有个演员是抗日战士未免太过巧合。更可能的是我军跟踪后发现近藤经常来戏院才驻扎于此。因此，这个人到来的时间要晚于近藤。又因为他是来执行任务的，任务结束后没理由长留于此，因此他在得手后很快会撤离。近藤是37年11月中旬来的，死于38年7月。满足时间条件的演员在名单表里只有2人：
姜曼玉（1938.1.12-1938.7.20）
罗进三（1937.11.29-1938.8.25）
（小二骆余时间上也符合，但是5月份才来，不符合长期监视要求，而且上面也提到了小二没机会下手，故排除）
并且这两个人都没有参演赵氏孤儿，不需要为这个演出做准备，因此都有作案时间。
其中姜曼玉嫌疑更高，因为近藤11月中才来，到11月底估计也没去几次，不足以构成需要混入戏班驻扎的策略。而且姜曼玉撤离也更果断些。罗进三还等到了再次开业。



当天姜和罗都出演过百花亭，而杀人必定是在这之后的相声时段，所以，凶手需要穿过人群到达大门口的楼梯以爬上2楼。虽然人很多，如果有夸张的妆的话，肯定是会被观众发现的。因为贾老板曾说过，当时的环境要记住经过的人需要显著特征。因此上妆状态的高力士是不可能行凶的，因为丑角的妆太醒目了。。 而且因为他的妆比较浓，卸妆也应该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恐怕未必来得及行凶。而出演裴力士的姜曼玉因为是生的角色，化妆并不夸张，经过人群容易遮掩。卸妆也方便。

另一方面，近藤虽然对演员非常客气，但只怕是在上妆的情况下的，卸了妆未必认得出演员们。因为近藤中文讲的并不好，并不会与演员有太多接触。所以，要接近近藤，更倾向于是上妆状态的演员，上妆状态的裴力士。

所以凶手就是姜曼玉。
他趁着土方溜出去买吃的，进入近藤的包间，将其杀害。

凶器绳子就在现场，打晕的工具并未提及，应该是现场未发现或未察觉出。如果凶手带走凶器，那么应该是能指示死者身份的戏曲道具。亦或者，凶手就地取材，使用了近藤的军用水壶。军用水壶是金属质地，装上水的分量也充足，足以构成凶器。打晕是为了不惊动隔壁的王安。



案件重演
近藤在来到中国后任职重要职务，而且他个人熟知中国，对我军威胁巨大，很快被我军方盯上，暗中监视，是需要除掉的目标之一。所以我军很早就盯上了近藤，只是苦于无机会下手，后来注意到近藤常去戏院，所以安插人员（姜曼玉）进戏院司机行动。近藤于38年6月初调任武汉会战军团后，对我军的威胁空前巨大，需要马上除掉。而之前近藤已经近一个月没来，可能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姜曼玉必须抓住任何机会暗杀掉近藤。通关长期观察，姜曼玉掌握了很多情报，比如近藤不喜欢看相声，会关窗小憩，而那个时候王安是在隔壁或者上台，土方吉按理是守在包间外，却会偷偷跑出去。这给了他作案的时间。也就是相声表演时近藤关窗关门小憩，土方吉偷偷溜出去的这段时间。姜曼玉带绳子是想直接勒死近藤，但是那天王安没上台在隔壁包间，为了不弄出太大响声惊动王安，所以姜曼玉决定先用桌上的水壶敲晕近藤后勒死。至于王安，大家眼里他是亲日派，所以就算被怀疑做嫌疑人，被枪毙，作为爱国人士军方也不会觉得遗憾。


其它
至于是否有外应（比如专门引开土方的小贩）依文中条件其实并不足以判断。在此不多开脑洞。
但姜曼玉是凶手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近藤先生的后脑勺部分有被钝器打伤的痕迹，而现场却找不到这样的钝器，因此可以推测凶手用来打晕近藤先生的凶器被凶手从凶案现场带走。而在父亲那里没有搜出这件凶器，因此父亲并不是凶手。而如果凶手是土方，那么他完全可以直接勒死死者或直接用钝器打死，因为死者对他没有防备。而文中虽有提到近藤先生死亡那天话很少，有些反常，但因为现场找不到之前说的钝器，且凶器麻绳也不太可能是死者自带的，因此排除自杀情况。如此一来，杀死死者的必定是原本在一楼的某个人。再看杀人手法，凶手分明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杀人（如直接勒死或用钝器敲击致死），为何要先打晕他再勒死？原因就是他在用某种方法进入二楼时被正在休息的近藤先生看见，情急之下打晕了他。而关于如何上到二楼不被发现再悄悄离开的方法，结合凶手一定要用绳子勒死死者这一点，不难推断出凶手进入二楼时很可能需要用到绳子，且行凶后带绳子在身上可能会被怀疑，于是就用绳子勒死死者，以此来让绳子最合理化地出现在现场。再分析戏院一二楼的图纸，除了楼梯可以通往二楼之外没有其它通道，且根据土方的证词，近藤先生的推断死亡时间内没有人通过楼梯上到二楼，那么凶手也就不是从门外进入右包间而是通过窗户进入包间。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凶手利用绳子顺着一楼的柱子往上爬到二楼窗户旁边而后通过窗户进入右包厢，可能是爬窗进入房间时弄出了声音导致原本在休息的近藤先生看到了凶手，情急之下才将人打晕。勒死死者后凶手仍旧待在现场直到赵氏孤儿上演，凶手确定原本位于左包间的父亲已经在大门外叫门后打开小门从凶案现场离开躲进左包间，再趁发现尸体的混乱之际从二楼楼梯下到一楼。由于发现尸体后日本人一致认为是父亲杀了人，没有好好排查左边的包间和其他人，因此即使凶手还带着行凶的钝器也没有被查出来。

关于本案的动机，并不是单纯的中国人厌恶日本人那么简单。近藤对戏班子里的演员以先生相称，且为人谦逊有理，因个人原因与他人结仇的可能性很小，而文中提到近藤先生的死对武汉战争大有助益，那么极有可能是爱国组织安排了这次的刺杀行动。近藤先生一直来这家戏院听戏，从未遭到过暗杀，也因为如此他的保镖数从二人降至一人，偏偏在他当上参谋长且秘密回到北平时被杀身亡，极有可能是爱国组织接到情报，派人混到这家戏院等待机会杀掉近藤先生。杀人行动执行者必定要是个不引人注意的人且身体素质要非常高。近藤先生的死亡时间傍晚六点到六点二十五，因此在此期间正在台上的两位相声演员没有嫌疑，而戏班子里所有演员都参演百花亭或赵氏孤儿。演完百花亭和正准备演赵氏孤儿的演员必定需要时间上妆卸妆，没有那么多时间从后台走到门口的柱子边再爬上去，且演员的身份太引人注目，不让任何人发现异常是不可能的。综上所述，在戏班中只有16 岁的小二骆赊具备这个时间和能力，甚至他出现在戏班的时间都与近藤先生被任命的时间非常相近，近藤先生死后他离开的也非常早。

因为不知近藤先生什么时候会来因此这次行动即便计划周密也无法提前准备，就比如凶器绳子很可能是凶手去往后台的道具间拿的。但店小二出入后台非常奇怪，这就解释了为何戏院老板会一直坐在靠近后台的位置。很可能整件事情老板都是知情的，他坐在那个位置是为了在店小二出入后台时和周围的观众交谈以此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给店小二打掩护。文中提到老板一直在“我”面前强调父亲是个英雄，以及他在回忆名单时图图改改的情况，应当是他知道整件事与父亲无关却无力阻止父亲的死亡而对“我”心生愧疚。关于为何一个月没来戏班看戏的近藤先生会在被秘密调回北平的档口出现在戏院看戏，且有些异常，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戏院是爱国组织的情报中心或秘密据点，而知晓了这一点的近藤先生心知有一天日本人会来端掉这个据点而因自己同戏班里的人交情不错而替他们难过。甚至可能他被秘密调回北平就是来查这件事的。说这个戏班子是秘密据点是因为店小二去后台拿绳子，在后台有那么多在换装的演员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但录口供时所有人一致说什么异常也没有，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戏班子里的人一起串供。最后事情告一段落后戏班解散，是真的经营不善还是害怕暴露而潜逃就不得而知了。

啊啊啊，来不及了，写不了过程了。。。

我们的结论:
凶手应该是王安。
近藤死亡前受到钝器袭击，我觉得应该是他的匕首刀柄弄的，由于包厢间的小门的存在，他可以避开土方的察觉，直接进入右包厢。然后他便可以行凶。
相声开演时，近藤会关上窗休息，也为王安行凶提供帮助。
他勒死近藤以后原路返回，再演出了之前的一幕。
至于我们还从图里读出来贾老板的位置由于柱子会对楼梯那边形成视觉死角，我们并没有用到。。

至于动机应该就是之前的那个矛盾让王安意识到了民族区别，从而做了英雄。

2018年7月7日，恰好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一周年的日子。

1937年11月中旬，近藤俊一首次来到北平这家戏院。此后一直不定期来这戏院看戏。
1938年6月初，近藤俊一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武汉会战即将开始。
（6月5号，与王安发生最大的一次争执，近藤俊一恼羞成怒用枪指着王安，但最后收枪离开了。）
1938年7月7日，近藤俊一被勒死在躺椅上，面容安详，左手合着右手置于腹部以下。在这里，近藤俊一表现得像是日本军队里面的人一向的切腹自尽的姿势，唯独是缺了把刀。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安一家迁至北平。
王安1936年7月25日到该戏院当班主，在1937年11月近藤俊一来到这家戏院后，成为接待近藤俊一的专职人员，在旁人的视角和王安后来的日志来看，王安对近藤俊一有欣赏之情，近藤俊一亦然。
6月5号的争执之后，王安在日记里写下“失望”，可见与之相对的对近藤俊一“希望”泯灭了。
7月7号，王安因重大嫌疑被拘押。当时王安被发现身上带着干净的匕首。本来王安书生出生的人不应带着这些防身的武器，而且也不被家人注意过，推测是案发当天王安才“捡到”的。
8月初，王安被处以死刑。
妻子也在8月中旬随王安而去，但妻子生日那天知道案件发生时，反应好像是已经知道这件事会到来。

土方吉是近藤俊一十几年的下属，声称案发时一直在门口守着并没有人上过二楼。
巷子口的卖烧饼的小摊贩认识土方吉却不知道近藤俊一，而且时常光顾他。近藤俊一和土方吉两人来的次数多但不是很规律，所以小贩能记住他应该是土方吉每次来都有光顾他。如果土方吉在陪近藤俊一来的路上光顾了小摊贩，那小摊贩应该也见过近藤俊一，所以土方吉光顾他是总是一个人；在近藤俊一被害当天，准备的食物里没有烧饼，所以土方吉卖的烧饼基本都是给自己吃的，而这个时间只有当近藤俊一小憩时才允许，所以他平时包括案发当天又在近藤俊一休息时出去过，而这是很容易被戏院里的人知道的。在后来其他几个军官的质问下他变现的大惊失色，后来想到案发那天王安没有相声表演，赶忙将矛头转向王安。

贾老板在警局附近遇到“我”时，并不确信王安杀了人，后来多次强调王安是英雄更像是安抚“我”。

案发当天可以下手杀近藤俊一的就更可能是戏班的人了。首先，近藤俊一的到来没有规律，不太可能是流动人员，而戏班里的人在近藤俊一的多次到来后发现其行为规律，甚至包括土方吉的习惯；第二，近藤俊一比较尊重戏班里的人，甚至称呼某些京剧演员为先生，而这些人可能会使他更容易放下戒心。
动机：在当时的战争年代中，中国老百姓对日本人痛恨入骨，尤其是对日本军官更是恨不得诛心刨肺。而且前不久还发生过七七事变，在七七事变后流离失所的中国人所计无数，而老生-周，丑角-罗，小生-姜则是在七七事变后才进入这家戏院的。其中丑角-罗和小生-姜更是在近藤俊一来这家戏院后才加入这里，小生-姜更是在案发后半个月就匆匆离开
京剧化妆要废很长时间，所以王安一般都不上妆，所以第三场《赵氏孤儿》的演员基本没有杀人时间。而第二场《》恰好是情爱剧。

首先，原题说父亲有很大嫌疑，但是父亲嫌疑相反，非常小。因为他杀人用匕首不是会更好吗，用绳子之类的还浪费时间，很容易被发现。父亲作为文人墨客应该考虑的到吧。
我感觉演员嫌疑有，但是如果作为案发现场杀人的，有很多人。排除了正在唱戏的，还有很多。而军官的保镖也没有理由杀害军官，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演员杀害。我感觉扮演程婴的人非常有嫌疑。第一，开始他肯定得化妆啊，有足够的作案时间。其次，他可能也是一个爱国的，所以有动机。而最让人值得怀疑的，当然是有借口。可以借口贾老板有什么事情之类进入包间吧。
作为演员，衣服上应该有一些道具，有的头上还有两个长鞭子，可以作为勒人的道具。就算没有鞭子，也有更多道具吧。并且为了不让发声，完全可以用道具行凶。作为主演，而不是助理，过来应该不值得怀疑吧，而且综合以上，他嫌疑最大。
不过军官死了，最好了。
同时补充一下，主演在当时还是在整个剧组有地位的吧，综合唱腔什么的，军官应该也非常赏识，父亲也应该不会说很多吧。
再次补充，主演可以借口有事情告诉贾老板而退出演出让替补演出。那时候通讯不发达不可能贾老板通知军官那么快而且很多人想着有保镖不用怕，况且大佬军官还在休息。

而且作案时间有可能是在说相声时候啊。并且，行凶路线我也知道。他从父亲包间走去那包间。隔音效果好，到达里面之后一定找了借口对父亲说了什么。可能父亲会作为朋友先过去告知军官。
主演过去在外面的保镖又听不见。

引用

1.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凶器确定是现场发现的那条长约三尺直径五分的普通麻绳，在脖子上缠绕了两圈相交于颈后。

机械性窒息的手法，凶器是近一米长的绳子，但绳子却在颈后缠绕了两圈，一般来说，通过绳子进行作案想让受害者窒息死亡的话应该是直接使用绳子。而绳子本身长度不短，并且在颈后缠绕了两圈来看，这个杀人计划一定是早有谋划的，而之所以需要缠绕两圈可能是更容易更快致死

引用

2.案卷记载警察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

引用

3.在后脑偏上处有一非致命伤痕，是小型钝器击打造成，除此之外没有近期造成的其他外伤。根据伤情程度判断当时近藤被打云完全失去意识，随后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勒死，法医推测整个勒杀过程需要花费三分钟。近藤死前是在摇椅上坐着，故无法从伤口推断凶手的大致身高。

如果凶手是王安，根据2他身上带着匕首，如果有机会打晕近藤，那么直接用匕首不是更为利落吗？不过近藤坐在摇椅上，如果从身后用匕首袭击是不好袭击的，那么就这样假设好了，如果先打晕了近藤，那么为什么不用匕首直接刺杀，反倒要用绳子呢，而且还是如此麻烦的方式用绳子绕了两圈，勒杀需要三分钟，而匕首的话应该不需要一分钟吧，是因为考虑到血迹的原因吗？如果用匕首刺杀，势必产生血迹，而绳子就不会出现血迹喷溅的问题，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引用

4.警察对这两样物品进行过检查，只是普通的茶水和糕点。

这似乎排除掉了毒杀或者安眠药的可能，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茶水和糕点确实有问题，但作案后马上被换掉了，换回了没有任何问题的茶水喝糕点。但如果这样还需要小型钝器吗？或者小型钝器伤其实是不经意间造成的？

引用

5.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涨，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如果是在睡眠状态被钝器击中，首先人应该会醒吧，而不是直接晕过去吧，那么至少人的状态应该不会处在那么放松的状态，也就是手的位置并不像是钝器击打后的状态。

引用

6.父亲的证词说自己在近藤休息时一只都在左边的包间内观看相声表演，期间没有人进来过，也没注意到隔壁包间有什么动静，毕竟隔音效果还不错。

如果父亲所言为真，那么只能表明左包厢的门以及两个包间中间的小门未被打开，但右包厢的门无法保证，如果土方的证言也为真，那么就不可能有人进入，所以父亲和土方一定有一个人的证言有问题，而那个人就是凶手。
在《赵氏孤儿》一出中扮演者不可能出现在二楼，否则上台时间不足，而相声表演也不可能，剩下的人并不太多。但是，我们如果假设土方的证言为真，即使演员真有可能去了二楼，也不可能不被土方看到。
因此，这一切，把嫌疑人指向了土方。
前面提到糕点和茶水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检查没有问题，土方完全可以作案后再次去小摊贩购买糕点茶水。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引用

小贩并不知道被害军官的名字和样貌，但认识陪同的保镖，因为那是时常光顾自己摊子的人。

引用

近藤担心戏院所提供的茶水食物会被人下毒，一直都是自备。

从这点来看，茶水应该是土方帮近藤准备的。那么土方完全有机会让蛋糕茶水里混杂容易催眠的物质，而在行凶之后再次前往买来正常的茶水，代替原来的茶水，由于近藤小憩并不会有人干扰，所以时间上来讲应该是充分足够的。

引用

贾老板：就算是让我当时说出都有谁在旁经过也难，要能记住的不得是能引起注意的人呐。

从二楼的楼梯下来到一楼其实并不用经过观众席，也就是即使土方出来买糕点也并不会让其他人怀疑，因为很可能他一直经常如此。

引用

警察还问了父亲是否记得当天相声表演的内容，父亲说自己记不清。

如果是父亲犯案，应该事先就会料到警方应该会询问不在场证明，而表演内容本身他应该很熟悉，花一点点时间就能掌握，所以这点来说，如果严谨到绳子需要绕两圈都想到了，应该不至于想不到此。
因此，凶手只能是土方。

引用

只有最后一次的争执不太一样，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北海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

引用

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6月初）被调到。。。担任参谋长参加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

引用

距离他们上一次来已经过了快一个月左右。

引用

可惜他的汉语水平仅够最基本的交流，不知道我父亲与近藤最后都说了些什么。

动机假设：

近藤被任命参谋长，而本身他并没有志在参军，更不想亲手去摧毁喜爱的中国文化，但又同时并不想违抗军令，在这种情况下，近藤与已经视为知音的父亲讨论起了自己的无奈，父亲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同时希望他放弃这次指挥，而近藤不想违抗军令，因而两人的争执比之前更为激烈，而父亲同时也明白无法通过文化去感染一个军官。但是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土方其实是懂得汉语的。一个月后近藤改变了注意再次来找父亲，因为有了上一次的间隙，两人也就没有聊得更深入，而土方这时候早已经做好了杀死近藤的准备，同时还可以让父亲背锅。因此动手杀了近藤，而父亲也在晚些时候死亡了。

凶手是土方吉  因为包间里不能藏人 排除凶手事先埋伏在包间的可能  在被害人到达包间后 土方吉证实并没有人上过二楼  所以凶手只能是土方吉或王安   王安与佐藤俊一之前并不认识  认识后两人也一直交好 只因为之前的一次口角并不能让王安痛下杀手  而且案发当日是王安妻子生日 王安不会挑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让自己锒铛入狱   那就只剩土方吉  土方吉在佐藤俊一小憩时进入包间杀害了他 在左包间的王安听不到右包间的动静 并不知情 而后王安发现尸体  土方吉以自己并没有看到其他人上过二楼的证词和当日佐藤俊一和王安鲜少交流的反常指证了王安，而土方吉的杀人动机虽然文章里并没有说明，而个人推测很有可能是因为近藤的死会空出位置，土方吉也有升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