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贝克街杯推理大赛第一题
《平凡之路》
作者：名偵探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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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
血海冤仇终需报，且看来早与来迟。
一、起初 父亲去世是在1938年的8月。 我们一家本是住在辽阳，因日寇在东三省的胡作非为而举家搬迁至北平。搬到北平后不久我进了燕京大学，燕园景致虽美可我却无心观赏，我知道日寇绝不会满足于东三省。果然，1937年北平也沦陷了。 搬到北平后父亲就在北平的一家戏院工作。父亲本就是个爱戏之人，与戏院老板贾仁还是故交。贾老板原是一个民间戏班的班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35年初建立了这家戏院，让那些跟着自己走南闯北十年的戏子们在北平扎根落脚。因为贾家戏班本就有不小的名声，建立伊始便有不少客人慕名而来。而后贾老板招募了更多的新演员，还专门设立一个相声场子，俨然成为北平最知名的戏院之一。来到北平后父亲便投奔了贾老板，贾老板心善让我父亲在戏院挂名了一个班主之职，也不用管事只做些轻松的活儿——整日与看戏的观众闲聊。后来因为父亲口才好又学识广博，总有说不完的奇闻异事，贾老板便安排父亲隔三差五登台说些单口相声，也支付一些表演的费用。有时票友们鼓捣的聚会，父亲还会登台与大家唱上一两句，只是不带妆，毕竟太费时间。 我的母亲不识字又身体抱恙不能外出做事，为了贴补家用我萌生了打零工的想法。父亲怕我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只准我到戏院做小厮帮人端茶递水。日子这样一天一天过着，我因父亲对我的管束而心生不满，父子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1937年11月中旬，因为天冷来戏院的观众也少，闲下来的我正揣着暖炉蹲在舞台旁阅读地上的报纸。大门忽地被推开，一阵寒风袭来。从门外走进一个男人，年纪看起来35岁左右留着杂乱的络腮胡，身高约摸五尺三寸，身披大衣内着军装，肩头落着一些雪。在他身后跟着两个穿着日军军服的人，我们所有人，连同台上唱戏拉曲的人都停了下来。 贾老板是反应最快的，他马上迎上去说了几句，随后贾老板便领着三人上了二楼（从舞台方向看）右边的包间看台，那名带头的男子脱下大衣，笔直的坐在椅子上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贾老板便急忙示意台上接着表演。 回家后，与父亲已经三日未曾说话的我按捺不住好奇向父亲询问那人的事情。父亲告诉我那人确实是日军军官，名唤近藤俊一，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6师团参谋长。因喜好京剧特地慕名前来。 那之后近藤依然有来戏院，可能因为军务繁忙，司令部距离戏院也远，他的到来很没有规律。只是毕竟次数多了，大家也就习惯了，再没像前几次那样引起震动。近藤的保镖也从两人逐渐降到一人，是跟随他十几年的下属土方吉，之后两人更是穿着便服与平常百姓无异，但他一直都在二楼的包间看戏。 不知从何时开始，父亲成为了接待近藤的专职人员。近藤听得懂汉语，也能说，只是不太流利，正常交流还是没问题。我看到他常常被父亲说的话逗笑，有时更是他在说，父亲在听，两人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近藤确实喜爱京剧，尤其偏爱看《西厢记》《桃花扇》这类讲述情爱故事的剧目，对待戏院的一些演员们也极为客气，总以先生相称。 父亲在家时起初也会提到他，每当说起此人，父亲总是带着一种钦佩而又惋惜的样子。从父亲那我了解到，近藤在读书时因为非常仰慕中国文化而自学汉语，对中国的古籍也如数家珍，年轻时本励志要做一名汉文化研究学者。他的家世显赫，在日本是有名的士官家族，出于这种家庭原因他不得不参军，三年前他终于被派到了中国，但是作为一名侵略者的身份。 从小教导我仁义之道的父亲与一名日军军官走得如此近，令我非常不满，父亲的朋友们也渐渐与他疏远。与此同时因为开学后学业渐重，我不再去戏院打零工。一直到了1938年的7月7日，那天是母亲的生日。为了给母亲庆生，我结束当天的课业后来到戏院想叫父亲提早回家。可当我来到戏院时，门口站着两名穿着警服的警察，他们拦着不让我进去。 从戏院旁巷子口摆摊卖烧饼的小贩口中得知，刚才在戏院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名日本军官被杀害，戏院的人已经全部被带去了警局。 难道是近藤？我马上向小贩确认，小贩并不知道被害军官的名字和样貌，但认识陪同的保镖，因为那是时常光顾自己摊子的人。我急忙赶往警局，心里莫名的担心起来。 刚跑到警局附近我就见到许多人从里面出来，其中包括贾老板，他的面色苍白，像是受到了什么严重的惊吓。我赶紧跑上去喊住他。见到我急匆匆的样子，贾老板便把我拉到一旁。 “你赶紧回家，带上你母亲快出城！” “我爹他……” 贾老板叹了一口气说：“警察和日军现在都怀疑是你爹杀了近藤，哪怕不是他做的，我看靠这些投靠鬼子的无能警察也根本查不出什么真凶，到时候你爹还是会被拿去顶罪。刺杀军官可是大罪，你们娘俩也会受到牵连，所以赶紧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父亲杀了近藤？难道父亲是故意接近他想要伺机下手？ 回到家母亲已经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我不敢开口，可父亲回不来，我终究还是得说。母亲听完很平静，但我还是看到她眼角有些许泪光。 “小鬼子，该杀，你爹是个英雄。”她对我说。
二、昨日 第二天一早我去学校办了休学手续，与几个要好的同学说了这事，他们也督促我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如果我能找到凶手为父亲洗清嫌疑，那不是皆大欢喜吗？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离开学校就直奔贾老板家里希望能从他口中知道更多的信息。 贾老板架不住我的请求便向我描述了他所知的大致经过。 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近藤俊一与保镖土方吉来到戏院，距离他们上一次来已经过了快一个月左右，我父亲王安照例前去接待两人一起上了二楼到右边的包间。彼时台上正在演出《空城计》，「诸葛亮」刚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空城计》结束后表演的是《百花亭》，这出戏我记得约要一个小时。在演出时贾老板总是坐在一楼大堂的第一排最左边的位置，期间贾老板偶有转头与后方的一些观众交谈，曾瞥见包间里的近藤为表演鼓掌，父亲在一边目光却是集中在近藤身上。 《百花亭》结束后是相声场，近藤对相声不太喜欢，所以每当此时他都会关上包间的窗户进行小憩。我父亲和土方也都会离开包间不打扰近藤，父亲会在这时候离开去登台表演，没有登台安排时他就会到左边的包间内单独观看，土方则是在门外站岗。 到下午六时二十五分左右，台上开始进行今天的最后一场演出——《赵氏孤儿》，演员们刚上台就位唱了两句，二楼包间就传来叫喊，贾老板说那是土方吉的声音。此时贾老板才注意到二楼右边包间的窗户竟然还是关着的，紧接着窗户马上被打开，土方吉探出身子朝着贾老板的方向大喊。虽然没有听懂土方喊的是什么，但是看那个表情他察觉应该有什么大事，于是马上冲上二楼。当时我父亲正愣愣地站在右包间门口，贾老板一边问着“发生什么事”一边跑了过去，一到门口他就看见近藤仰面靠在摇椅上闭着双眼，脖子上还缠绕着一条麻绳，身边的我父亲瞪着双眼念念有词好像在重复近藤的名字。土方吉朝贾老板冲来，口中不停的说着什么，贾老板只听懂了一句“八格牙路”。 之后贾老板马上让人去报警，警察赶到后对现场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查就下令将戏院所有人包括演员、观众和尸体都带走了。到警局后不久来了几个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和一名瘦高的翻译官，其中一名军官挥舞着武士刀冲着土方吉像是要杀了他一样，土方吉吓得跪在了地上匍匐着，后背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大半。而后土方吉似乎对那几名军官说了什么，他们就全体看向了我父亲。 日军通过翻译告诉警察（在警局的其他人也都听到），土方吉作证他到戏院后没有见到其他人进过包间，因此只有在左包间的父亲可以犯案。 于是包括贾老板在内的其他人在警局做了一些笔录以后就被准许离开，只有父亲被以重大嫌疑拘押。 从贾老板所说来看，父亲的确是唯一能杀害近藤的人。在近藤小憩时土方在门外看守，其他人无论进入哪个包间他必然会看到。两个包间中间是有一扇小门的，只有父亲可以在土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右包间杀人再回到左包间。至于说有人事先躲进左包间，趁着我父亲不注意去右包间杀人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包间里根本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包间的门在打开时（无论手脚多轻）都会发出门轴转动的尖锐声音，在屋内的人一定可以听见。包间的窗户外也完全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凶手只能从门进入。 所以是父亲杀了近藤，他的确是个英雄。
三、离城 临走前贾老板再次劝我赶紧离开北平，还说了很多叮嘱的话。又过了两天，在贾老板和其他叔伯的帮助下我和母亲离开了北平跟随难民往重庆方向逃去。 母亲在途中旧疾复发，为了给母亲治病我改变了原定计划转而在湖北武汉附近的一个小镇落脚。安定好之后我给贾老板发去了电报报平安并询问父亲的近况，那时正是8月中旬，贾老板回复的电报里传来了噩耗，父亲在月初已被日军以行刺的罪名处决。 我没敢告诉母亲，怕她的病情再恶化。母亲去世的那天她与我说自己梦到了父亲，父亲在梦中告诉她自己已经清白马上就会来找她。那天中午她的胃口很好吃了很多，精神也比往常好了不少。到了傍晚，我刚将稀粥端上桌想叫她起来却见到母亲手指着门口，嘴里念着父亲的名字，渐渐闭上了眼睛。 我用剩余的最后一点钱将母亲安葬，在庙里为二老立了牌位。从报纸上得知日军一直在设法攻占武汉，已经孑然一身的我选择到武汉参军。 武汉会战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终于结束，国军放弃了武汉保存了力量，我也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军人生涯。有趣的是在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一次与战友的聊天中大家谈到了近藤，我方才得知近藤在武汉会战开始时（1938年6月初）被调到第2军第29师团担任参谋长参与武汉会战，后来不知何时他秘密回了北平进行临时调度，结果7月7日那天被害身亡。得益于此，第2军的攻势被延缓。 我父亲的名讳自然也被他们提起，因为日军方面对外宣称就是我父亲杀害了近藤。战友们纷纷赞扬他的大义之举，称他作英雄。 抗日时的军人，每天的生活都像生命的最后一天，可是对近藤被害一案的真相我依然放不下。
四、复返 1946年1月底，我重返北平，那是一个大雪天。 还有五天就是春节，北平城内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的一年。我回到以前与父母租住的四合院，四合院的房东老先生已经过世，他的儿子与我一般大但已成家，现在与家人一起住在这儿。在他的帮忙下，我从杂物间里找到了父亲的一些遗物，是当年来不及带走的。 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本日记，里面提到不少他与近藤的事，这些事他不曾跟任何人说过。父亲博闻广识空有一身学问却一直无人赏识，在辽阳时仅是一个教书先生，到北平后又成了“戏子”一般的人，靠逗乐他人为生。近藤虽是日本人却也是第一个欣赏他的人，甚至还提出要邀请他去日本，所以父亲一直心存感激，将近藤看作自己的知音。不可避免的，他们之间也有过关于战争的争执，只是之前都无伤大雅。只有最后一次的争执不太一样，日记中未写明争执原因，只说在争执最后恼羞成怒的近藤掏出手枪抵住父亲的额头，两人僵持和沉默了数分钟后，近藤收起枪离开戏院。那天是6月5日，距离近藤被害还有一个月。父亲在日记最后写了两个字，失望。 翌日，我来到了警局，现任的警察局副局长是我的战友老徐，他帮我找到了日军占领时期的案卷。根据案卷的记载，近藤的尸体被日军方面领走由他们进行了尸检，得出的结论是死亡时间在当日下午六时至六时三十分（考虑发现尸体的时间可以再减少五分钟），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凶器确定是现场发现的那条长约三尺直径五分的普通麻绳，在脖子上缠绕了两圈相交于颈后。 在后脑偏上处有一非致命伤痕，是小型钝器击打造成，除此之外没有近期造成的其他外伤。根据伤情程度判断当时近藤被打晕完全失去意识，随后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勒死，法医推测整个勒杀过程需要花费三分钟。近藤死前是在摇椅上坐着，故无法从伤口方向推断凶手的大致身高。 证词方面，土方吉说舞台表演时自己与近藤、王安是同处一室，之后近藤休息他一直都在门外，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入过二楼的任何一个包间。尸体被发现前王安从左边的包间出来找他，在比划了一番后他理解了王安的意思是敲门（包间之间的小门）没有人应答，土方觉得有疑于是马上推门，就看到了在摇椅上的尸体。 除此之外他还说了另一件事，以往近藤与王安在观看表演时有很多话，不知为何案发那天却很少。可惜他的汉语水平仅够最基本的交流，不知道我父亲与近藤最后都说了些什么。 父亲的证词则说自己在近藤休息时一直都在左边的包间内观看相声表演，期间没有人进来过，也没注意隔壁包间有什么动静，毕竟隔音效果还不错。相声结束后舞台上在做下一场表演的准备，以往这时候父亲都会敲包间的小门，在近藤准许后回到右包间。但案发那日父亲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人回应，他不敢贸然开门怕打搅了近藤。到了下一场的演员们都已上台，他再次敲门却依然没人应答，又从窗户看到右边包间的窗户还是关着，所以只好出门找土方让其代为开门。之后便如土方所说，二人发现尸体。对于土方所说二人案发日交流很少的事，父亲没有解释。警察还问了父亲是否记得当天相声表演的内容，父亲说自己记不清。 其他的证词包括贾老板、观众、戏院的工人和十来名演员都说自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人或事，当时坐在贾老板旁边的观众也证明贾老板一直都在第一排左侧观看表演，警察对他们进行了检查也没发现疑点。 最后便是证据，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案卷记载警察在父亲身上搜出了一把干净的匕首，证词里父亲说这是自己防身之用。 随案卷保存的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近藤俊一面容安详，口微张，左手朝下放在右手掌上，双手放在腹部偏下位置。如果不是脖子上的勒痕，他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摇椅旁的小桌子上放着两碟糕点和水壶，水壶样式与军用水壶相同。父亲曾跟我说过近藤担心戏院所提供的茶水食物会被人下毒，一直都是自备。警察对这两样物品进行过检查，只是普通的茶水和糕点。 “原来王安是你父亲，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呢。”听我说明查阅案卷的原因后老徐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如果不是他把近藤俊一杀了，武汉会战说不好会是什么结果，他可真是个英雄。”
五、故人 自那封电报我已有七、八年未曾与贾老板联系，没想到再见面还是在这家戏院。他像以前那样穿一身长衫坐在戏院大堂的第一排，只是台上没有人唱戏，台下也只有他形单影只。这里在我记忆中原是热闹非凡的，当下却连舞台上的幕布都已残破不堪。我环顾戏院，在舞台左边有一扇木门连通后台，一楼大堂摆着九排座椅，座位不够时连两侧走道都会站满了人，通往二楼的阶梯则是在唯一的出入口大门进来左手方向。 （如下图）
（一楼）
（二楼）
（ 包间内及走廊无任何可以藏人的地方，戏院不存在暗道机关） 贾老板告诉我那次事件后戏院关停了一个月供警方随时调查，戏院不能运作，戏子们却得生存，不少人便向贾老板辞别到别处谋生。留下的人终于等到戏院再次开张，可因为发生过人命案子宾客们避之唯恐不及，每日仅寥寥数名老观众根本无法维持开支。 硬撑了一个月，戏院开不下去了，贾老板的朋友们建议他卖了此处或重新装潢改换其他营生，他舍不得。后来他与朋友在两条街外的西街合伙开了个茶楼，时不时会约上要好的戏迷朋友回到这儿唱几句。我们聊了许多，自然也聊到了我父亲死去的那天。 父亲是在大庭广众下被处决的，为的就是警示其他人反叛日军的下场。贾老板至今还记得父亲那时的样子，头发散乱，满脸胡茬，右眼无法睁开，身上和脸上满是血迹，父亲总是穿着的那件长衫也破烂不堪像是被无数的鞭子抽打过。 我与母亲离开北平后不久贾老板四处托关系终于去狱中看望了父亲一次，那时父亲就已经遭到毒打，但比行刑时的样子好得多，他不肯认罪签字，狱警就每天照三餐对他施以酷刑。他见到贾老板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与母亲如何，听到我们已经离开北平他满足的点点头。半个月后在法庭走了一个过场，法官不顾父亲的喊冤就定罪了。 贾老板没有继续说父亲是如何被处决，我也不愿去想象那一幕。 在我的要求下，贾老板带我向后台走去，这里布满灰尘，各种戏服、道具像垃圾一般被扔在地上，梳妆台上也结满了蜘蛛网。我跟着贾老板往最里面走到了他曾经的办公室，里面也是一样脏乱，贾老板走到一个柜子前打开了柜门，激起的灰尘令他不停咳嗽。 柜子里放着许多文件，贾老板在里面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了一叠档案，都是当时在戏院工作的人。我拿出本子将他们一一记下，又向贾老板问到是否还记得那日都有谁在戏院。 贾老板苦笑道，“你这是难为我呀，每日出入的客人不下百人，尤其到了傍晚，有熟脸也有生脸，哪可能都记得。别说是过了七八年，就算是让我当时说出都有谁在旁经过也难，要能记住的不得是能引起注意的人呐。” “那日表演的人可曾记得？” “这……” 贾老板摸着下巴来回踱步，在深深吁了一口气后他拿过我手中的笔在纸上写了起来。但他没有直接写出表演者的名字而是把那日所演三出戏的角色先列了出来，接着他又把那叠档案拿去琢磨了半日，最后将三张纸交给了我，上面有不少涂改。 “确定是这些人吗？” 被我一问，贾老板又将纸拿了回去跟档案比对起来，然后若有所思的点着头把纸又交给我。 “文武场呢？” “文武场是固定的班子，你刚刚都记下了。” 我将本子摊开与那三张纸一齐摆在桌面，贾老板对我的行为有些不解，其实我也不知自己在做什么。
作者注：其他与谜题无关的工作人员（比如会计、当天没来戏院的演员等）被省略，上述所有人均为男性。谜题中描述演出名单有涂改痕迹，因为对解谜没有影响，所以就不做这个涂改效果了。年月份是指在戏院工作的时间，岁数是以1938年算。
“贤侄，你是认为凶手在他们当中？” “我不知道。” “我知你放不下，不愿相信你父亲杀人，可是他杀的是一个日本鬼子！那群畜生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欺压凌辱，他们已经没有资格称为人了！”贾老板往布满尘土的桌面一捶，又再度咳嗽了几声。“我们原都以为你父亲是趋炎附势之徒，不曾想他是在忍辱负重，为的就是等待时机。他是为国家做一件天大的好事，他是一个大英雄。”
六、英雄 那时我推托了贾老板想为我接风的邀请，独自一人回到旅馆，躺在床上脑中不断蹦出老徐和贾老板的话。如果父亲杀了近藤俊一，他就是一个英雄。而如果父亲不是凶手，他就是一个向日本鬼子溜须拍马，受到周遭唾弃的汉奸。 那之后我从军人变回学生，又从学生成为商人移民来了美国，再没人与我提起1938年的夏天。 两周前医生告知我癌细胞已经扩散，我所剩时日不多。 坐在窗台前，我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想写点什么却不知从何下笔，平凡的日子没有什么值得书写，思来想去也就父亲的事还值得说道说道。 写到此处，窗台上落了一片叶子，而我的心里也终于有什么落下了。
补充：
- 本题纯属虚构，涉及历史事件的部分请以题目描述为准。
- 尸检结果以题目描述为准，不要借故事所处年代科技不发达为由去做其他脑补。
- 文武场是指京剧中负责伴奏的乐队。
- 开门的声音必然会被屋内听到是指：开左边房门时左包间内的人能听到而右包间内的人听不到，反之亦然。开两个包间之间的小门时，两个包间内的人都能听到，包间外的人听不到。
- 贾老板所坐的位置，是在平面图上通往后台的那个位置，即从门口进来面向舞台时的第一排左侧。包间的左右是从舞台方向叙述，即右包间是在平面图的右边，左包间是在平面图的左边。
谜题篇结束。
请根据谜题所给线索分析还原近藤被害一案，要求写出推理过程。
回答规则：
答案一律在答案提交帖里回帖进行提交，答案提交帖地址： http://www.tuilixy.net/thread-76108-1-1.html
本题截题时间：2018-08-03 20:00届时将放出第一题答案。2018-08-04 20:00 将放出第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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