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原型-飞行员幼子绑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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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述的这起飞行员幼子绑架案曾轰动美国。阿加莎·克里斯蒂将此案作为全书的核心，构建了经典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
1927年5月20日，25岁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驶单引擎飞机“圣路易精神号”，从美国纽约市起飞，准备飞越大西洋，到达法国巴黎，挑战“首次单人不着陆横跨大西洋飞行”。
34个小时后，克服了多次空中险情的查尔斯·林德伯格于5月21日22点22分，抵达巴黎的勒布尔热机场，围观民众有15万人之多。
查尔斯·林德伯格经此一役，名扬天下，成为世界瞩目的英雄人物，被称为“孤翼雄鹰”。飞行成功后，他收到报价总额超过500万美元的商业合作邀请，但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久，他避开公众视线，在泛美航空就职。
1929年5月，查尔斯·林德伯格和当时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千万富翁之女安妮·默洛（Anne Morrow）结婚。
1930年6月22日，两人的长子小查理·奥古斯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Jr.）出生，他随即被媒体称为“林德伯格小鹰”。
然而，20个月后，悲剧降临到这个具有重大声望的家庭，小查理被绑架并死亡。此案旋即震惊了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
查尔斯·林德伯格和安妮·默洛婚后和安妮的母亲同住，定居在新泽西州英格伍德市（Englewood）占地50英亩的明日山庄园。
1930年，因不堪媒体的骚扰，林德伯格一家特意在附近霍普维尔镇偏僻的郊外买下400英亩土地，着手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新家离明日山庄园的车程约为90分钟。
1932年，霍普维尔镇的新家已大体完工，屋内只剩下一些细节性的装饰任务，比如说采买合适的窗帘；室外的花园以及私人飞机场还在修建中。但林德伯格一家已经开始在新家度周末。
小查理已经20个月大，刚刚开始说话。他天生有个小缺陷——他右脚的两个脚趾有一部分连接在一起，没有脚缝，但他活泼好动、精力无限，丝毫不受影响。
此时安妮腹中的第二个孩子已有三个月胎龄。
小查理平时由他的保姆贝蒂·高（Betty Gow）照顾。贝蒂·高来自苏格兰，时年27岁，有着黑色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她认真负责、热爱自己的工作，不仅和林德伯格夫妇相处愉快，也和同样来自苏格兰的沃特利夫妇交好。
奥利·沃特利（Olly Whateley）是新家的管家，他的太太则负责厨房的事务。1932年2月29日，星期一，林德伯格家本应从霍普维尔镇的新家返回明日山庄园，但春寒料峭的天气让小查理得了重感冒，于是全家人依旧留在新家，等待他康复。
3月1日星期二晚上6点左右，保姆贝蒂在婴儿房里给小查理喂饭。婴儿房在这栋法式别墅的二楼，宽敞明亮，一共有三扇窗户，这些窗户已经装上了百叶窗。
小查理吃完饭后又玩耍了一会儿，7点钟时，安妮和贝蒂为他换上贴身的法兰绒衬衣，外加一件灰色羊毛连体睡衣，喂上一勺感冒药，准备让他入睡。贝蒂检查了窗户，拉上所有的百叶窗，但让一扇窗半开着，保证室内有充足的新鲜空气。
她们把小查理放进婴儿床后，安妮离开，贝蒂坐在婴儿床旁，继续照看小查理。在昏暗的灯光下，小查理很快入睡。
晚上8点钟时，贝蒂离开婴儿房，下楼来到客厅，她告诉安妮，小查理睡得很安稳，看样子感冒已经基本痊愈。
半个小时后，查尔斯·林德伯格在纽约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回到新家。随后，主人林德伯格夫妇、保姆贝蒂以及管家沃特利夫妇相继用了晚餐。
林德伯格夫妇和安妮的母亲在英格伍德市的住宅雇佣了20多名佣人，但今天晚上的新家里，能够为他们服务的就只有包括贝蒂在内的三个人。
吃完饭后，林德伯格夫妇在客厅里聊天，其他人都回到了各自的佣人房。
晚上9点过几分钟时，林德伯格突然对妻子说：“那是什么声音？”
安妮说她什么也没听到，但林德伯格说他听到了一个像是木头被折断的声音。两人停止交谈，仔细倾听，但只有风声，于是交谈继续。
之后，安妮回到卧室，林德伯格去书房工作。
晚上10点左右，贝蒂走进婴儿房，查看小查理，但是婴儿床里空空如也。她去主卧敲门，问安妮：“夫人，孩子在你身边吗？”
安妮很是惊讶：“和我一起？不，他不在我这里。”
两人急冲冲地下楼去找林德伯格，但显然，他也没有和小查理在一起。林德伯格和安妮上楼开灯检查了一下婴儿房，孩子的确不见了。
林德伯格从衣柜拿出一把步枪，对妻子说道：“安妮，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孩子。”
林德伯格随即开始检查整个婴儿房，他发现屋里的暖气上有一个信封，但他没有触碰它。屋内的窗户是关着的，但有一扇百叶窗被拉起了一半。窗台上和窗户正下方的矮柜上有红褐色的泥土污迹，地板上也有一块。
他迅速退出房间，并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随后，他带上枪，与奥利·沃特利一起绕着房子和庭院走了一圈。他们在婴儿房窗户下的地面上发现了印痕、一些木头碎片以及小查理的一条毯子。
离毯子不到20米的地方，他们发现一架已经断裂的木梯倒在地上，木梯下部的上横档和一根立柱完全破碎。
随后，林德伯格分别向霍普维尔警察局和新泽西州警察局报警，还联系了了他的朋友、华尔街的一名律师亨利·布雷金里奇（Henry Breckinridge）。
在等待警察的间隙，林德伯格一家翻遍了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有可能藏下孩子的贮藏室、衣柜甚至橱柜，但一无所获。
夜里11点不到，霍普维尔的警察局局长和一名警员率先赶到林德伯格家中，不一会儿，新泽西州的多名州警和FBI探员到达。午夜刚过几分钟，指纹专家也来到了。
在指纹专家确定留在暖气片上的信封没有指纹后，林德伯格打开了信，这封简短的手写勒索信有很多拼写和语法错误：
Dear Sir! Have 50.000$ redy 25 000$ in 20$ bills 15000$ in 10$ bills and 10000$ in 5$ bills After 2–4 days we will inform you were to deliver the mony. We warn you for making anyding public or for notify the Police the child is in gut care. Indication for all letters are Singnature and 3 hohls.
亲爱的先生！请准备好5万美元，其中2.5万美元以20美元的面额纸币支付，1.5万美元以10美元的面额纸币支付，1万美元以5美元的面额纸币支付。2至4天后，我们会通知您在哪里交付钱。我们警告您，不要将任何信息公开，也不要通知警察，孩子正被很好地照顾。所有信件的指示都有签名和3个洞。
（在纸条底部，有两个相连的蓝色圆圈围绕着一个红色圆圈，红色圆圈上有一个孔，左右各有两个孔）。
警方检查勒索信后，认为写出这种拙劣英语的人一定是外国移民，只在美国待了很短的时间。根据信件中一些错误的单词拼写，他们认为信件是由一个以德语为母语的人书写。
警方在一楼窗台的下方发现两块凹痕，刚好和倒地木梯底部的形状相吻合。他们断定，绑匪就是用这架木梯从室外爬到二楼，带走了小查理。
在距离梯子较远的地方，一把12厘米长的木凿被发现。
木凿和木梯都进行了指纹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指纹。窗台和室内也没有发现陌生指纹，但窗台上有几个婴儿的指纹，应该是小查理所留。
接着，婴儿房窗台下的地面发现了一些模糊的脚印痕迹，有一个略微清晰一些的脚印在梯子立柱留下的印记附近。周围还发现了另一个较小的足迹。
警方猜测，绑匪可能有一个同伙，也许是一名妇女，她一直在梯子附近等着，从罪犯手中接过婴儿。
警方认为，绑匪全程戴手套作案，他或他们可能具有较高的反侦查能力。模糊的脚印在住宅东南方向的一条乡间小路附近消失，小路上遍布汽车的车辙痕迹。如果这些脚印属于绑匪，他或他们应该是开车前来作案。
在缺乏其他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木梯成为最关键的线索。经过木工专家鉴定，警方获知，这是一把自制木梯，制作工艺粗糙简陋，并且有结构性问题，但是制作这把木梯的人具有基本的木匠知识，并且有过其他的木材制作经验。
于是，警方初步判断，绑匪中有一个初来美国不久的德国移民，这个移民或者他的同伙有木工经验。
之后，这把梯子被送到美国农业部林业司的实验室，由首席专家阿瑟·克勒（Arthur Koehler）进行分析，也许能够知道它是用哪种木材所制，木材出自那个锯木厂或者木材仓库等等。
就在林德伯格报警后的半个小时，小查理被绑架的消息已经在消息灵通人士之间传开。深夜，各大都市早报的编辑都从床上爬了起来，重新制作头版头条。成群结队的记者赶往这处偏僻的新居。
1932年3月2日清晨，时任FBI局长的胡佛（J. Edgar Hoover）得知了绑架案。他联系了新泽西警局，告诉他们如果需要，FBI将提供任何帮助。
新泽西州警局提供了2.5万美元的悬赏，给报告案件相关信息的人。林德伯格一家另外提供了5万美元的额外悬赏。这对当时正处于大萧条的美国人来说，总计7.5万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3.5万美元）的悬赏是一笔巨额财富。
3月3日，林德伯格夫妇在报纸上发布声明，表示只要小查理能够平安回家，他们愿意满足绑匪的任何要求。声明中，他们建议绑匪选择一名中间人来完成双方的交接，并保证严格保密。
另外，安妮还单独发布了一份关于小查理的喂养指南，希望绑架他的人能够好好照顾他。
林德伯格和他众多有影响力的朋友们，包括之前提到的华尔街律师亨利·布雷金里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威廉·J·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后来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前身OSS的领导人）一致认为，绑架案是由有组织的黑帮犯罪分子实施的。
于是，他们开始在纽约黑帮中进行调查。林德伯格登报声明，两位私酒酒吧老板将成为他们一家和绑匪沟通的中间人。
经过一干人等的斡旋，几位黑帮老大也对黑道中人放话，提出以金钱或其他方式作为交换条件，让小查理平安回家。其他众多知名人士也在报纸上呼吁，让“黑社会男孩”归还婴儿。
但是，黑帮中的调查没有任何结果。
3月6日，一封新的勒索信寄到了林德伯格家。这封信从纽约的布鲁克林寄出，邮戳日期是3月4日，并带有绑匪在之前的信件中包含的记号——穿孔的红色和蓝色圆圈
赎金提高到了七万美元，信中称小查理一切安好，两位女士在悉心照顾他，并遵照了安妮发布的喂养指南。
因为信件是从纽约寄出，至此纽约警方也进入绑架案的调查，FBI则协同新泽西州和纽约州两地警方。
在此期间，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位退休校长、教育家约翰·康登（John F. Condon）博士对于林德伯格选择黑帮人士作为中间人，深感忧虑。3月8日，他在报纸上发布一则启示，说自己愿意竭尽所能成为此案的中间人，并额外提供1000美元给绑匪。
3月9日，绑匪又寄出一封信，这次的收信人是林德伯格的好友兼律师亨利·布雷金里奇。
绑匪在这第三封信中要求让约翰·康登博士成为林德伯格家和自己之间的中间人，还要求林德伯格登报表示，他已经收到第三封信；信中还具体说明了赎金的面额，以及应该放在什么样的盒子里，并警告他们不要告知警方。
随后，康登博士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一共有两封信。一封信是自称为绑匪的团伙写给他的，他们在信中要求他成为中间人。还有一封是绑匪写给林德伯格的信，要求康登博士转交。
康登博士和林德伯格取得了联系。林德伯格打开另一封信，绑匪要求他将七万美元的现金交给康登博士，信件底部同样有红蓝圆圈标记。
康登博士和林德伯格决定按照绑匪的要求行事。3月10日，林德伯格和安妮登报声明，授权康德博士全权代理小查理绑架一案。
3月11日，约翰·康登博士用和绑匪约定好的暗号，在《纽约美国人》上刊登了一则分类广告，上面写着：“钱已准备好。Jafsie（康登博士的化名）。”
当天晚上7点，康登博士接到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问他是否收到一封带有红蓝色圆圈记号的信件。康登博士立即意识到这是绑匪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的绑匪要求他每晚的6点至12点必须待在家中，等待进一步指示。
3月12日晚8点半，一个出租车司机敲开康登博士家的大门，交给他一封信。这位出租车司机后来告诉警方，一个男人给了他一美元，让他将此信送达。在这封绑匪来信中，他要求康登博士带上赎金，在45分钟内到达伍德朗墓园。
康登博士按时来到墓地，一个戴着帽子并躲在浓重阴影处的男人等在那里。康登博士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清他的脸，但他听出了他的声音，确定他就是之前打电话的那个绑匪。
他身高175厘米左右，估计体重在68公斤左右，体格精壮，带有外国口音。他说的“boat”听起来像“board”, “right”听起来像“ride”, “would”听起来像“vould”。
约翰·康登博士拿出了一个安妮交给他的安全别针。如果此人就是带走了小查理的绑匪，他一定能够认出这个别针的用途。果然，这个男人清楚地说，这是小查理的婴儿床上用来固定被子的别针。
他说自己是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水手，名字也是约翰，他们团伙共有6名成员。小查理被关在一艘船上，没有受伤，但只有支付赎金才会归还。（后来康登博士一直称这个男人为“墓地约翰”。）
康登博士表示他必须先要确定小查理确实在他的手中。墓地约翰表示同意，并承诺会很快提供证据。交谈中，墓地约翰突然紧张地询问：“如果包裹（指代小查理）死了，我会被烧死吗？”
康登博士大惊失色，但在进一步询问之后，墓地约翰向他保证，小查理还活着。
3月14日，按照约定，康登在布朗克斯区的《家庭新闻》上刊登了一则新广告：“钱已准备好。没有警察。没有特工。我像上次一样独自前来。”
3月16日，康登博士收到一个牛皮纸包裹，里面装有一件灰色的羊毛幼儿连体衣，安妮确认这就是小查理被绑架当晚所穿的睡衣。包裹中的信件称，绑匪将在收到赎金后的八小时，送回孩子。
3月17日，林德伯格卖掉自己在航空公司的股票，筹措了5万美元现金。当天下午，康登博士再次登报发布广告，表示自己已经收到包裹，钱也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随时交易。
财政部的一位职员和摩根大通公司的14名职员合作，按照绑匪的要求，准备了赎金包裹：20美元纸币组成的两万五千美元，10美元纸币组成的一万五千美元，5美元纸币组成的一万美元，一共4750张纸币被放进康登博士专门制作的一个木盒里。这些纸币上没有标记，但它们的序列号被记录下来。
另外，这些纸币里被巧妙地放进更加容易追溯来源的金币证书，金币证书的面额一共占有整笔赎金的三分之二。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一种纸币，这些证书以各种面额印制，尺寸和美元一致，通常有一个金色的印章和序列号。证书的正面会说明它可以兑换成指定数量的金币。金币证书和普通纸币一样，也可以作为现金日常使用）
4月2日晚8点，康登博士在家中收到另外一个出租车司机送来的字条，绑匪要求他在45分钟之内到达声勒蒙德公墓。
林德伯格开车，和康登博士一同前往目的地。康登博士独自下车，见到了墓地约翰，表示目前只能筹措到五万美元的赎金，墓地约翰同意了这笔金额。这一次，康登见到了约翰平坦并有着尖下巴的脸。
墓地约翰从口袋中拿出一个信封，告诉康登博士，里面写有小查理所在地，要求他在六个小时后方能打开。他将信封递给康登，康登同时将赎金盒子交给他。
墓地约翰检查了赎金后，表示满意，他和康登博士握手告别，很快就隐入黑暗中。
林德伯格打开了信，信上说：小查理被关押在一艘名为奈莉（Nelly）的船上，这艘船位于“马蹄颈海滩（Horseneck beach）和盖伊黑德（Gay Head）之间，伊丽莎白岛附近”。他由两位被雇佣的妇女照顾，但她们是无辜的，并不知情。
林德伯格大喜过望，立即驾驶一架两栖飞机前去寻找奈莉号。然而在几乎搜索了两天两夜之后，没有人发现奈莉号的丝毫踪影。
4月4号，康登博士徒劳地在报纸上试图和绑匪联系，但不出所料地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4月6日，林德伯格向政府寻求帮助。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立即向全美乃至全世界多地的银行发送了一份包含赎金序列号的详单，恳求各个银行帮助查找并报告。
4月9日，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不仅是各家银行，超过25万家商店和企业的收银机上都贴上了赎金序列号的清单，以便于收银员随时核对。
根据财政部的政策，金币证书即将停止使用，现存的金币证书必须在1933年5月1日之前兑换成其他纸币，否则就作废。就在截止日期前几天，一个男人带着2980美元的金币证书来到曼哈顿的一家银行兑换，他登记的名字是J·J·福克纳，地址是西149街537号。
几天后，这家银行的柜员才发现这些金币证书来自赎金。警方找到那个地址，却发现并没有一个叫J·J·福克纳。20年前此处的确住过一位名叫简·福克纳的人，然而她明显是一位身家清白的老太太，不可能参与此案。
5月12日，在位于林德伯格家附近约7.2公里的Mount Rose小村庄附近，负责送货的黑人卡车司机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和他的同事奥维尔·威尔逊（Orville Wilson）将车停在了乡间小道上。
威廉·艾伦下车小解，却意外在一个浅坑中发现一个幼儿的尸体，头颅上能看见金色的头发。他立即报警。尸检报告显示，这是一名大概20个月左右的幼儿尸体，头骨严重骨折，应该是遭受重击致死。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并被有被动物啃食过的痕迹。
警方取下尸体上残存的部分法兰绒衬衣，首先交给保姆贝蒂·高（Betty Gow）辨认。她认出这件衬衣是小查尔斯被绑架当晚所穿的贴身衣物；小查尔斯的牙医前来测量了尸体的头骨，检查了牙齿和右脚脚趾的缺陷部分，确定这具尸体就是被绑架的小查尔斯。
验尸报告表明，小查尔斯应该在被绑架的当晚就遭到杀害。还在孕中的安妮被劝阻后打消了看望小查尔斯尸身的想法，在父亲林德伯格看过尸体后，小查尔斯被火化。
小查尔斯的死讯震惊了全美乃至全世界。墨西哥总统第一个发出唁电、梵蒂冈强烈谴责凶手、美国的众多知名人物和媒体要求警方尽快捉拿凶手。
一些人开始怀疑一直和绑匪进行斡旋的康登博士，警方也询问了他，并搜查了他的住宅，但没有发现任何罪证。林德伯格一家依然信任他。为了让他摆脱大众的骚扰和威胁，林德伯格和安妮特意登报，向他表示感谢。
1932年6月，警方开始怀疑，林德伯格家内部有人参与了绑架。因为在3月1日绑架案发生当天，林德伯格一家按照惯常的计划，是要回到英格伍德市的家中，只有家庭成员和两处住宅的佣人知道他们滞留在了霍普维尔的新宅，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工作日留在此处。
但绑匪显然知道那一天小查理留在了新家，并且准确地知道他的房间位置。还有，绑架案发生时，住宅中的所有人都还在活动，并没有睡着。绑匪可能也知晓小查理的作息习惯和贝蒂基本固定的查看时间。
警察开始盘问所有的佣人，新宅中的3名以及明日山庄园中的29名。
不久后，疑点集中在一位叫维奥莱特·夏普（Violet Sharpe）的28岁女佣身上。维奥莱特·夏普来自英国，是安妮母亲的贴身女佣，已经为她服务了两年。
安妮母亲对她非常满意，她之前和女儿一家到霍普维尔镇度周末时，只会带维奥莱特一人随行。维奥莱特·夏普也经常参与对小查理的陪伴和照顾，彼此之间都非常熟悉。
警察猜测，如果维奥莱特·夏普在案发当夜直接参与了对小查理的绑架，小查理很有可能因为熟悉她，而没有发出哭喊声。
当警方开始对她进行盘问时，她表现得惊慌不安，极度不情愿配合调查。当被问到绑架案发生当天她的行踪时，她几度改口，提供了相互矛盾的信息。
另外，她的薪水是100美元一个月，在她不断往英国的家中寄钱的情况下，她还有1600美元的存款。警方怀疑绑匪预付了她一些定金，以换取林德伯格家的信息。
1932年6月20日，维奥莱特·夏普在第四次被询问前，服下了一种含有70%氰化物的银抛光剂，自杀身亡。后来，两名证人证实了她的不在场证明，警方因过于粗暴的审讯方式而受到媒体的批评。
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停滞，而林业部首席专家阿瑟·克勒正在使用各种最新的设备，对案发现场的木梯进行解剖式分析。
他很容易看出梯子的制作者使用了手锯和凿子。根据梯子上的刻痕，克勒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手锯的厚度。另外，在放大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锯片会在木料上造成一种被称为“脊线”一样的特殊印记。
梯子的制造者使用了四种廉价木材：上部立柱使用了南方松木和花旗松；下部立柱使用南方松木；梯级主要由黄松制成；梯子竖起时用于将各部分固定在一起的木钉由桦木制成。
他发现，梯子上部左柱的一端有四个方形钉孔，钉孔边缘完全干净，无锈迹。这些干净的钉孔表明这块木板在用于制作梯子之前，它被四个方钉钉在了室内的某件物品上。
除了这块被重复使用的木板，克勒认为其他所有立柱都是由尺寸为2.5 x 10 厘米的南方松木制成，这样的尺寸在木材市场上非常常见。通过对这些市售木材的痕迹分析，克勒认为它们出自同一家锯木厂的同一个刨床。
这些痕迹就像刨床的指纹，克勒确定了这个刨床的重要特征。每个刀头上有八个刀片，用于宽阔的表面，每个刀头上有六个刀片，用于侧面，并且它们以不同的速度旋转。木板以宽表面刀头每转一圈2.362厘米的速度和侧表面刀头每转一圈2.184厘米的速度穿过机器。
克勒找到《木材贸易指南》，查找从纽约到阿拉巴马州的东部木材厂名单，一共有1598家。他起草了一封信，并同时发送给名单上的每家锯木厂。
他写道，他希望找到一种刨床，经常用于制作2.5 x 10厘米的南方松木，能够以每分钟约70米速度拉动木材。两侧的刀头有六个刀片宽边有八个刀片，其中有六个刀片的刀片头旋转得比其他刀片快。他询问锯木厂老板是否有这样的机器并请求给予答复。
经过几个月的等待、对比和排除，克勒最终来到南卡罗来纳州麦考密克的多恩兄弟锯木厂。在锯木厂老板的帮助下，他确定木梯上所使用的2.5 x 10厘米的木材就是出自这家锯木厂的一个刨床。
而根据刨床上的滑轮留在木材上的痕迹，他们确定木梯上的这批木材在1929年9月到1932 年 3 月 1 日小查理被绑架期间出厂，二十九个月内，他们共交付了46车发往新泽西州及其附近的客户。
至此，根据多恩兄弟锯木厂提供的发货单，克勒在东北部地区开始大海捞针式的一家一家地走访木材市场和公司。
根据刨床所使用的滑轮和刀头随着时间而磨损所留下的具有细微差别的痕迹，克勒最终认为，木梯上的木料极有可能是经由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国家木材和磨坊工作公司卖给了木梯的制作者。
1934年2 月 14 日，阿瑟·克勒开始调查木梯上的花旗松。他找到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奥斯汀和爱尔兰十字木材公司，公司的会计爱丽丝·墨菲 (Alice Murphy) 向他展示 1932 年 3 月 1 日之前三个月的花旗松的销售情况。
克勒自然不会向爱丽丝·墨菲 透露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但就在他和爱丽丝·墨菲见面的10分钟前，爱丽丝·墨菲经历的一件事在几个月之后被证明和他的目的息息相关。
爱丽丝·墨菲在办公室门外招待了两个男人，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张胶合板。她注意到其中一个男人肌肉发达，有锐利的蓝眼睛、平坦的脸颊和尖下巴，他用德国口音问她，他们要一块切成一定尺寸的胶合板，需要多少钱？
她说需要四十美分。
这个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美元的纸币，递给她。艾丽丝准备找零钱时发现这是一张已经被宣布无效的金币证书，她犹豫了一下，开始呼喊工厂主。
这个男人立即从她手里夺回了那张十美元的金币证书，然后他的同伴给了她四十美分的零钱，说道：“这样就不用费心找零了。”
爱丽丝·墨菲随后写了一张收据，告诉他们只需等待一两分钟就能拿到切割好的木材。但那个有德国口音的男人说，他们有急事，等不及了，稍后再回来取木材，急切到连收据都没有拿。
爱丽丝·墨菲觉得他们十分可疑，先是粗鲁地收回那张可疑的纸币，现在又仓促离开。她看到他们在公司的停车场上车离开，于是把车牌号写在了她手里的收据上。
接着，她热情招待了寻找花旗松的阿瑟·克勒。
1932年5月接下来的两年里，一些赎金纸币出现在纽约市各处，以5美元面额为主。警方将这些银行和店铺标记在地图上，他们发现大部分纸币都是在列克星敦大道地铁沿线周围被花费，该地铁线连接着布朗克斯区、曼哈顿东区以及德国-奥地利人移民的约克维尔社区。
根据阿瑟·克勒的调查结果，警方开始相信，绑匪最有可能居住的区域就是布朗克斯区。
有限的几个店员大约记得花费赎金纸币的人的长相，但这几人的描述却惊人的一致：他是一个有着锐利的蓝眼睛、突出的颧骨、平坦的脸颊和尖下巴的男人；他说话带有德国口音；他戴着一顶松软的毡帽，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额头。
纽约市首席毒物专家亚历克斯·奥瑟尔·盖特勒 (Alex Other Gettler) 在许多赎金纸币上都发现了甘油酯和金刚砂的痕迹，这表明这些纸币可能存放在一个木匠的工作室里。
大部分纸币都散发着一股霉味，仿佛被埋藏了很长时间一样，一张纸币上还发现了红色和蓝色铅笔做的标记。
1934年9月15日,一辆深蓝色道奇轿车驶进位于纽约127街和列克星敦大道拐角处的一个加油站。司机让加油工人给他装上20升汽油，随后向经理支付了10美元。
经理记得他熟悉的一位片区警官要求他在10美元和20美元的纸币上写下用它们来支付油费的顾客车牌号，并且查看一份绑架案的赎金序列号清单。
这份清单已经找不到了，但是他在这张10美元的纸币上写下了这辆道奇车的车牌号：4U-13-41。
（此时，纽约警方估计绑匪的5美元面额的纸币已经花费得不多了，开始使用10美元和20美元面额纸币。因为他们判断绑匪有一辆车，所以决定从加油站入手，要求加油站的经理提高警惕，在纸币上记录车牌号。）
当晚，这个加油站经理将当天的营业额全部存入银行。
三天后的9月18日，纽约玉米交易银行的首席出纳员很快就发现了一张带有赎金序列号的十美元纸币，上面写有一串疑似纽约州车牌号的数字。
警方迅速找到写下车牌的加油站经理，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还告诉警方那是一辆深蓝色的道奇轿车，司机有外国口音。根据车辆登记信息，警方第一次找到了小查理绑架案的嫌疑人——住在布朗克斯东 222 街 1279 号的理查德·豪普特曼。
理查德·豪普特曼在1899年出生于德国，时年接近三十五岁，是一名木匠，自 1931 年起就拥有一辆 1930 款道奇轿车。该颜色最初是深绿色，在绑架后的一年被重新漆成目前的深蓝色。
之后，来自德国的资料显示，豪普特曼在德国有过犯罪记录。
1918年3月初，豪普特曼和一个同伙在家乡萨克森州的伯恩布鲁赫镇用一架木梯爬上当地市长席拉赫先生家二楼，强行打开窗户，从市长家中偷得三百马克和一块银表。之后，豪普特曼又实施了三次抢劫，三月底，两人被抓，豪普特曼被判处5年监禁。
1924年，豪普特曼移民美国。
1934年9月19日，理查德·豪普特曼在布朗克斯区的家中被捕。他的头发是深金色的，颧骨比较突出，脸颊平坦，下巴比较尖，有一双深邃的蓝色眼睛和一张小嘴。
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一个钱包，发现里面有二十九美元：一张五美元纸币、四张一美元纸币和一张二十美元的金币证书。
接着，在豪普特曼家车库的地板下，警方挖出一个铁罐，里面有超过14,000美元的10元、20元纸币。车库的一个木架上发现用纸包裹着的两大包金币证书。
现场核对证明这些纸币和金币证书都来自林德伯格支付给绑匪的赎金，加上之后搜查，在豪普特曼家总计找到赎金 19,700 美元。
接着，调查人员收集了豪普特曼在各个政府部门填写的文件。他们发现豪普特曼总是将 字母g 和 h 混淆在一起，并且习惯性地在数字后面加上美元符。
笔迹专家也认为，豪普特曼的笔迹和勒索信上以及康登收到的纸条上的笔迹一致。
豪普特曼被带到警局接受审问，但他完全否认曾经参与过林德伯格绑架案，称警方在他家中找到的这笔钱和其他贵重物品是他的一个叫做伊西多·费什（Isidor Fisch）的朋友留下的。
他说费什和他一样是德国人，从事毛皮贸易，两人都赚了约一万块钱。之后，费什向他借了这一万块钱投入股市。
费什的健康状况不太好，就在去年圣诞节之前，他决定去德国莱比锡看望父母。离开之前，他托豪普特曼帮他保管一些个人物品，等他回来再交还他。
豪普特曼一直保管着费什的物品，他将其中一个纸箱和一个鞋盒放在厨房扫帚橱柜的顶层架子上，从没打开过。然而，大约在两周前，因为屋顶漏水打湿了鞋盒，他才发现这笔藏在鞋盒里的钱。
之后，他把这笔钱放进了车库，几天后，他开始从中拿钱花。因为费什还欠他钱，所以他觉得他只是拿走了他应得的。他并不知道这笔钱时来自林德伯格的赎金，否则他就不会动用。
另外，他还告诉警方，费什在六个月之前因肺结核死于德国的莱比锡。
然而，豪普特曼的妻子安娜后来在法庭上承认，虽然她每天都会把围裙挂在比厨房顶层架子更高的挂钩上，但她想不起曾经在那里看到过任何鞋盒。并且，她说，豪普特曼一直对她说，他发现了一个十分巧妙、包赚不输的投资方法，不用工作也能赚很多钱。
后来，从德国莱比锡前来的费什的房东也证明，费什的确死于肺结核，但他去世时一贫如洗，不仅无钱医治，并几乎支付不起每周3.50美元的房租。
康登博士被请来指认嫌疑人。他需要在20个年轻男人中，指出最有可能是墓地约翰的那位。康登让这20个人一一朗读了他交给他们的字条，字条上的话曾经出自墓地约翰之口。最终，康登博士毫不犹豫地指认了豪普特曼。
另外，豪普特曼家也订阅了布朗克斯区的《家庭新闻》，这份杂志被之前的墓地约翰指定为他和康登博士用于交流的报纸。
警方继续搜查豪普特曼的家，又发现大量的额外证据将他与犯罪联系在一起。
约翰·康登博士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被写在豪普特曼家的壁橱门上。
豪普特曼对此的回应是：“我肯定是在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故事。我对此有点兴趣，就把一点信息记录留下来了，也许我当时正好在壁橱旁边，正在看报纸，然后就把地址写下来了……关于电话号码，我无法给你任何解释。”
豪普特曼家中的一个笔记本上有一幅与1932年3月在林德伯格家中发现的梯子相似的构造草图。豪普特曼解释，这张图片和其中的其他素描都是一个孩子的作品，但这个孩子从没被找到。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性证据被发现。
根据一直在苦苦研究木梯的阿瑟·克勒的成果，警方在豪普特曼阁楼中的横梁上发现四个方形钉孔。阿瑟·克勒亲自前来对比，证实木梯上的那块带有四个方形钉孔的木料之前曾被钉在这个横梁之上。
另外，无论是木材类型、树木生长的方向、加工图案、木材的内外表面、两侧的纹理，甚至是只有在放大镜下才能看到的“脊线”，梯子上的一部分木材的这些特征与豪普特曼阁楼地板上的一块木板完全一致。
豪普特曼于1934年9月24日在纽约州被起诉，被指控向查尔斯·林德伯格勒索5万美元的赎金。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小查尔斯是在绑架过程中意外致死，还是被豪普特曼蓄意谋杀，但两周后的10月8日，豪普特曼在新泽西州以谋杀罪名被起诉。

这场审判在新泽西州弗莱明顿的亨特登县法院举行，很快被媒体冠以“世纪审判”的称号。记者蜂拥至小镇，每个酒店房间都被预订满了。
控方在法庭展示了除了在上一章节所说的的众多证据之外，还找来很多人证。
他们中间有记的豪普特曼花掉赎金纸币的一些店员；两名目击证人看到豪普特曼在绑架发生当天出现在霍普韦尔林德伯格的庄园附近；豪普特曼的一名工友证明，豪普特曼在赎金支付的那天不在工作，并在两天后辞职。
他的一些邻居说，豪普特曼自1932年的春天之后就很少工作，但花销却很大。他花费396美元买了一台收音机，56美元买了一把猎枪，109美元买了一艘独木舟，126美元买了双筒望远镜，并送妻子回德国探亲。
我们之前提过的、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奥斯汀和爱尔兰十字木材公司的会计爱丽丝·墨菲也站到了法庭上。她讲述了那件往事，并指认豪普特曼就是当天订购木板、给她金币证书的人。她还向陪审团展示了她当天记在收据上的车牌号——4U-13-41，这也正是豪普特曼的车牌号。
辩方没有提出任何关键性的反驳证据。
豪普特曼只是否认自己参与绑架案，他告诉陪审团自己受到警方的严刑逼供，被迫修改自己的笔迹，来匹配勒索信。
由于豪普特曼不承认罪行，所以始终无人知晓他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同伙？他是如何得知当天小查理没有返回明日山庄园，而是留在了霍普维尔镇的新宅？以及小查理房间的准确位置？
辩方律师在总结陈词中，辩称对豪普特曼的证据完全是间接的，因为没有可靠的证人证明豪普特曼当时身处犯罪现场，他的指纹也没有出现在梯子上、勒索信上，也没有出现在婴儿房的任何地方。
审判进行了32天。1935年2月18日晚上10点45分，由八位男士和四位女士组成的陪审团，经过11个小时的讨论，认定豪普特曼一级谋杀罪名成立。法官判处他死刑。
尽管被判有罪，豪普特曼继续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他后续的所有上诉均失败，他于1936年4月3日在新泽西州立监狱的电椅“老史摩奇（Old Smokey）”上被处决。
此案结束后，一些记者和独立调查人员提出了许多关于调查方式和审判公平性的问题，并对质疑警方的调查结果，认为他们操控了人证，并伪造了所有的证据。
但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充满了浓浓的阴谋论的味道。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下，相关人员在技术上几乎不可能操控从林业部专家到持续数年监控赎金序列号的金融银行从业人员、普通店员、民众等一系列不同阶层、跨越不同时期的各位证人。
或许这些质疑的背后是对于像林德伯格这样的明星公众人物占用巨大公众资源的一种不满情绪。

后续
1932年8月16日，安妮生下他和林德伯格的第二个孩子——乔恩（Jon Lindbergh），依然由保姆贝蒂·高照顾。在乔恩4个月大时，林德伯格收到一封勒索信件，信中说如果他不支付5万美元的赎金，那么乔恩也会像他的哥哥小查理那样被绑架。这封信被交给警方，之后被证实与小查理的绑架案没有任何关系。之后，安妮和林德伯格又生育了四个子女，这五个孩子全都平安长大。1935年12月，林德伯格一家搬到英国，以躲避美国媒体对林德伯格一家以及绑架案的持续的狂热报道。珍珠港事件后，因林德伯格之前和德国纳粹政府有过多次往来，未被获准加入美国空军。但他以平民顾问身份一直协助二战中的美国，指导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如何进行长距离飞行以及延长飞机的航程。他还以平民的身份承担了50次的战斗任务，其中一次击落一架日本战机。二战结束后，林德伯格一家居住在康涅狄格州，并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和泛美航空的顾问。安妮则远离政治，撰写了大量的诗歌和非虚构作品，成为著名作家。晚年，林德伯格移居到夏威夷毛伊岛，在1974年死于淋巴癌。安妮则在2001年佛蒙特州女儿的家中安详去世。20世纪80年代，豪普特曼的妻子安娜两次起诉新泽西州对她丈夫的不公正判决。这些诉讼被驳回。她一直努力为丈夫洗清罪名，直到她于1994年去世，享年95岁。1932年夏天，就在小查理的尸体发现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绑架法案》，俗称为《林德伯格法案》，该法案允许联邦当局介入并追捕那些已经跨越州界与受害者一同离开的绑匪。

转载自“没药花园” https://mp.weixin.qq.com/s/Mlbw7qd-EjUOLfxTiZ-5Ww  侵权删[color=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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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还是犯罪卷宗类的最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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