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田庄司为本格推理小说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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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田莊司获得的大奖不计其数，被誉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神”，开创了“新本格推理小说”。11月，島田莊司应青马文化的邀请，将在北京上海做客“外滩讲坛”。这是島田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来华前，島田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20多岁的島田莊司，拼命听音乐，拼命画画，开着车到处乱逛。他是日本吉祥寺一带爵士吧、摇滚吧的常客。

    20多岁的島田莊司萌发了写推理小说的冲动。

    30多岁的島田莊司辞掉工作，把自己和以往的插画、杂文写作生活割断，更把自己和大学所学专业商业设计彻底割断，他开始推理写作——试图创造30岁成熟男人的所谓“成就”。

    深夜的寓所，島田莊司搜肠刮肚，想写一个失忆男人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的车。写到东方发白，他打开电视，四五点的电视屏幕上正在直播后来震惊日本全国的“三菱银行人质事件”。制造这起事件的主角叫梅川昭美，他手持猎枪，挟持了30多名顾客和银行职员作为人质。

    那晚是1978年10月12日，在“三菱银行人质事件”发生的当夜，島田莊司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推理小说生涯。

    多年后，島田依然很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后来我经常想，这或许就是我要书写以犯罪为主题的小说的命运吧。”

    从1979年创作处女作《异邦骑士》至今，島田莊司共创作了80多部作品。島田最大的魅力，就是他总能创造出崭新的怪奇谜团。他的第二部作品《占星术杀人魔法》，受“假钞诈欺事件”的启发，书中案件的核心是将6个不同星座少女的身体重新组合，就可以得到拥有永恒生命的女神“阿索德”。这个诡异谋杀计划的设计者画家梅泽平吉在实施之前，就在密室离奇死亡。接着，他的6个女儿一个个地被杀。难道是梅泽平吉死而复活，完成了所谓的艺术创作？这起命案40年没有查到凶手。这本布局宏大、作案手法诡异的作品，把島田莊司一下子送至日本推理小说的高峰。然而在社会派当道的日本推理界，也捅了马蜂窝，批评接踵而至，有人甚至要把島田莊司赶出日本推理界。

    島田莊司选择了沉默。

    島田莊司在书中创作了一个经典的侦探形象御手洗洁。“手洗”在日语中是“厕所”的意思。顶着如此诙谐的名字，御手洗洁也是一个令人发噱的角色，他有演说癖，无论时间场合地点，他都会长篇大论地发表意见。尽管杀人案件阴森诡异，但只要御手洗洁一出现，都能让读者感到安心、有趣，跟随着他往破案的方向前进。更重要的是，島田莊司就是要让这个和“湿嗒嗒”的日本看起来不协调的百无禁忌的角色，时不时地去触碰日本社会现状。“在经济高度成长时代的日本社会，等级观念横行，人们对待弱势人群充满了冷漠，失去了人类应有的温暖幽默感性。我想，在这样的社会中，怎样的角色能温暖大部份的人心、带来生活的乐趣呢？于是就塑造了这个角色。”

    “御手洗洁系列”可以说是日本传统解谜推理一脉的崭新诠释，也是島田将创作理念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结晶。一方面，它遵循了古典的推理形式——案件发生、搜集线索、推理解谜，另一方面又融合了島田独有的创意。

    与“御手洗洁系列”并称島田莊司两大著名系列的是“吉敷竹史系列”。这个系列带有社会派的味道，是当年为了回避矛盾，暂停御手洗洁系列而创作的。

    在两大系列之外，島田莊司还曾戏仿柯南道尔，为福尔摩斯探案集写了第61本作品——《被诅咒的木乃伊》。对于島田而言，福尔摩斯是一个自小学开始伴随他的朋友。他熟悉福尔摩斯的谈吐、举止、观点，仿佛熟悉自己一般。御手洗洁的身上也常常可见福尔摩斯的影子。

    島田莊司从未曾公开发表过的“华生医生手记”与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伦敦纪录》取材(核实！！！)，把故事设置于20世纪初，夏目在伦敦遭遇奇事，和福尔摩斯共同破解所谓的“东方诅咒杀人案件”。在这本仅200来页的书中，島田拿福尔摩斯“开涮”，福尔摩斯成为一个举止癫狂、随时会发作的神经侦探，不时穿着女人装在街上行走。在众多向柯南道尔致敬的作品中，《被诅咒的木乃伊》被认为是佳作，并获得日本“福尔摩斯特别奖”。

    島田莊司的作品已有十几本在内地出版。《被诅咒的木乃伊》今年9月由上海青马文化引进出版。11月，他的另一本作品《开膛手杰克的百年孤寂》也即将出版简体版。

    新书出版之际，島田莊司应青马文化的邀请，将在北京上海作客“外滩讲坛”。这是島田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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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島田莊司“只讲求理性推演行不通”

    B=《外滩画报》

    S=島田莊司(Soji Shimada)

    福尔摩斯是西洋感性的最佳象征

    B：在《被诅咒的木乃伊》的结尾，夏目漱石乘船离开英国，他在船上对福尔摩斯大喊，请福尔摩斯和他一起回日本。夏目听不清福尔摩斯的回答。福尔摩斯究竟说了什么？

    S：他说：“如果华生君的‘东洋恐惧症’完全治好了，马上就去！”

    当时，英国知识分子阶级很多人都有“东洋恐惧症”。不少人认为只有英国是干净的国度，对没有开化的东洋充满恐惧，认为东洋到处是乱七八糟的坏人、不明原因的病症、诅咒、黑魔术等。他们觉得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最好别跟东洋牵上关系。华生医生多少也是这么认为的。

    实际上，当时伦敦的东郊地区也有很多问题，并不比东洋肮脏的贫民区好多少，在工业革命兴起后，伦敦的空气污染急速增加，令人绝望的佝偻病四处蔓延。

    B：《被诅咒的木乃伊》不属于你最著名的两大系列，它对你来说有何特别意义？

    S：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吉敷系列是我成为作家之后不久，应出版社的邀请创作的。御手洗系列在我出道之前就开始构思了。大概就在这时候，《被诅咒的木乃伊》的故事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了。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普通读者，夏目漱石和福尔摩斯是我的虚构世界中最重要的居民和创作者。《被诅咒的木乃伊》和御手洗系列具有同样的地位。现在回想起来，《被诅咒的木乃伊》确实是很特别的作品。

    B：东西方文化融合、真实与虚构结合是本书的卖点，也是近年来国际推理、悬疑小说热衷的手法。这样设置，你是如何考虑的？

    S：虚构和真实世界融合的写作手法，最适合用幽默的写作形式去表现，有点恶搞趣味和知识性玩笑的感觉。其它作家的作品，老实说，我不太清楚，但我想其它作家应该也是这样考虑而创作的吧！

    另外，“我很喜欢这个著名故事，狂热粉丝才知道和理解的事情，我也知道唷”，这种想要在同好中炫耀的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接下来，如你提到的，这本书融合了东洋和西洋的文化。在福尔摩斯的部分中，表露了当时英国人的东洋知识贫弱，对东洋产生了种种误解，这样的讽刺构造让故事更有趣，但是我发自内心地想对这种局面抱怨一下——东洋不是只有恐怖或是魔术壶，跟英国人一样，也是知性与理性的。

    B：作为从小喜爱福尔摩斯的人，你在《被诅咒的木乃伊》中调侃福尔摩斯，是为了致敬还是戏仿？福尔摩斯对你的创作有什么重要影响？福尔摩斯是否是你热爱推理小说的启蒙人物？

    S：当然我是充满敬意的，没有一丁点嘲讽的意思。就像是对很亲近的朋友开玩笑的那种感觉。福尔摩斯系列的作者柯南道尔在南非布尔战争(注：19世纪末,英国在南非的布尔战争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柯南道尔为此写了一本名为《在南非的战争：起源与行为》的小册子，为英国辩护)和英国妖精事件(注：晚年的柯南道尔相信唯灵论。1920年，英国神秘学研究家EDWARD拍到了妖精。柯南道尔把这张照片介绍给杂志，之后发生了关于照片的真伪性的争辩。)中都做了错误的选择，但是这对福尔摩斯毫无损伤。在系列作品里，不可讳言会出现难以避免的错误或是奇怪之处，这是因为侦探小说是唯一一种在人类社会重大制度进化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与科学的发展、苏格兰场(注：指英国首都伦敦警务处总部)的建立、陪审制度的成熟等相伴随。

    我之所以热爱推理，很明显是受到福尔摩斯的影响。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对福尔摩斯的接受度异常地高，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就融入其中，很容易地渗透到身体里。我喜好西洋的感性——也就是公平竞赛的精神，喜好机械、运动，亲近自然，反抗特权威势，并以讽刺幽默的包装隐藏起来──诸如此类，我都相当喜欢。福尔摩斯就是西洋感性的最佳象征。

    同样的理由，英国现代幽默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的《三人同舟》、英国小说家萨基的短篇小说，对我也有很大影响。

    B：《被诅咒的木乃伊》的写作素材来自一批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华生医生手记(这我已让刘莉芳去核实，你即使跟她沟通，写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与夏目漱石的《伦敦纪录》(夏目漱石有《伦敦纪录》这本书吗？或者也是虚构的？也要核实)，你是怎么把别人的故事和自己的作品结合起来的？

    S：《被诅咒的木乃伊》是由漱石手记和华生手记交互呈现构成的小说，也就是戏仿和仿作交互阅读的结构。戏仿是可以用自己的风格来进行趣味解释的。仿作就是尽可能与原作相像的书写挑战。

    戏仿是对原作的戏谑，同时也可以说是引出原作深层幽默潜力的实验。这是一次写作挑战，对两个世界都必须相当精通。我被困难度所吸引，并且燃烧起来，觉得这是除了自己之外没人能办到的挑战。

    可是，漱石手记方面，也要兼具对福尔摩斯的戏仿以及对漱石文体的模仿。这样解说起来，好像相当复杂，说穿了就是在漱石文体的意识里，自然地加入连结福尔摩斯的戏仿要素。所以，可以流畅模仿两者的话，目标自然就会如预期般地浮现。

    在这部作品当中，可称得上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对这部作品的完成，自己贡献了多少──大概就是看穿各材料性质的本事，以及将其最大限度运用的设计企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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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自然主义的写作风格

    B：御手洗洁是日本人，却像西方人那样有趣。中西合璧地塑造御手洗洁，为什么？

    S：我在创作御手洗时，并没有很辛苦地搜肠刮肚。当时，我的生活完全沉浸在初期的约翰.列侬、菲利浦.马罗、电影《虚虚假假》(The Flim-Flam Man，1976)中的乔治.斯考特(George C. Scott)、电影《夺命判官》(Judge Roy Bean)中的保罗.纽曼，当然还有福尔摩斯——这些具有西洋感性的英雄们的言行气氛中。

    所以御手洗的角色很自然地就在我脑中出现了。不，应该说就像等了很久迫不及待要跳出来一样。除了他以外，其它人物都是费尽心力和技巧创造的。

    其实我并没有意识到中西合璧这件事。我是日本人，在日本成长，东方的部分就算不特别在意也会自然学到。不过，也许我不自觉地对御手洗有种种期待，希望他“和魂洋才”。真是这样的话，还真令人高兴呢！

    B：有人认为占星师御手洗洁是你本人的写照，有人认为刑警吉敷竹史是你的自画像，你对此怎么看？比如，御手洗洁也有孤独的一面，世界与他格格不入，他只好以音乐和演说来发泄，这些似乎比较像你。

    S：御手洗并不是以我为模特的。吉敷和我确实比较像。但是，我和他们俩在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孤独这个层面，就是跟人群格格不入，无论是御手洗或是吉敷都是这样。御手洗会听音乐或是演讲来弥补，吉敷应该是去旅行吧！

    实际上，我并不觉得自己是这种难以融入人群的人。我其实希望可以跟这世界更紧密地联系，虽然这只是愿望，我希望可以改善社会上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因而还参与与此相关的活动。

    御手洗、吉敷和我是不一样的人，有点微妙的不同。所以，有时会让我联想到3、4、5边长的直角三角形。我们就是那三个角，如果说以我为中心，我在直角的位置上的话，那么跟吉敷的距离就是3，跟御手洗的距离就是4，御手洗跟吉敷的距离就是5，这样的三角关系。

    B：有读者说，喜欢《占星术》里因陷入泥沼而患忧郁症的御手洗，不喜欢《摩天楼的怪人》、《异位》等中被神话了的御手洗。你怎么看？

    S：《摩天楼的怪人》和《异位》里的御手洗被神化了吗？如果是的话，确实很无趣啊！我觉得神就在身边，但要是被问到是基督还是安拉，就会让我很难回答。在犹太神话里，人跟神就像可以摔角般地存在。在《魔神游戏》里，御手洗被描写出摩西般的性格，某种程度上也会让人觉得神化了。如果御手洗在这方向上被神化了的话，那也无妨。

    无论如何，在本格推理中，侦探的角色从一般人的角度看起来，是不能有特权、不能是超越性的。他们只能跟一般人一样，拥有同样的材料、跟一般人一样使用头脑想事情，只是他们对于推理行为的热衷程度比一般人更高。

    B：《占星术杀人魔法》、《斜屋犯罪》都在线索展示完毕之后“挑战读者”，类似埃勒里.奎因的手法。你为什么要挑战读者？

    S：如果书中出现“向读者挑战”的页面，读者就知道要开始解谜了，不管是谁都会稍微动一下脑子想想，说不定有人会合上书，想一星期呢。如果没有的话，有人会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动脑子、怎么解谜。不知不觉看下去，看完书的读者也不少吧，虽然那没有关系。

    当读者看到谜底和自己推理的答案吻合或是没有猜到时，都会有深刻的感受，惊奇程度也会增加，也就是说感动会加深。

    不过，对于向读者挑战的问题，如果大多读者都能答得出来，也会被抱怨吧！那种看起来很简单，好像可以马上解开，但是想了半天也无法解答的谜题是最理想的。我当时有可以设计出这种问题的自信。同时，也有部分是想看看事情是不是如我所预料那般。

    B：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推理小说是《异邦骑士》，却是第25部发表的作品，它被你在抽屉里封存了9年，而且曾经表示这个决定是“无比正确的”，为什么？

    S：我说过“无比正确“吗？现在我可不一定这么想。《异邦骑士》之所以在抽屉里待了9年，纯粹是我忘了而已。要说为什么会忘记，在我刚成为作家的当口，有过一定数量的“范达因型”构思，强调诡计为主，用令人惊奇的人工装置来制造案件，这与我致力于本格侦探小说的复兴有关。当时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全盛时代，本格推理正在消失。我强烈地觉得必须要帮本格推理小说“复权”。

    当时，我觉得《异邦骑士》是一本多少带点推理风味的恋爱小说，所以有点轻视它，放到抽屉里，就忘了。后来重读一次，发现它其实是本格色彩浓厚的作品。所以，我也反省了自己怎么会这么轻视它。刚出道时，自己的本格志向，真是比想象中还要强烈啊！

    B：你如何看待推理小说家与纯文学作家的区别？有人说纯文学作家能够做到的，你很可能也做得到，只是取决于你的心情。

    S：现在有可能状况不太一样，但是以前的纯文学多是自然主义风格。本格侦探小说需要有伏笔、利用诡计，这样一来作品中的世界就跟现实生活的描写逐渐脱节。

    也就是说，本格推理的创作手段、方法都很人工。我认为两者的不同就是自然主义和人工主义的歧异。如果要总结的话，这点就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这两者并没有艺术上的高低。证据就是，综观日本文学史，人工主义的作品压倒性居多。本格派的推理之所以会比自然主义评价低，跟想法或是文章力的高低无关，是因为因循前例以及定型化的作品太多，每个人的作品都很相似的缘故。这样一来也就被认为很幼稚拙劣，文学力低下。

    过去，并不存在“人工主义”这个字眼，所以以前我觉得很难正确解释。但是最近，我开始使用这个词来说明。刚才所说的《异邦骑士》是自然主义，也就是说飘散着一股毫无防备的自我描写气氛，当时的自己很讨厌这种情况。


    另外一方面，也有人基于于文笔的好坏以及作品中蕴含的作者思想和人生观的高低来评判纯文学。在这层意义上，我自己也希望将来可以挑战这个领域。但是，采用自然主义作风来书写，我还是有点抗拒感。

    B：电影《黑暗坡的食人树》即将和大家见面。当年，你撰文不赞成御手洗洁真人化，为什么现在同意了？该片的男主角和你心目中的御手洗洁是否一致？

    S：电影《黑暗坡的食人树》由于内定的堤幸彦导演婉拒，已经暂停。东映的友人香月制片向他尊敬的日本导演们征询了一轮，但是所有导演都婉拒执导该片。大家都说，这类以超级英雄为主角的系列片，很难成为自己的作品。

    这点我相当明白，就算辛苦地影像化了，还是会有很多读者不满。这样一来，在日本要影像化就相当困难了。因此，我很期待拥有实力的中国电影界。

    以前，我不同意把御手系列改编成电影的理由，其实跟上述相同，一旦影像化之后，御手洗就会给人完全不一样的印象，比如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没什么大脑、虚张声势的人，或是对弱者不讲道理的冷淡、坏心眼的人，具有扭曲世界观的怪人，等等。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对御手洗的误解。

    现在说来也许让人很难相信，但当时御手洗的确被很多人误以为是个任性、像是孩子一样的暴君。所以，很容易会出现这类危险的电影剧本。我不喜欢电影制造出背道而驰的御手洗的形象。如果这样曲解御手洗，加上电影的影响力很强，对之后的出版，会造成困难。另外，我认为得出版了数量足够的系列书，活字世界在影响力上不输给影像之后，才能拍电影。但是，当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授权改编电影了，却发生了上述事件。拍电影真是难事！

    电影中的御手洗和我心目中的御手洗不一定要一致。我一开始就没有这种期待。如果真的可以拍成电影，我是很期待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希望可以避开那种最糟糕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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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就得完成一个成年男人的重要成就

    B：你曾撰文说，20多岁那几年是你人生的低潮，无聊，苦闷。那几年你经历了什么？

    S：其实那篇文章的原意并不是说生活乱七八糟，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法给予社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要透过什么方法或是手段，都毫无头绪。这种状态不断持续，所以感觉到是低潮。

    那时，我还处在学生时代，要说没有做出什么东西来的话，确实是如此。在大学内参加未来车的模拟比赛，高中时代的校内新闻制作、乐团活动等，都是针对小型社会进行的活动。进入社会之后，不管创作什么，都没有发表的场所。要找到自己可以发表的地方，感觉费了很长一段时间。

    B：你在很早以前就决定一到30岁就开始动笔写作，最后果然如此。你为什么和自己约定30岁开始创作呢？30岁对你意味着什么？其实你在小学已经开始写作了呀。

    S：现在回想起来，30岁还很年轻，不过是一个交叉点。可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觉得30岁就得完成一个成年男人的重要成就，不然就会被视为人生的落伍者。

    在此之前，我在体育报纸上写过杂文，发表过插图，也做过唱片。可是跟自己期待的印象中的30岁，还差很远。快到30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剩下的短短数年内已经无法达成理想，所以希望可以有一个能够让自己接受、更像大人的30岁。如果是当小说家，我觉得就可以接受。我认为一旦到了30岁，对于这世间的组成、运作应该有所了解，可以好好描写人和社会的种种。

    那时，我觉得如果继续当时的工作，自己的计划就会拖拖拉拉、一事无成，所以觉得有必要从头开始，找一个时间点把当时的工作都断掉。所以，我以30岁作为分界，也是给自己做出一个分水岭。

    B：《占星术杀人魔法》参与角逐江户川乱步奖，获得第二名，败给井泽元彦的《猿丸幻视行》，这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为什么不满意第二名？之后找出版社顺利吗？

    S：当时的得奖作品确实是井泽元彦的《猿丸幻视行》。虽然那是一本不错的历史推理小说，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读了。仅获第二名，我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自己的将来绝望了。也许是我对于自己的作品很有自信，不禁产生这样的直接的疑问：难道还有比这本更适合“江户川乱步奖”的作品吗？

    《占星术杀人魔法》为什么没有得奖，现在有很多人在分析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日本推理文坛主流是松本清张先生主张的，被称为“社会派”的自然主义文学。《占星术杀人魔法》表面上是江户川乱步风格，但被认为是倒退回乱步的通俗性时代，是不好的作品。

    虽名为“江户川乱步奖”，奇妙的是，清张先生的成功一手遮天、束缚了文坛，给很多写作者造成混乱。《占星术杀人魔法》是以数学性的谜题构思为骨干的故事，跟乱步的“通俗”这点关系甚远。

    不过，找出版社出版倒是不费力气。举办乱步奖的讲谈社很快就决定出版这本书。

    B：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你曾经为冤屈者鸣冤奔走。能否说说这些经历？你在书中破案无往不利，然而在现实中，却会遭遇碰壁。对社会现状，你是否也有无力之感？

    S：的确如此。比如，“秋好英明事件”里的秋好英明主张妻子是共犯，法院却断定秋好氏说谎，称他的主张与案件无关。秋好提出妻子杀人时，身穿胸前绣着“Y化学”字样的深蓝色上衣。但是妻子在杀人时，衣服染上大量血液，行凶后，衣服马上就被秋好英明丢到附近的河里。因此，根本无法提出来当证据。

    最后妻子为了拖延时间，就说找到了这件深蓝色上衣，当然这件衣服上并没有“Y化学”的字样。

    如果是神探科伦坡(Columbo)的话，就会在这里让被告逆转胜利，画面暂停，出现字幕了吧！可是法院却罔顾事实，判决秋好英明有罪。

    现实中的法院充斥着情感式、非理论性的判断。像本格推理小说一样，只讲求理性推演，到底还是行不通的。

    B：音乐是不是你的创作灵感来源之一？创作时，你会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S：这点确实是很明显，音乐不断教我很多事情。对我来说，节奏相当重要。某些熟悉的节奏感，对我不断地创作文章，有着难以估计的影响。我自己的文章日渐向音乐靠拢。翻译成中文之后，不知道能有多少程度的展现呢？

    听好的演奏，脑子里直接会闪过故事，具体风景会浮现出来。《某骑士物语》这个短篇当中的蒸汽火车那段，就是从奇克.考瑞阿(注：Chick Corea，电声爵士乐大师)的“No Zone”这首歌来的。我反复听着这首歌，写出这篇故事来。

    《夏，十九岁的肖像》的高潮戏，主角骑摩托车突击的场面，是听渡边香津美(注：日本吉他界泰斗、著名爵士吉他演奏家)的《香港女人大反击》这首歌，当然文中也有“悲愿”。

    不仅是风景，像是《北方夕鹤2/3》中也有几处受到约翰.列侬的“Out The Blue”、Grand Funk Railroad(注：美国重金属乐队)的“Creeping”的启发而描写的地方。

    在创作意图中，也看得到音乐的启发。《黑暗坡的食人树》被人说感觉像是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的《天堂的阶梯》(Stairway to Heaven)，真是被人逮到一样感到脸红不好意思。不，应该说《天堂的阶梯》真是首杰作。它已经从蓝调音乐纯粹的精神性中渐渐远离，那是冷静的、智性操作的产物。

    我基本上什么音乐都听，但不听演歌。常常会被音乐的旋律或是节奏所触发。奇克.考瑞阿的《第七星河赞美诗》(Hymn of the Seventh Galaxy)，Super Guitar Trio的冲劲，不管在我的哪个创作时期，都可以看得到其影响。

    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喜欢听某些特定的音乐，但从很多音乐最后都跟自己作品产生关联这个事实来看，也许是有什么想透过音乐来诉说自己的意志。这么一想，就产生了一种“神化”的气氛。

    (本文鸣谢 青马文化及日语翻译 陈孟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