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爱伦坡《毛格街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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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夏之交，我寓居在巴黎，结识了一位名叫西·奥古斯特·杜宾的法国少爷。他出生富贵，不料命运多舛，成了穷人，多亏债主留情，才给他留下一点祖上的薄产。靠着这点收入，他精打细算，勉强维持温饱。从此，他变得意志消沉，唯一的享受就是看书。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图书馆里，当时凑巧都在寻找同一部珍贵的奇书，由此我们的交往变逐渐密切起来。我对杜宾的博览群书感到惊讶，尤其敬佩他那海阔天空的想象力，所以很愿意与他交往。最后我们谈妥，我在巴黎期间，就和他住在一起。他同意由我出钱在郊区租下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
    我们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不接待任何来客。白天，我们会关上所有的窗户，点上一对小蜡烛，在这阴暗的微光中，一起看书、写字、谈心。等到真正的黑夜来临，我们才一起走到外面，到处游荡，逛到深更半夜，寻求无穷的精神刺激。
    我早已看出他具有特殊的分析能力，而且他的分析能力让我不得不心悦诚服。他曾向我吹嘘，大多数人在他的面前，就像是玻璃心肝，一看就透。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对我的心思完全了如指掌，并常常当场拿出惊人的证据。
    一天，我们在看报纸时，被一则新闻吸引住了：
离奇血案—今晨3点左右，圣罗克区的居民突然被一阵凄厉的尖叫惊醒，尖叫是从毛格街一幢房子的四楼传出来的，这幢房子里住着列士巴奈太太和她的女儿卡米耶·列士巴奈小姐。邻居们立即叫来警察。在两名警察的陪同下，八九个人一起走进这幢房子。此时喊声已停，但大家奔上第一层楼时，又听到楼上传来两三个人争吵的声音，奔上第二层楼时，争吵声也没了。大家赶紧分头查看各个房间，当查到四楼的大后房时，发现房门反锁。打开房门后，在场者无不下的魂飞魄散。
    房内非常凌乱，家具尽遭捣毁，散落一地。一柄沾满鲜血的剃刀扔在一张椅子上。壁炉上有两三把花白的长头发，也沾满鲜血，像是被连根拔起的。人们在地板上找到四枚金币，一个黄玉耳环，两个钱袋—里面装着四千枚金法郎。房角有一个五斗橱，抽屉全被拉开，分明被劫掠过，但许多东西照旧在里面。
    房里没有一个人影。大家发现壁炉里的煤灰特别多，便搜查了一下烟囱，没想到竟拖出了列士巴奈小姐的尸体—它被人从狭窄的烟囱里，头冲下硬塞进去一大截。死者身上有许多擦伤，无疑是硬塞进烟囱时所致。脸上有一些严重的抓伤。喉部有乌黑的淤伤，还有深深的指甲印，像是被掐死的。
    大家仔细搜查了所有的房子，没再发现什么，便下楼走到屋后铺着石头的小院子，看到院子里扔着列士巴奈太太的尸体。大家刚想扶起尸体，头便掉了下来，原来喉部已被割断。尸体的头部和躯干全被割的血肉模糊，残不忍睹。
    截止目前，这件令人发指的疑案依然毫无线索。
    第二天，报纸上又登了一段详细的报道：
    毛格街惨案—据悉，警察已传讯了与该事件有关的人，现将全部重要供词摘引如下：
    宝兰·迪布尔，洗衣妇。供称已认识死者母女三年，一直为她们洗衣服。老太太和女儿关系和谐。给的工钱不少。说不出她们的生活方式和来源。每次去她家取送衣服，从未见过其他人，肯定她们没有佣人。
    皮埃尔·莫罗，烟商。供称将近四年来，老太太一直向他买烟草。死者母女在那幢房子里住了六年多。六年来，他只见过女儿五六次，母女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据说比较有钱。除了这母女俩，只有一个大夫来过几次，还有一个脚夫来过一两次，从未见过有人进过她们的房子。
    其他一些邻居，供词都差不多，说几乎没人出入她们家。房子正面的百叶窗难得打开，后面的百叶窗也一直关着，只有四楼的大后房开着窗。
    伊西托尔·米塞，警察。供称大约在凌晨3点，人们请他到那幢房子去。门前已有二三十人，正在设法把门打开，最后用刀撬开了门。一阵喊声从楼上传来。门撬开后，才突然沉寂。好像是什么人，痛苦的惨叫了一声。证人领头上楼，刚走到第一层楼梯口，就听到有两人争吵的声音。一个粗声粗气，是个法国人，肯定不是女人的声音，他说的话还能听清几个字，说的是“真该死”和“活见鬼”。另一个尖声尖气—声音非常奇怪，不能肯定是男是女，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好像是西班牙语。证人对室内的情况和尸首惨状的描述与昨日本报所载相同。
    亨利·迪法尔，邻居，随第一批人进屋。所供与米塞大致相同，他认为尖声尖气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法国人，听不出是男是女，听腔调，相信那个人是意大利人。证人不懂意大利语。他常和死者母女谈话，肯定尖声尖气的声音不是她们的。
    奥丹海梅尔，饭店老板。他原籍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不会说法语，却自愿前来作证，通过翻译受讯。他路过那屋子时，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大概喊了十分钟，声音非常凄厉，又长又响。他随众人一起进屋，所供各点与其他证人相符，只有一点不同：他肯定尖声尖气的那人是男人—是法国人，但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那声音又响又急、乱七八糟，分明是又气又怕，说是尖声尖气，倒不如说是刺耳更合适。粗声粗气地一再说着“真该死”、“活见鬼”，还说了一句“天哪”。
    茹尔·米尼亚尔，银行的老板。供称列士巴奈太太有些财产，经常在他的银行存些小笔款子。临死前三天，她亲自将四千法郎的款子全部提清。这笔钱付的全是金币，由职员阿道夫·勒·本送去她家。
    阿道夫·勒·本，米尼亚尔的职员。供称那天中午，他将四千法郎金币装成两袋，陪列士巴奈太太送回她家。她女儿出来了，把钱袋接过去。当时街上没有一个人。
    威廉·伯德，裁缝，英国人，在巴黎住了两年。随第一批人跑上楼，他认为粗声粗气的人是法国人，清楚地听到他说“真该死”和“天哪”。那时他还听到好像有人在厮打的声音。尖生尖气的声音很响，肯定不是英国人，像是德国人，大概是个女人。他不懂德语。
    阿尔贝托·蒙塔尼，糖果店老板，随第一批人上楼。他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人是法国人，听得出几个字，像是在劝告。尖声尖气的那人说的又快又乱，听不清说些什么，他认为是俄国人。证人是意大利人，从未和俄国人谈过话。
    阿丰索·迦西奥，殡仪馆老板，住在毛格街上。原籍西班牙。随着大家一起进屋，但并未上楼。听到吵架的声音，认为粗声粗气的是法国人，听不清说什么。尖声尖气的是英国人。他不懂英国话，是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
    这些证人都说，在搜到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卧室时，房门反锁，没听到任何声音。闯进门一看，里面空无一人。卧室里的窗户都关着，从里面闩得紧紧的。他们都证实四楼各个房间的烟闩囱都很窄小，容不下一人出入。房子里没有后楼梯，大家上楼时，没人能趁机溜下楼。列士巴奈小姐的尸体被牢牢嵌在烟囱里，四五个人一起用力，才把她拖出来。
    保罗·迪马，请去验尸的医生。他说，列士巴奈小姐尸体上有很多擦伤和淤伤，这说明死者是被硬塞进烟囱的。喉部伤势严重，颌下还有几道抓伤和几块青痕，显然是指痕。死者眼球突出，舌头有一部分咬穿。心窝上还有一大块淤伤，分明是用膝盖压的。医生认为，列士巴奈小姐是被人掐死的。
    老太太的尸首残缺不全，左肋骨和左胫骨碎的厉害，遍体都是严重淤伤，只有力大无穷的壮汉，用力挥舞大木棒或粗铁棍等又沉又钝的凶器，才能把人伤成这样。老太太身首异处，而且头颅碎得厉害，喉部显然是被锋利的凶器割断的—可能好似剃刀。
    这件血案，情节扑朔迷离，错综复杂，这在巴黎还是前所未有的奇案。警察对此毫无头绪，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那位银行职员阿道夫·勒·本已被逮捕，但除了本报所载的事实外，没有丝毫证据足以将其定罪。
      
      杜宾对这个案子非常感兴趣，问我对此案有什么看法。
    我说：“我只能附和巴黎警察的看法，这是件无头案，我可看不出有什么法子能找出凶手。”
    “仅凭传讯结果又怎能看出什么破案法子。”杜宾说，“巴黎警察一向以聪明著称，其实不过是狡猾罢了。说到这桩惨案，得先深入调查一下，才能拿出办法。而且勒·本曾经替我作过事，我可没忘记。我们先去见见我认识的警察厅长，他不会不放我们进去的。”
    我们得到了许可，便立即到了毛格街。我们的住处离这里很远，所以到这里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那是一幢普通的房子，百叶窗都紧紧关闭着。杜宾首先在那房子的前后左右仔细勘察了一番，然后才走到房子面前，按响门铃，出示证件，看守人员就放我们进去了。
    我们走进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卧室，母女俩的尸体还停放在那里。房间里还是那么凌乱，跟报上的记载没什么出入。杜宾仔细检查了所有的东西—包括被害人的尸体，然后走到别的房间，最后走进院子。天黑以后，我们才离开那幢房子。在回来的途中，杜宾顺便到一家日报馆去了一会儿。
    当时他对我绝口不提这件案子，直到第二天中午，才突然问我：“你在惨案现场，有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况？”
    说到“特殊”二字，他特别加重了语气。不知为何，我竟然吃了一惊。我说：“没什么特殊的呀，至少与报上的记载没什么两样。”
    “别去管报上的无稽之谈吧，”杜宾说，“报上恐怕没有提及本案惨绝人寰的恐怖性。我认为，本案有种超越常规的性质。表面上找不出动机—不是杀人动机，而且是杀人手段如此残忍的动机；楼上只有被害的列士巴奈小姐，没有其他人，而没有一条出路能逃过上楼的那些人的眼睛，但人们明明听到了争吵声。这些都让警察摸不着头脑。”
    “房间里乱七八糟，死者被倒塞进烟囱；老太太的尸体残缺不全。再加上刚才提到的原因，警察吹嘘的聪明便施展不出来了，他们把这难得遇见的案子当成了十分玄妙的事情。但如果想找到真相，只需打破常规即可。比如我们进行的查访工作，与其问‘出了什么事’，不如问‘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说实话，这个疑案，我很快就能破案，或者说我已经破案了，这很容易。”
    我暗自吃惊，沉默地盯着他。
    他望着房门，继续说：“我正在等一个人，此人或许不是这桩惨案的凶手，但一定有几分关系。不过，他与这些罪行中残无人道的一段恐怕没有任何关系。也许他不会来，但多半会来。如果他来了，少不得要留下他。这是手枪，你该知道怎样使枪。”
    我拿过手枪，简直茫然不知所措。杜宾却径直说着像在自言自语。
    “人们在楼梯上听到的吵架声，不是那对母女的，证人已经证实这点。所以不必怀疑是老太太先害死女儿，再自杀。因为要把她女儿倒塞进烟囱里，老太太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再说她自己也是遍体鳞伤，绝不会是自杀的。所以，这是第三者干的。大家听见的吵架声，就是第三者的声音。现在我们来看看证人的供词吧，不谈全部供词，只谈其中的特殊点。你看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我说，证人全都认为那个粗声粗气的人是法国人，但说到那个尖声尖气的—其中一人说是刺耳的声音，说法就与其他人不同了。
    “这是证据，”杜宾说，“但不是证据的特殊点。正如你所说，证人都认为粗声粗气的是法国人，但说到那个尖声尖气的那个，特殊点就出现了。特殊点不是在意见的不同，而是在于那些证人，包括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大家都说那个声音是外国人的声音。法国人认为是意大利人的声音，但他不懂意大利语；荷兰人说是法国人的声音，但他不懂法语；英国人认为是德国人的声音，他也不懂德语；西班牙人认为是英国人的声音，是‘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他一点英语也不懂；意大利人却以为是俄国人的声音，却‘从未和俄国人谈过话’。瞧，这声音，欧洲五大区域的公民都没听过！也许你会说那也许是亚洲人或非洲人的声音。在巴黎，可没几个亚洲人，非洲人也很少。我们先不否定这种推测，请你注意第三点：一个证人说它‘说是尖声尖气，倒不如说是刺耳更合适’；还有两个证人说它‘又乱又快’，但没有一个人听得清楚。”
    “根据这些证词，就能得出合理的推论，足以令人产生疑问的推论。根据这个疑问，就能顺藤摸瓜，进一步调查。所以我在搜查那间卧室时，就确定了搜查方式和大致目标。”
    “在那间卧室，我首先找的是凶手逃走的方法。不用说，我们都不相信怪力乱神的事。列士巴奈母女不会是被妖怪杀害的，凶手有血有肉，也不能化做一缕轻烟飘走。那他是怎么逃走的呢？大家上楼时，凶手明明就在那间卧室，至少是在隔壁房间里，所以只要在这两间房里找到出口就行了。警察已经搜查了所有的地方，没有任何秘密出口。但我还是亲自查了一遍，果然没有秘密出口。两扇房门都锁的很严密，钥匙都插在里面，烟囱十分普通，连只大猫的身子都容不下。既然这两个地方都绝不可能是逃走之路，那就只好从窗户着手了。从前面的窗户逃走，可逃不过街上人的眼睛，所以凶手一定是从后面窗户逃走的”
    “卧室里有两扇窗户。一扇窗户被笨重的床架紧紧顶住，遮住了下半部分。另一扇窗户完全没被遮住，但里面是紧紧闩住的，左面窗框上钻了大钉眼，里面钉着一枚结实的钉子，右面的窗框也同样钉着一枚结实的钉子，就算使出浑身力气也休想拉得动这扇窗户。警察完全相信这两扇窗子不是出路。但我知道，看似行不通的事物，实际上未必如此，凶手一定是从这两扇窗户中的一扇逃走的。”
    “但凶手出去后，可没办法从里面再挂上窗框，要知道人们看见的窗框就是闩着的。那么，窗框一定能自动闩上，这绝对错不了。我走到那个没有被遮住的窗户前，花了番力气拔下钉子，想把窗框推上去。不出我所料，怎么推也推不上去。我这才知道，一定是在暗处装着一道弹簧。我仔细一找，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机关。我按了一下，但忍住没去推上窗户。”
    “我重新放好钉子，又打量了一番。那人从这个窗户跳出，窗户会重新关上，弹簧也会碰上，但钉子不会重新钉好。这点很清楚，那么凶手一定是从另一扇窗户逃走的。两个窗户的弹簧大概是相同的，那么钉子一定有不同之处，至少钉法不同。我仔细端详着床头后面的另一扇窗户，伸手朝床头后面一摸，一下就摸到了弹簧，就跟那扇窗户的一模一样。我看看钉子，跟另一枚钉子一样结实，而且钉法分明也一样。”
    “我想，这钉子一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果然，我一下子就拔出了钉头，外加一截钉身。钉子的其他部分还在钉眼里，已经断掉。断口边上生着锈，看来已经断了很长时间。当我将钉头重新放回去，果然又很像一枚完整的钉子—没有丝毫缝隙。我按下弹簧，把窗框推上去，钉头依然牢牢地嵌在窗框的钉眼里，一起被推了上去。我关上窗，钉子又变得完整了。谜底终于揭开了。凶手是从床头那扇窗户逃走的，然后窗户就自动关上了。”
   “第二个要研究的问题是凶手逃下去的方式。我跟你绕着房屋转了一圈时，就找到答案了。离那扇窗户大约五英尺半的地方有根避雷针，没人能从这根避雷针上够着窗口，更别说跳进去了。但我看到四楼的百叶窗很特别，样子箱普通的门，是单扇的，只是下半扇有镂空的铁栏，简直就是绝妙的把手。列士巴奈家的百叶窗足有三尺半宽。我们当时从房子后面往上看，看到两扇百叶窗都半开着—百叶窗与墙面刚好形成一个直角。我看清楚，如果床头那扇百叶窗完全推开到挨着墙，离避雷针只有两尺半的距离，强盗大可抓紧百叶窗上的铁栏，从避雷针爬进窗里。当然，要完成如此危险、困难的绝技，身手必须异常矫捷，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身手。”
   “现在请你联想一下：异常矫捷的身手，和 那特别尖锐或刺耳的喊声，而那声音乱七八糟，没人能听清是什么内容、哪国话。”
   听到这里，我似乎隐约懂得了杜宾的意思，但又无法完全领会。
   我的朋友又接着高谈阔论：“其实我是在提醒你，凶手进去和出来的方式相同，而且都在同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室内的情况吧。五斗橱的抽屉，据说被人劫过，但里面还有不少衣物。这种结论实在荒唐。列士巴奈母女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用不着多少替换的衣物。抽屉里的那些衣物，应该是她们手头所有的最好衣物。如果有贼要偷东西，为什么不偷最好的？为什么不全部偷走？为什么不偷四千法郎的金币，反而去拿衣服？银行老板米尼亚尔先生说的那笔钱，几乎原封不动地放在两个袋子里。警察仅凭一部分供词—说银行职员勒·本把钱送到门口，就对谋杀的动机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从而逮捕了他。”
    “在这件案子中，如果金币丢了，倒证实了警察关于动机的看法。但根据本案的情况，假如这个惨案的动机是为了钱，那凶手肯定是个白痴，竟然放着现成的金币不拿。”
    “说到这点，别忘了我提醒你的几点—特别的声音，异常矫健的身手，还有如此残无人道的凶杀案竟毫无动机—我们再看看死者的残状吧。列士巴奈小姐被人用手掐死，然后倒栽葱的塞进烟囱里，普通的凶手可不会用这种杀人方式，更不会用这种藏匿尸体的方法，哪怕是最狠毒的凶手。你想想看，把尸体硬塞进那么狭窄的烟囱里，几个人一起使劲全力都很难拖出来，那该是多大的力气呀！”
    “再看看凶手使出那股神力的其他痕迹。壁炉上有几大把花白的头发，是连根拔起来的，发根上还连皮带肉呢。你总该知道，从头上哪怕一把拔下二三十跟头发，都需要好大的力气，由此可见凶手的力气大得惊人。老太太不但喉管被割开，脑袋也完全被割下来，而凶器不过是把剃刀。至于老太太身上的淤伤，医生说是被钝器所伤，这倒没错。钝器就是院子里铺的石头，她是从床头那扇窗户被扔下来的。这个结论看起来很简单，警察却忽略了，正像他们忽略百叶窗的宽度一样。”
    “请你好好回顾一下卧室里异常凌乱的情形，这有利于我们综合这几点：惊人矫健的身手，超人的神力，毫无动机的残杀，完全违反人道的恐怖行经，还有那奇怪的声音，听不出是哪国话，甚至听不出音节。你得出什么结论了吗？”
    听到这里，我顿时浑身发毛，说：“这是疯子干的！”
    “但疯子即使发作，声音也与那种怪声根本不同。疯子总该有国籍吧，即使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但总能听出音节吧。再说，疯子的毛发也不会像我手里的这一小撮毛。这是我从列士巴奈太太的手指缝里拉出来的。”
    我一看到那撮毛，顿时吓得浑身发软，叫到：“杜宾！这毛发真是很少见—这不是人的毛发！”
    “你再看看这张纸上的一幅草图，”他把一张纸摊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上面画的就是供词中所说的列士巴奈小姐喉部有‘乌黑的淤伤，还有深深的指甲印’，医生却说‘几块青痕，显然是指痕’。这张草图说明掐得多牢、多有力，个个指头都保持原来狠狠掐在肉里的样子，大概是直到死者断气才放手的。你试试看，把手指同时放在草图的指印上。”
    我试了试，但不成。
    杜宾说：“这样实验可能不太好，纸是摊成平面的，人的脖子却是圆筒形。这里有根木棍，粗细跟死者的脖子差不多。把草图包在上面，再试试看。”
    我又试了一遍，但比上次更费劲。我说：“这不是人手的指印。”
    “请看看这段文章吧。”杜宾拿过一本翻开的书。
    这是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居维易的一段著作，是关于东印度群岛的茶色大猩猩的详细解剖和描写。这类哺乳动物，体格魁梧，力大无穷，灵活非凡，生性残忍，爱好模仿。
    我明白那件恐怖的血案是谁干的了。我说：“这上面对猩猩的描写，正好与草图上的完全一样，这撮茶色的毛发也与居维易说的猩猩一样。但还有一点不明白，大家都说听见两个人在吵架，其中一人的确是法国人。”
    “没错。你该记得，那些证人几乎都说那人说过一句话，‘天哪’。糖果店老板说得好，他说那人听起来像是规劝和忠告。所以，我肯定一个法国人知道这个惨案，他可能与那些血腥的罪行毫无关系，也许那猩猩是从他那里逃走的。他也许追到了卧室，但始终无法抓住猩猩。他至今也没抓到猩猩。我不能再猜下去了。如果那个法国人的确与这件惨案无关，那么我们昨天回家时，半路上我到报馆刊登的这则广告，就能把他招来。这份报纸专为航运界而办，最受水手欢迎。”
    他递给我一张报纸，上面有这样一段广告：

   招领—某日清晨（凶杀案发生的当天早晨）在布伦林，发现婆罗洲种茶色巨型猩猩一头。据悉该猩猩属于马耳他商船上一名水手所有，失主只要准确说出该猩猩的情况，并付少许费用，即可领回。
  
    上面还写明了我们的住址。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那人是水手，还知道他在马耳他商船上？”
    “这我也不敢肯定。”杜宾说，“但这里有一根缎带，油腻腻的，看样子是水手系头发用的—水手喜欢梳长辫子。这缎带上打的结，除了水手没人会打，而且只有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会打。这是我在避雷针下面捡到的，不可能是死者的。所以，我认为那法国人是马耳他商船上的水手。如果错了，也没什么坏处，他只会当我搞错了，绝不会有耐心来盘问我。但如果对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法国人虽然与这件凶杀案无关，却知道这件案子，看了这则广告，肯定会十分犹豫，不敢立即来猩猩。他一定会这样想：我可没犯罪，我很穷，猩猩可值一大笔钱。我何必自寻烦恼，因担心出事而白白送掉猩猩呢？况且它是在布伦林找到的—离惨案现场很远，既然连警察都束手无策，怎么会有人怀疑血案是它干的？不过刊登广告的人指出了卧室这头野兽的主人，真不知他还知道多少事情。如果白白放弃这值钱的宝贝，人家又知道它是我的，岂不是让人对它起疑。我要去领回那头猩猩，好生看管，等事情过了再说。”
    这时，楼梯上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杜宾连忙示意我准备好手枪。来人似乎在门外犹豫了一会儿，才敲响了我们的房门。
    “请进来。”杜宾的声调又高兴又热情。
    来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水手—魁梧结实，脸上被太阳晒得黝黑，一脸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他的手里拿着根粗粗的木棍，身边倒没其他武器了。
    “请坐，朋友，”杜宾说，“你是来领猩猩的吧。说真的，你这头猩猩很出色，真叫我眼红，它肯定非常值钱。它有几岁了？”
     水手深深地吐了口气，好像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接着，他有持无恐地说：“我也说不准—大概四五岁吧。在您这儿吗？”
     “不在，我们这儿可没有关猩猩的设备。它在附近一家马房里。明早你就可以领回去。我真有点舍不得。”
     “我不会让您白白受累，先生，”水手说，“我一定会好好酬谢您的—只要合情合理，什么都行。”
     “好，”杜宾说，“很公平。让我想想！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毛格街血案的实情。”他的声调很低，而且很沉着。他沉着地走到门口，锁上门，然后掏出手枪，不慌不忙地放在桌上。
     水手顿时脸色通红，仿佛在挣扎似的。他一下跳起来，握紧木棍，但立即又做了下去，脸色变的惨白，浑身发抖。
     杜宾客气地说：“朋友，不用害怕，我们绝不想害你。我很清楚你跟那件惨案没有关系，但不可否认，多少有几分牵连。”
     “听了我的话，你肯定明白我掌握了一些情况。你并没有犯什么罪，没什么好隐瞒的。就算为了道义，你也应该把知道的一切全都说出来，只有你能说出这件案子的凶手是谁。”
    水手这时才放下心来，只是原来那副有持无恐的样子一下消失了。他缓了口气，说道：“好吧，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吧。反正我是无罪的，就算万一因此送命，也都要说出来。”
    他说的事情大致如下：
    不久前，他乘船航行到东印度群岛，在婆罗洲游览时，捉到了这头猩猩，并将他带回巴黎，关在家里的一间密室里。他想等到把猩猩脚上被木刺扎坏的伤口治好后，再把它卖掉。
    那天晚上，也许说是出命案的那天清晨更合适，他与几个水手玩了一通，回到家后，发现那头猩猩待在他的卧室里，不知它是怎么从密室跑出来的。猩猩坐在镜子前，满脸肥皂泡，拿着剃刀，正打算刮脸。不用说，肯定是它以前从密室的钥匙孔里看到主人这么做过。如此凶猛的一头巨兽，拿着如此危险的凶器，使用的如此熟练。见此情景，他简直下坏了。他拿起了鞭子—他一向是用鞭子压服这头野兽的，猩猩一见鞭子，立即跳出房门，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逃到了外面。
    他忙追了出去。猩猩仍拿着剃刀，不时停下来，回头对主人挤眉弄眼，等快追上时，才又逃跑。就这样，追了好半天。
    快凌晨3点时，猩猩逃到毛格街后面的一条胡同里，它看到列士巴奈家四楼卧室那扇开着的窗户里有灯光，便奔到屋前，身手异常敏捷的顺着安装避雷针的杆子爬了上去。百叶窗正巧开着，它一把抓住百叶窗，趁势纵身一跳，跳进了屋里。它一跳进去，百叶窗自动关上了，但又立即被踢开了。
   水手心里又喜又急。喜的是，这次大有希望抓住那只猩猩；急的是，这畜生不知会在屋里做出什么事来。这样一想，他马上也爬上了避雷针—这对水手来说倒不难，却无法爬到窗口—因为窗户离他还有一大截路，只能探头去看屋里的情形。这一看，顿时将他吓得魂飞魄散。就在这时，屋里传来一阵凄厉的呼叫。列士巴奈母女正在整理东西，当时准是背对着窗户坐着的，所以没有立即看到那头野兽。
    水手看到，猩猩揪住列士巴奈太太的头发，正挥舞着剃刀，模仿着理发师在她脸上乱刮。女儿倒在地上，早已吓得昏倒了。老太太的头发被揪了下来，她拼命挣扎，又喊又叫，惹得猩猩凶性大发。只见它使劲一挥铁臂，差点没把老太太的脑袋割下来。猩猩一见到血，变得更加凶残。它扑到那姑娘身上，用可怕的爪子紧紧扼住她脖子，直到她咽气了才松手。它的眼珠滴溜溜乱转，一下子看到了窗外主人那张下坏了的脸，顿时害怕起来，就一味想着掩盖犯下的罪行。它紧张地在里面跳来跳去，碰到家具，就一把掀翻砸乱，还拖开床垫。最后，他抓起女儿的尸体，倒塞进烟囱里，又抓起母亲的尸体，从窗户扔下楼去。
    当猩猩拖着遍体鳞伤的尸首走向窗口时，水手已经吓得缩了回去，顺势滑到地板上，并立即回家—生怕惨案被揭穿，连累了自己。大家在楼梯听见的争吵声，就是那法国人吓得失声尖叫出来的，还有大猩猩吱吱的叫声。
    我没什么可多交代的了。猩猩肯定是在大家进屋之前，顺着避雷针逃出房的。它条出窗口时一定又把窗户碰上了。
    后来水手亲自抓到了猩猩，卖了一大笔钱。我们向警察厅长报告了事实真相，勒·本被当场释放。
    厅长眼见疑案被杜宾所破，掩饰不住羞惭，讽刺了他几句，说什么不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杜宾倒是毫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