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些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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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专业性知识讲解的摘录，当然不乏包括本人所喜爱的（）
不要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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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表白主义：
《浪漫主义的根源》
我不想详尽阐述赫尔德的总体思想和他创造的新观念，以及他的那些新观念如何改变了，比如说，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我们的社会观。这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影响非常巨大。赫尔德也是普鲁士人，还是一名虔敬派教徒，与其他人一样反对腓特烈大帝整齐划一的帝国。在一个头脑清楚。富有活力、强有力的专制君主的领导下，来自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管理着这个严谨，开明的专制国家——是啊，普鲁士已经是个开明的国家了。可是，就是这个开明的国家却使一些好人感到窒息。连康德都有这种感觉，更不用说赫尔德了，他这人的性情本来就有些暴躁偏激。我想重点谈谈赫尔德的 一个观点。这三个观点对浪漫主义运动贡献巨大，它们很自然地产生于我上面所描述的那种社会氛围。我称之为表白主义 (expressionism) 的观点; 是归属的观念 (notion of belonging),意即归属于某一个群体, 其.，真正的不同的理想之间经常互不相容，甚至不能够调和。在当时，这二个观点中每一个都具有革命性意义，值得我们详加了解，因为它们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鲜被般的观念史教科书提及。
第一个观点，表白主义，是这样的：赫尔德认为人的基本行为之一是表白，是有话要说。因此，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充分地表白自己的本性；如果他不能充分地表自自己的本性，那是因为他在自我残害或自我限制，抑制了自己的能量。这个观点，乃是赫尔德从他的导师哈曼那里学到的。赫尔德堪称哈曼这个奇人，“北方的巫师”(邯《圣经》中的“东方三圣”)的嫡传门徒。
在十八世纪的美学中——甚至是在狄德罗这类人的更富激情的美学中 (它与枯燥乏味、循规蹈矩的巴特神父的美学形成了对比——宽泛地讲，艺术作品的价值被认为是由它自身决定的。因此，一幅画的价值在于它是美丽的。是什么使它美丽，这个问题人们可以仁者见仁。也许因为这件艺术品给予人们愉悦，也许满足了人们的智性需求，也许与宇宙和谐有某种特定联系，也许是对柏拉图谓之的原初理式——艺术家在灵感迸发刹那间抓住的原初理式的模仿，也许你会认为前面这些原因与艺术价值毫无关系。尽管意见不一，但人们还是达成了 一个共识，即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自身的特性，在于它之所以是它的那些特性。这些特性包括：美丽.对称、匀称及其他。一只银碗之所以漂亮是因为它是漂亮的碗，具有美丽的性质，无论这种美丽是如何定义的，碗的美丽与制造者无关，与制造碗的原因无关。艺术家的地位正如一位艺术品供应商所说：“我的私人生活与买艺术品的人毫无关系；你要一只银碗，给你，我这儿有卖的。我是不是个好丈夫，是不是个好的投票人，是否相信上帝，都与你们买的东西无关。你要桌子，我这儿有卖的，你不是要张结实的圆桌吗，给你，你还有什么要抱怨的?你要画，要肖像画，如果你觉得不错，就买吧。我是莫扎特，我是海顿，我想创作一些优美的音乐作品，我想别人也承认它们的优美，我的创作得到合适的报酬，也许这些作品会使我跻身不朽艺术家的行列。”这就是十八世纪的一般观点，是自那时起许多人的共识，事实上，也是后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
然而，我们提到的那些德国人并不认可这种观点。特别是哈曼，不消说，还有赫尔德，他们当然别有看法。对他们来说，艺术作品是某人的一种表白，是一种表达出来的声音。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人向其他人表达他自己的声音。一只银碗。一曲音乐，一首诗，甚至一条法律条文.管它是什么，只要是人手打造出来的成品，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创造者的生活态度的一种表白，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当我们欣赏一件艺术品时，我们就是在与创造者发生某种接触，它在对我们说话。这是赫尔德他们的观点。因此，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观点，那种认为艺术家的其他身份，比如丈夫、投票者与他的创作无关的观点，那种认为我可以分身有术——一手干这，一手干那，却互无关联的观点，那种认为我个人的信念与我创作的悲剧人物的台词毫无关系的看法，即作者不过是供应商的看法，那种仅从艺术品本身评论作品而不顾及它的创作者的观点，那种认为艺术家的生平、精神状态、写作动机以及整体素质与艺术作品毫无关系的观点，都受到赫尔德及其追随者的激烈反对。举个例子来说，就说民歌吧。如果你听懂了一支民歌表白的意思，他们说了，那是因为创作它的人民和你一样都是德国人，他们在歌中与你交谈，和你这个与他们同属一个社会的人交谈。因为同为德国人，民歌的创作者应用了一些特殊微妙的细节，一些特殊的音韵、一些特殊的词语——只有德国人才能看出它们内在蕴含的象征和经验，因为德国人浸淫其中。民歌只能针对特定的人群传达它特殊的意义、外人是听不出个中滋味的。葡萄牙人不能像德国人一样理解一首德国歌曲的内涵，正如德国人不能像葡萄牙人一样理解葡萄牙歌曲的内。民歌含有 (外人不解的)内在的东西，这就正好说明了一个道理：民歌之类的东西与自然界中那些沉默不语的客体不同，它们是人工制成品，是为交流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
这就是主张艺术即表白、艺术即交流的学说。赫尔德由此继续论证。他具有前所未有的诗意和想象力。他说，有些事是个人所为，另一些事则是群体之功；有些事是有意识做的，另一些事则是无意识做的。如果你要问谁创造了民间歌曲，谁创造了民间舞蹈，谁制定了德国的法律，谁制定了德国的道德标准，谁制定了生活的准则，你会发现无法回答：这一切深深奄埋在无法辨清个人面貌的历史遗迹中，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是人创造子这一切。世界是人创造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德国人的世界是由德国人建造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德国人如此熟悉自己的世界的缘故。它是我们感觉所能把握的样子。由此，赫尔德发展出一个观点，即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可以归属的群体，也确实归属于某个群体。一个人若从群体剥落出来，他会感到孤独，找不着家了。人在家园或人从家园连根拔起的观念，关于根的概念，以及整个关于人须归属于某个群体、某个派别、某场运动的一整套概念，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赫尔德的发明。虽然，维柯已在他超群卓绝的著作《新科学》里做过论述，但他的观点已被人们遗忘(我似乎又在重复这一点)。赫尔德也许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读过这本书，但此前，在没有傍依他的意大利前驱的情况下，赫尔德已经独立发展出自己的主要观点。
赫尔德的基本观点如下所述：每个希望表白自己的人都要使用词语。词语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而是经由传统意象代代相继的长流水。流到他这里来的。这条长流已经容纳了别人的情感表白。如此一来，个人就与他人共饮一水。这种关系虽不易察觉，但乃是天性使然。关系越近，共同点越多。此处，赫尔德没有使用血缘的标准，亦没有使用种族的标准。他使用了“民族”这个概念，但在十八世纪，德语里的“Nation”一词尚未具有十九世纪的内涵。他提出把语言作为民族纽带，把土地作为民族纽带。他的理论，大概是这样的：隶属于同一群体的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更直接地影响了他们存在的状态，而不同地域的人之间的共同点就没有这
么大的影响力了。比如，观察德国人站起坐下的姿势，他们的舞姿、他们的立法、他们的笔迹、他们的诗歌和他们的音乐、他们梳头的方法、他们进行哲学思考的方式，可以发现他们一些细微的共同心理模式。一些共同的特质使他们被断定为德国人。一个德国人总是会被自己人辨认出来的。换上中国人，哪怕做同样的事情，也和德国人是有差别的。中国人也梳头，也作诗，也立法，也打猎，也变着花样获取食物，也做衣裳。当然了，德国人和中国人也有共同之处，面对相似的自然刺激，他们会有一样的反应。然而，某种心理特质把不同的群体——不一定是民族，有可能是更细小的群体单位——区分开来。赫尔德并不是一个相信血统和种族是民族微妙基质的民族主义者。他的观点是，人类群体是按照类似植物或动物的方式逐渐成长的。这种有机的、植物学的或生物学的隐喻要比十八世纪法国科普作家所用的化学和数学隐喻更适合描述人类群体的生长。
由此产生出一定的浪漫主义的结论，也就是说，至少是对十八世纪所理解的反理性主义起了很大作用的结论。其中一个主要的结论关乎我们今天的论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可以这样被表述：离开了创作者的创作目的，作品也就无从谈起。分析艺术作品的价值必须根据它的诉求对象所在的特定群体、说话人的动机、对诉求对象的影响以及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自发建立起来的联系。艺术作品是一种交流形式。如果艺术品是一种交流形式，那么它就不具有非个人的或恒定的价值。如果你想了解古希腊的艺术作品，你不可能先根据“所有的艺术品必须是美丽的”这一信条制定超越时间的标准，再来根据定好的标准判断这些古希腊艺术品是否美丽。你得真正了解古希腊人是怎样的人，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他们如何生活。你得照赫尔德所说的那样去做 (他的建议其实就是对维柯观点最奇异的重复)，即经过巨大的困难，尽最大的努力去想象，从而进入这些时空距离非常遥远，你一点也不熟悉的民族的情感世界里。你得使用想象重构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律法、他们的道德准则、他们的街道、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换句话说，你得试着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今天，这些已是老生常谈，但在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们刚被提出的时候，却是语出惊人。说白了，除非你做到了这些，你才有机会真正了解他们的艺术、他们的写作，才能真正明白柏拉图的意思，才能真正知道苏格拉底到底是什么人。在赫尔德看来，苏格拉底不是法国启蒙主义者眼里那个超越时间的智者，超越时间的理性主义智者，也不单是哈曼眼里那个善于戳破全知全能家伙的牛皮的讽刺家。苏格拉底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雅典人，不是前四世纪，也不是前二世纪，不是在德国，也不是在法国，而是在希腊，就在那个时候。要想了解希腊哲学，你得了解希腊艺术；要想了解希腊艺术，你得了解希腊历史；要想了解希腊历史，你得了解希腊地理，你得亲眼看到希腊人曾看到的植物，你得了解他们脚下的土壤，还有其他的事物，等等。
由此发端出整个历史主义、进化论的观念。所谓历史主义、进化论的观念就是说你只能通过了解与你自身所处环境很不相同的环境，才能了解那里的人。这个观念也是归属感观念的根基。这个观点是赫尔德第一个提出来的。持有这个观点的赫尔德当然要去抵制世界主义的观念了。世界主义认为一个人不管身在何处——巴黎、哥本哈根、冰岛、印度，随便什么地方，都是在自己家里；赫尔德却认为人属于他本来该待着的地方，民族是有根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成长环境所提供的象征进行创造，他们成长于某种意义上封闭的社会，而这个社会能以某种清晰、独特的方式将自己表白给他们。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幸运，在脱离了自己的根的环境里长大，被放逐到荒岛，独自过活，他，一个流亡者、力量便会大大削弱，他的创造力也会大大降低。赫尔德的这种观点不可能被理解，十八世纪法国的那些理性主义者，普遍主义者、客观主义世界主义的思想家更不可能赞同。
但是，更使人震惊的结论还在后面呢，赫尔德本人也许没有强调这一点，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如果每种文化的价值都隐藏在特定文化的理想之中，那么，赫尔德说了、每种文化都会拥有它自己的重心。你想要理解某一文化类型的人民，你就得找出它的文化重心。赫尔德把这叫作“重点突破”。站在其他时代、其他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某一特定的文化是不行的。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文化重心，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想，彼时彼地，这些理想各有其坚实的根基，到了今天，依然能够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理解。
现在，请思考我一开始就提到的那几条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伟大公理中的一条吧。这条被浪漫主义逐渐摧毁的公理认为，凡是激动人心的疑问都可以找到客观正确的答案——如何生活，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确，什么是谬误，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陋，为什么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这些疑问都可以通过某个思想家推荐的某些特殊方法找到答案，而答案则以命题的形式表达；这些命题，如果它们是正确的，那么它们之间则是互相兼容的关系，甚至超过互相兼容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互为伴生的关系。将这些命题汇总在一起，就构成一个理想、完美的状态，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都愿意看见事物理想完美的状态，不管它有没有实际的操作性和可行性。
但是，现在请你们假设赫尔德是正确的；假设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所追求的理想与巴比伦人的很不一样；与埃及人的生活观很不一样，因为持有这种生活观的埃及人是居住在埃及的，那里的地理环境、气候，很多方面都与希腊不同，还因为埃及人的祖先，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希腊人祖先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埃及人想要的东西与希腊人想要的东西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同样正当，同样硕果累累。世上只有少数思想家能够对它们一视同仁，赫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绝对赞赏的是事物本来的样子，并不因为它们不是另一个样子而指责它们。对他来说，所有的事物都是令人愉快的，巴比伦令他愉快，亚述令他愉快，印度令他愉快，埃及令他愉快。他对希腊颇有好感，他对中世纪颇有好感，他对十八世纪颇有好感，他对一切都颇有好感，就是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没有好感。
如果有什么东西是赫尔德不喜欢的话，那就是一种文化想消灭另外一种文化。他不喜欢尤利乌斯·恺撒，因为尤利乌斯·恺指践踏了许多亚洲文化，因而我们再也无法得知那些卡帕多西亚人到底有什么追求。他不喜欢十字军，因为十字军蹂躏了拜占庭人，或阿拉伯人。倘若没有这些帝国主义骑士的破坏，这些文化本来能够获得最丰富、最充分的自我表达。他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暴力、强制，以及一种文化侵吞另一种文化，因为他希望所有事物能够顺其自然存在。赫尔德不是民族主义的创始人、原作者，尽管人们有时会这样说，尽管他的很多观点已经确凿无疑地被纳入民族主义之中。他应该是某种观点的创始者、原作者。我不知道如何命名他的观点，它颇像民粹主义。也就是说 (换个更滑稽的说法)赫尔德是各类名目的尚古主义的始作俑者。尚古主义者希望当地人尽可能保持他们的本上状态，他们喜欢艺术和手工艺品，厌恶标准化模式，喜欢古色古香，希望保留古老地方的特色，最精巧的文化形式，不希望地方性特色受到邪恶的城市化带来的千篇一律的侵袭。赫尔德是这类尚古旅行家和爱好者的鼻祖，他们奔走在全世界各地，搜索各种被遗忘的生活形式，对一切稀奇古怪、土生土长、幽僻之境的东西兴趣盎然。在这种意义上，赫尔德的确对感伤主义的潮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管怎么说，这是赫尔德的性格使然，他希望所有的事物尽可能保持原样，也就是说，都能按照自己的本性得到最丰富全面的发展。因此，在赫尔德看来，那种认为世上存在着适合一切人、一切地方的理想的观点是不可理喻的。如果希腊人有一套对他们来说很完美的理想；如果罗马人有一套相对希腊人来说不太完美，但对于不幸做了罗马人的罗马人来说，也足够完美的理想 (罗马人的天赋不及希腊人——至少在赫尔德看来如此)；如果其期中世纪产生了《尼伯龙人的指环》那样伟大的作品 (他对这部作品非常推崇)或其他早期史诗——赫尔德认为它们都是依然漫游于丛林之中，尚未遭受可怕善妒的邻居的蹂躏及其野蛮的文化入侵的淳朴天真的人民单纯豪勇的表白；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们调和在一起。
那什么是生活的理想形式?我们不可能既当希腊人又当腓尼基人、中世纪人，不能既当东方人又当西方人，不能既当北方人又当南方人。我们不可能同时达到所有时空的理想极致。既然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整个有关完美生活的观念就轰然崩溃。十八世纪的人认为世上存在着全人类都会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的观念；世上存在着解答人类难题的终极答案，正如在化学、物理、数学领域里存在着问题的终极答案——即使找不到终极答案，只要人们抱有希望，就有机会发现近似于终极答案或比前人答案更完善的答案，沿着同一方向推进，最终会达到目的。他们的这个观念轰然崩溃了。按照他们的看法，如果物理、化学、数学能够找到终极答案，那么伦理学、政治学、美学也应该可以；如果可以设立标准来裁判什么是完美的艺术作品、什么是完美的生活。什么是完美的人格、什么是完美的政治制度；如果这些问题都有答案，那么舍此答案别无其他——别的答案尽管有趣诱人，也是错的。但是，如果赫尔德是对的话，那么希腊人理所当然地按照希腊的方向前进，印度人理所当然地按照印度的方向前进；希腊人的理想与印度人的理想完全相悖——这一点赫尔德不仅承认，而且还兴高采烈地给予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不只是客观事实，更是一个辉煌的事实：它证明了造物主丰富多样的想象性、人类辉煌的创造力和无限的可能性、人类雄心的贪得无厌以及他们生活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中所感到的激动；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主张“如何生活”有一个终极答案的观点就毫无意义了。它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可能是互不兼容的。
这就是赫尔德的最终结论：也就是说每个人类群体都应该为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而奋斗，或者说，为了他们的传统而奋斗。每个人都属于他所在的群体。作为一个人，他应该说出他认为是真的真理。对每个人而言，他所相信的真理与别人心目中的真理一样正当有效。多样的色彩构成了万花筒般的世界，但没有人能够看到全部的世界，没有人能看到全部的森林，只有上帝能够看到整个宇宙。人，由于属于特定的群体，生活在特定的区域，他们不可能看到整个宇宙。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内在的理想。那些十八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画家、雕塑家老爱问，比如，“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希腊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罗马人?”希望复兴某种文化，回到中世纪，回到罗马，回到斯巴达，回到雅典，或任何形式的大同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呢?在大同世界里，人人都如标准划一的砖石镶嵌得宜，构筑成一个恒久不衰的结构。它之所以恒久不衰，是因为它是建立在恒久不衰的法则，也就是依照绝对正确的方法获得的真理之上的。”在赫尔德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痴人呓语，毫无意义，而且矛盾百出。他的观点等于是一柄可怕的利刃，插进欧洲 77理性主义的体内，受此巨创，它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在这种意义上，赫尔德当然是浪漫主义运动父辈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一些个性遗传给了浪漫主义运动，包括抵制整齐划一、抵制和谐、抵制理想互容性——不管是在行动领域还是在观念领域。关于行动，我已引用过伦茨的阐述：行动，总是行动，行动优先；我们只能生活在行动中，否则一切都无意义——他的观点与赫尔德的观点共鸣。对于赫尔德来说，生命在于表达各种经验，在于以你完整的个性方式把自己的经验传达给别人。至于人类在两百年、五百年、两千年的时间里能做到什么，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不关心，他也看不出有关心的必要。他的观点是对持续影响西方两千年的“永恒的哲学”的一次全新革命和颠覆。“永恒的哲学”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有正确的答案，所有正确的答案原则上来说都是可以发现的，所有的答案原则上来说都是兼容的，能够镶拼成七巧板那样和谐的整体。如果赫尔德是对的话，那么永恒的哲学就是错的。对于这个问题，在他之后的一百七十年里，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不仅在行动上也在理论上，不仅在民族革命战争之中也在信念和实践的暴力冲突之中，不仅在艺术方面也在观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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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腐坏的香蕉皮与医用绷带堆里挣扎起身时，灰烬已在肩头堆积成字母的形状。巷口的路灯将我的影子钉在涂鸦墙上，那团扭曲的黑暗竟呈现出打字机轮廓。风卷着燃烧的纸片掠过眼角，某张残页上印着"雪季分娩指南：如何用谎言为新生儿保暖"。

地下俱乐部的霓虹招牌在三个街区外明灭，紫色灯光将"冰窖"二字溶解成静脉注射液的色泽。穿皮草大衣的门卫正在用冰锥雕刻骷髅头，碎冰溅落在我的鞋尖时突然开口："汉娜的松鼠终于来觅食了。"他掀开天鹅绒门帘的刹那，零下二十度的寒气剖开了我的视网膜。

舞池中央矗立着五层楼高的蒸汽朋克造雪机，青铜管道缠绕着冻僵的裸体雕像，齿轮咬合处不断迸发蓝紫色的电弧。穿防化服的人们在液氮烟雾中跳着机械华尔兹，他们的防毒面具喷嘴喷出带着荧光的雪尘。我认出那个在环形山打字机阵旁起舞的女人——汉娜的驼色大衣下摆结满冰棱，玻璃眼球正与造雪机的探照灯同步频闪。

"欢迎来到词语的焚化炉。"酒保推来杯冒着气泡的黑色雪泥，杯壁挂满正在融化的微型字典，"这里埋葬着所有被禁用的形容词。"他的义眼是颗滚动的骰子，三点那面刻着洛伦佐的生日。

我跌坐在高脚凳上时，汉娜的幻影突然从身后钳住我的喉咙。她的呼吸带着图书馆地下室的霉味："看见那个演奏冰大提琴的日本女人了吗？她曾为洛伦佐的《暴风雪变奏曲》校对标点符号。"琴弓划过钢弦的刹那，我的臼齿开始共振，牙髓深处传来打字机色带断裂的脆响。

穿铅灰色西装的侏儒爬上吧台，他手里的扩音器裹着妊娠纹似的橡胶褶皱。"第三轮雪祭开始！"嘶吼声震碎了所有香槟杯，穿防化服的人群突然集体跪倒。造雪机的排气管喷出猩红色的雪暴，那些六边形晶体里封印着婴儿的瞳孔。

汉娜不知何时坐到了我左侧，她的真皮手套正在渗出图书馆的防腐剂。"洛伦佐的遗作不是小说，而是这场永恒的降雪。"她解开大衣纽扣，胸口镶嵌着台迷你打字机，键帽正随着心跳起伏，"我们都在他的句子里迷路，就像蚂蚁困在琥珀色的语法迷宫。"

蒸汽管道突然爆裂，滚烫的雪粒在人群中烫出宗教尖叫。我跟着汉娜逃进冷藏室时，她反手将冰镐刺入我的肩胛骨。"这是入场费。"她的玻璃眼球映出我背后缓缓开启的暗门，"去告诉洛伦佐，他的雪孩子要出生了。"

暗门后的螺旋阶梯通向地心。每一级台阶都铺着冻僵的诗歌手稿，我的军靴碾碎"永"字的竖钩时，整座城市突然断电。手电筒光束尽头的铁门前，挂着1978年精神病院的值班表，所有医护人员的照片都被替换成洛伦佐不同角度的侧脸。

门内是座由过期报纸砌成的教堂。彩色玻璃窗用胶卷底片拼贴而成，布道台上摆放着三十七台心脏除颤器。穿修士袍的骷髅正在为打字机举行临终圣礼，它举起锈迹斑斑的圣杯时，我认出那是汉娜失踪当晚用过的咖啡壶。

"你迟到了二十年。"骷髅的下颌骨张合间掉出雪松果，"洛伦佐的雪需要新鲜标点。"它掀开祭坛下的冰棺，我的瞳孔在极度收缩中燃烧——棺内堆满正在融化的玻璃眼球，每颗虹膜上都刻着不同的出版日期。汉娜的声音突然从冰棺深处传来："用你的视网膜喂食雪盲症吧。"

当我俯身捡拾眼球时，整座教堂开始向上飘升。砖缝间的讣告专栏自动朗诵起来，1978年12月25日的头条新闻突然长出牙齿："先锋作家化身暴风雪，昨夜产下文学史最完美的句号。"雪从我的眼眶喷涌而出，在祭袍上结晶成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