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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目选自《傑佛瑞迪佛的黑色禮物》，这篇其实已经有朋友翻译过了，也有朋友在我前两篇贴发过txt。但那一版翻译其实还有错误，故自己又翻译了一次，也加了写注释。
退而求其次 (篇目名称采用台版翻译)
杰夫里·迪弗/著 猫的薛定谔/译
“这场官司你会输的。”
“我，现在？检察官丹尼·特里博问，他向后靠在办公椅上，打量着刚才说话的那个人。
被告雷蒙德·哈特曼比特里博大15岁，重40磅，他慢慢地点点头，补充道:“所有罪名都成立，就是这么简单。”
哈特曼旁边的人碰了碰他委托人的胳膊，想要制止他。
哈特曼对他的律师说:“啊，他不介意这小小的虚晃一拳的。”“他能忍受得了。不管怎样，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被告解开了他的海军蓝西装外套，蓝得像夜晚的海洋。事实的确是特里博不介意他这样试探。一点也不。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哈特曼的傲慢，特里博不会以更有力的方式起诉他——如果哈特曼流泪悔过的话就好办多了。另一方面，35岁的检察官生涯也让他更加小心谨慎。他注视着哈特曼的眼睛，柔声说道:“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人若是看上去很清白，结果可能恰恰相反。我相信陪审团会以我的方式看待事实。这意味着你要输了。”
哈特曼耸耸肩，看了看他的劳力士金表。特里博怀疑，他根本不在乎时间，言外之意是:我的一件饰物就等于你的年薪。
丹尼·特里博戴着一块卡西欧手表，看了一眼，唯一能传达出的信息就是这次会面等于是浪费了整整半个小时。
除了被告、他的律师和特里博之外，还有两个人坐在这间又破又小的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里。特里博的左边是他的法律助理，一个二十多岁的英俊男人——吴楚克，他是一位聪明的、一丝不苟的——有人说这是强迫症——工作者。现在，他身体前倾，在那台破旧的笔记本电脑上输入关于这次会议的笔记和报告。键盘打字是一个让大多数被告抓狂的行为，但它对雷·哈特曼(Ray Hartman)没有明显作用。五人中的剩下一个是阿黛尔·维亚蒙特，曾担任地方检察官助理的她去年被分派到特里博的暴力重罪部门。她几乎比特里博大十岁；她的第一份事业很成功：养育一对双胞胎男孩，现在已经十多岁了，后来她对法律产生了兴趣。维亚蒙特的头脑和口舌是锐利的，内心是坚定的。她正审视着哈特曼黝黑的皮肤，紧绷的肚子，银白色的头发，宽阔的肩膀和粗壮的脖子。然后转向哈特曼的律师问道:“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这次与哈特曼先生以及他的自负的会面结束了?”
哈特曼发出微微尴尬地笑了笑，就好像是听到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说了什么尴尬的话。检察官猜测，哈特曼稍稍收敛完全是因为维亚蒙特是个女人。辩护律师重复了一遍他一直在说的话。“我的当事人对涉及入狱的诉讼不感兴趣。”
特里博也重复了他自己枯燥冗长的陈述。“这些就是我们所能提供的。”
“然后他想去受审。但他相信自己会被判无罪。”
特里博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发生。去年三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雷·哈特曼开枪击中了一名男子的头部。且留有物证——弹道痕迹和火药残留物。有目击者称看见他在现场，并在被害人未死前寻找他。另有报道称，哈特曼先前曾发出威胁，并声明有意伤害受害者。动机也确凿。虽然丹尼·特里博总是对他起诉的案件的结果谨慎看待，但这是他遇到过的结果最可靠的案件。
于是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如果你接受二级谋杀的罪名，我会建议判你十五年。"
“不可能，”哈特曼回应道，嘲笑这个建议的荒谬。“你没有听懂我的诉求。不坐牢，我会支付罚款，我会付一大笔罚金，我会做社区服务，但不用坐牢。”
丹尼·特里博是个瘦小，镇定自若，说话温和的男人。他戴着领结，穿着吊带裤，看起来就像在家一样随意。“先生，”他对哈特曼说，“你明白我要以预谋杀人罪起诉你。在这个州，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犯罪——这意味着我可以判处你死刑。”
“我想说的是，我看不出继续这个小聚会有什么意义。还有一个午餐约会在等着我，如果你是想告诉我,你们这些孩子最好遵守你的法规——如果你认为你要定我罪的话，你确实该死的需要这样。”
“如果那是你想要的，先生。”特里博站了起来。他握了律师的手，而不是嫌疑犯的。阿黛尔·维亚蒙特看了一眼律师和委托人——就好像他们是少找了她钱的职员——依然坐着，显然在努力克制自己不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他们走后，特里博坐回到他的椅子上。他转过身看向窗外起伏的郊区，鲜绿中带着初夏的色彩。特里博心不在焉地把玩着他办公室里唯一的艺术品：小熊维尼主题的婴儿饰物模型，用吸盘吸附在他有缺口的书柜顶部。这是他儿子的,当时这个男孩——现在十岁——还是一个婴儿。当小丹尼对手机失去兴趣后，他的父亲不忍心扔掉它，把它带到了办公室。他的妻子认为这是他有时候会做的那些愚事之一，比如他那些臭名昭著的恶作剧以及为他儿子的聚会进行的服装打扮。特里博没有告诉她，他想留下这个玩具只有一个原因:让他在准备和起诉案件的漫长时间里想起家人，而那时他身边的家人似乎只有法官、陪审员、侦探和同事。
他现在若有所思地说，“我以特殊情况下的谋杀罪名判他十年罪刑，他却说要依赖自己的运气？我不明白。”
维亚蒙特摇摇头。“对，这不合情理。他其实只需七年后就会出狱。如果他在特殊情况这一条件下败诉——这是有可能的——他可能会被判死刑。”
“答案怎么样？”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当然。”特里博在椅子上转了一圈，点头向走进房间的县高级侦探理查德·莫耶示意。“取决于是什么问题？”
莫耶向维亚蒙特和吴挥手致意，然后坐在椅子上，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迪克（译者注：理查德的昵称），这就已经对我们厌倦了？”吴讪玩笑着问。
“太累了。外面有太多坏家伙。不管怎样，我无意中听到你说的话——关于哈特曼。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认罪。”
“为什么？”
“他不会进斯塔福德。”这是主要的州立监狱，丹尼尔·特里博刑事诉讼学院的许多毕业生都曾在此度过（指很多被丹尼尔·特里博定罪的犯人都进了这监狱。）。
“谁又想进监狱？”维亚蒙特道。
“不，不，我的意思是他不能。他们已经磨好了勺子柄和玻璃刀等着他。”
莫耶继续解释说，哈特曼告发的两个有组织犯罪头目现在正在斯塔福德。"也就是说哈特曼在里面呆不了一周。"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杀死这个案子的受害者，何塞·瓦尔迪兹。这个可怜的人是一起勒索案中指控哈特曼的唯一证人。如果哈特曼被判有罪，他至少要去斯塔福德呆六个月——或者被其他狱友谋杀。这解释了为何瓦尔迪兹会被残忍杀害。
但是哈特曼在监狱里受到何种接待不是特里博的问题。检察官认为他一生的任务很简单:保护他的辖区安全。这种态度与许多其他检察官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罪犯犯了罪就该充满愤怒地报复他们。但对丹尼·特里博来说，起诉并不意味着是种强盗行为；只是为了确保他的辖区安全无虞。因此，他比一个典型的地方检察官更能融入社区。例如，他曾与国会议员和法院合作，支持一些法律，这些法律使针对虐待配偶的限制令更容易获得，并对三次犯罪的犯人、任何在学校或教堂附近携带枪支的人以及饮酒导致他人死亡的司机规定了强制性的重罪判决。
把雷·哈特曼从街上弄走只不过是在法律与秩序之墙上添的又一块砖，而特里博一直致力于此。
然而，这个人的定罪又是一块非常重要的砖。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哈特曼都接受过法院命令的治疗，尽管他总是被诊断为精神正常，但医生们观察到他接近于一个反社会者，一个对别人的生命没有什么感触的人。
这当然反映在他的行为举止中。他是一个恃强凌弱的小流氓，向像何塞·瓦尔迪兹这样的新移民索要保护费并借此勒索他们。哈特曼会恐吓或谋杀任何威胁指证他的人。没有人能幸免。
“哈特曼在欧洲存有钱，”特里博对警察说。“谁会看着他——确保他不会去海滩?”嫌犯在交纳了200万美元的保释金后被释放，他轻松地交了保释金，但他的护照也被吊销了。可特里博记得凶手不久前说“你会输的”时那自信的表情，他怀疑哈特曼是否潜在地传达了一个信息，他打算撇清关系。
但莫耶警探一边吃着特里博妻子再一次给丈夫送去的工作饼干，一边说:“我们不用担心。他的保姆多得让人难以置信。两个、全职。只要他一跨过县界或进入机场，就会被戴上手铐。我最爱这些燕麦片了，有配方吗?”他又打了个哈欠。
“你又不做饭。”特里博告诉他。“不如康妮直接给你做一盒?”
“那也不错。”警察走出办公室，去逮捕一些罪犯——或者去睡一会儿——吴楚克陪着维亚蒙特去了她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会花一晚上的时间准备选陪审团的问题。
特里博本人重新着手起诉，继续筹划审判。他仔细研究了瓦尔迪兹谋杀案的事实，决定对哈特曼提出三项指控。这个案子的核心——特里博最想要的定罪方式——是一级谋杀。这是有预谋的谋杀，如果罪名成立，哈特曼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特里博打算在法庭提出这一惩罚建议。但这很难证明。州政府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并证明哈特曼提前策划了对瓦尔迪兹的谋杀后再去找他，而并非在激情或情绪波动的情况下杀了他。
但起诉中还包括其他几项指控:二次谋杀和过失杀人。这些都是备用的，也就是所谓的“较轻罪行（退而求其次）”。他们比一级谋杀更容易被证明。例如，如果陪审团判定哈特曼并非事先策划谋杀，而是冲动下决定杀死瓦尔迪兹，他仍可能被判二级谋杀。他可能会因为这一谋杀罪行被判终身监禁，但他不会被判死刑。最后特里博把过失杀人的指控作为最后的备用。他只需要证明哈特曼杀了瓦尔迪兹要么是在极端鲁莽的情况下，要么是在极激情的情况下。这将是最容易证明的罪行，陪审团毫无疑问会根据这些事实定罪。那个周末，三名检察官准备了向陪审团提问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一周中，他们在审核陪审员的同时与哈特曼令人印象深刻的法律团队展开了较量。最终，陪审团在周五成立，特里博、吴和维亚蒙特回到办公室，用周末的时间指导证人，准备证据和证物。
每当他累了，每当他想停下来回家和小丹尼玩，或者只是坐下来和妻子喝杯咖啡时，他就会想到何塞·瓦尔迪兹的妻子，想到她再也不能与丈夫在一起了。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又想起雷·哈特曼傲慢的眼神。这场官司你会输的……
丹尼·特里博停止了白日梦，心思回到案子上。
当他还在法学院读书时，特里博曾希望有机会在一个哥特式法院里从事法律工作，法院里挂满了严厉的老法官们的肖像，摆满了深色的木镶板，弥漫着严肃的正义气息。然而，他的工作地点是一个灯火通明、天花板低矮的县法庭，里面充斥着金黄色的木头、米黄色的窗帘和丑陋的绿色油毡。看起来像高中教室。在审判的那天早上九点。他坐在律师桌旁，身旁是阿黛尔·维亚蒙特和吴楚克，阿黛尔·维亚蒙特穿着最黑的西装、最白的衬衫，展露出最自信的面容。吴楚克正在操作他那台破旧的笔记本电脑。数以百计的文件、展品和法律书籍包围着他们。过道对面，雷·哈特曼坐在另一张桌子旁。他身边围着聘请的律师事务所的三个高价合伙人、两个助理和四台笔记本电脑。
然而，这样参差不齐的团队丝毫没有影响到特里博。他相信他来到世上是为了将那些违法之人绳之以法。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是比你富有，拥有更好的资源。这就是游戏的运作方式，特里博就像历史上所有成功的检察官一样，接受了它。只有软弱或无能的检察官才抱怨这个体系的不公。他注意到雷·哈特曼盯着他，嘴里说着什么。地方检察官听不懂。维亚蒙特翻译道，“他说，‘你会输的。’”
特里博笑了笑。
他回头看了看。房间里挤满了人。他向追查哈特曼多年的迪克·莫耶警探点了点头。对方也点点头，对受害者的遗孀卡门·瓦尔迪兹微微一笑。她用一种沉默、绝望的恳求目光回应了他，希望他能将这个可怕的人绳之以法。“我会尽力的,”他也默默地回答。
而后书记员走了进来，喊道:“喂，喂，本法庭现在开庭。所有与本庭有事务关系的人请上前陈述。”像往常特里博听到这些话时一样，他感到一阵寒意，仿佛这些话是一种屏蔽现实的咒语，把在场的每个人都引入了刑事法庭的庄严而神秘的世界。
初步措施进行完毕，留着胡子的法官点点头，示意特里博开始。检察官站起来，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开庭陈述;丹尼·特里博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最有效地指向正义的占卜杖不是言辞，而是你向陪审团展示的事实所揭示的真相。
（译者注：占卜杖(Dowsing Rod)，占卜杖起源于英国，是一种很神秘的占卜工具，相传上世纪的欧洲人，曾用它寻找水源。在国内的版本中多称为寻龙尺,探测棒,探龙针等。）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证人，证物，和图表
“我是从事了22年的专业弹道专家……。我对从被告的武器中取出的子弹进行了三次测试，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杀死受害者的子弹来自被告的枪……”
“我把武器卖给了坐在那里的人——被告雷·哈特曼……”
“受害者瓦尔迪兹先生曾向警方投诉被告敲诈他……是的，这是相关投诉资料的复印件……”
“我当警察已经七年了。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我从被告雷·哈特曼身上拿走了那把特殊的武器……”
“我们在被告雷·哈特曼的手上发现了枪击残留物。这些残留物的量和性质与我们在受害者被枪杀时开枪的人理论上手上的残留物一致……”
"受害者太阳穴中枪……"
“是的，我在枪击发生当天看到了被告。他走在瓦尔迪兹先生商店旁边的街上，我听到他停下来问几个人被告在哪里……”
“没错，先生。瓦尔迪兹先生被杀的那天，我看见了被告。哈特曼先生问瓦尔迪兹先生在哪里。他的外套敞开着，我看到他有一把手枪……”
“大约一个月前，我在一家酒吧。我当时坐在被告旁边，我听到他说他要‘抓住’瓦尔迪兹先生，这样就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
通过说明所有这些证词，特里博证实哈特曼有杀害瓦尔迪兹的动机;他打算这么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枪击发生的那天，他带着一把枪去找受害者;他行为鲁莽而不顾后果，用手枪袭击了这名男子并不顾开枪射击可能会伤及无辜的人;事实上他是导致瓦尔迪兹死亡的直接原因。
“法官大人，控方陈述完毕。”
他回到桌边。
“一目了然，”吴楚克说。
“嘘，”阿黛尔低声说，“这会带来坏运气”。
丹尼·特里博不相信运气。但他相信不要过早地下定论。他坐下来听辩方开始辩护。
（译者注：过早地下定论，原文为“prematurely counting chickens”，“Don't count your chickens before they hatch."为俚语，意指“事情还没落实，也不要当它是板上钉钉的事。”）
哈特曼最圆滑的律师——即在特里博办公室进行的那场不顺利的辩诉会议中在场的那位——首先提交了一份手枪许可证作为证据，该许可证显示，为了哈特曼的个人安全，他获得了携带武器的许可。
目前没有问题，特里博想。他知道许可证的事。但是哈特曼的律师刚开始询问他的第一个证人——哈特曼楼前的门卫——特里博就开始感到不安了。
“你是否碰巧在3月13日星期天早上见过被告?”
“是的，先生。”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是否有携带武器?”
“他带了”。
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特里博问自己。这会支持这一州政府的案子的裁决。他瞥了一眼维亚蒙特，她摇了摇头。
“你前一天注意到他了吗?”
“是的，先生”
啊，特里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当时带枪了吗?”
“是的，他带了。他与城里的黑帮发生了些冲突——他试图开办一个青年中心，但帮派不支持。他因此经常受到威胁。”
青年中心？特里博和吴交换了一个不悦的眼神。哈特曼对青年中心的唯一兴趣就是将之作为卖毒品的地方。
“他多久带一次枪?”
“每天，先生，过去三年我一直在那里工作。”
三年来，没有人会每天都注意同一件事。他在撒谎。哈特曼已经找上了门卫。
“我们有麻烦了，老板,”吴低声说。
他的意思是:如果陪审团相信哈特曼总是带着枪，这一事实就会削弱特里博的说法——即他只在谋杀当天带着枪一次，目的是杀死瓦尔迪兹。因此，陪审团可以得出结论，他没有计划谋杀，这将消除案件的预谋因素，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级谋杀罪名。但是，如果说门卫的证词只是危及了一级谋杀罪名，那么下一位证人——一名身穿昂贵西装的男子——就可以说是彻底毁掉这个案子。
“先生，你不认识被告吧?”
“不，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未见过他”
“他从来没有给过你任何东西、钱或者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吗?”
“没有，先生。”
“他在撒谎,”特里博本能地想。这个目击者就像一个糟糕的在餐馆剧院表演的演员般说出了他的台词
“现在你听到控方证人说哈特曼先生会，引用一下，‘抓住’受害者，这样就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
“是的，先生。”
“这次谈话发生时，你在被告和证人身边，对吗?”
“是的，先生”
“那是在哪儿?”
“华盛顿大道上的西贝拉餐厅，先生”
“谈话内容和目击证人描述的一样吗?”
“不，不是那样的,”那人向辩护律师回答到，“控方证人他误解了这一意思。你看，我坐在旁边的桌子，我听到哈特曼先生说，‘我要让瓦尔迪兹处理一些我在拉丁裔社区遇到的问题。’我猜那位证人听错了。”
“我明白了,”律师用圆滑的声音总结道，“他要让瓦尔迪兹处理一些问题?”
“是的，先生。”然后哈特曼先生说，“那个何塞·瓦尔迪兹是个好人，我尊敬他。我想让他向社区解释一下我很关心他们的福祉。”
吴楚克地骂了句脏话。
律师强调了他的观点，“所以哈特曼先生关心的是拉丁裔社区的福利?”
“是的，是这样。哈特曼先生对他真的很有耐心。即使是瓦尔迪兹挑起了那些谣言，你知道的。”
“什么谣言?”律师问。
“关于哈特曼先生和瓦尔迪兹的妻子。”
在他身后，特里博听到这个男人的遗孀震惊地吸了一口气。
“那些谣言是什么?”
“瓦尔迪兹认为哈特曼先生在和他妻子约会。我知道他没有，但是瓦尔迪兹确信这一点。那家伙脑子有点问题。他认为很多男人都在和他老婆私会。”
“抗议,”特里博厉声说。
“我换个问法。瓦尔迪兹先生给你说过哈特曼先生和他妻子的什么事?”
“他说他要报复哈特曼，因为那件事——我的意思是，所谓的外遇。”
“抗议,”特里博又叫道。
“传闻证据例外,”法官说，“我会让它继续。”
特里博瞥了一眼瓦尔迪兹的遗孀，她缓缓摇着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辩护律师对特里博说，“证人是你的了。”
检察官竭尽全力在那个人的故事中找出漏洞。他觉得自己干得不错。大部分证词都是猜测和意见——例如关于这段婚外情的谣言——他几乎不能做什么来败坏他的名声。他回到椅子上。放松，特里博告诉自己，并放下了他一直在玩的钢笔。二级谋杀的指控依然有效。他们只需要了解到哈特曼实际上已经杀死了瓦尔迪兹——特里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他是在最后一刻决定杀死他。辩护律师传唤了另一名证人。
他是一个拉丁美洲人——一个像祖父式的人、秃顶、圆滚滚的人。他面容友善。他叫克里斯托·阿布瑞戈，自称是被告的好朋友。特里博考虑到这一点，得出结论，陪审团对阿布瑞戈潜在偏见的担忧，被嫌疑人似乎在少数族裔社区有“好朋友”这一事实所压倒(当然，这完全是谎言;身为盎格鲁人的哈特曼从来不认为少数群体是朋友，而只是他勒索和放高利贷的黄金机会)。
“现在你是否已听闻控方证人说哈特曼先生在悲剧的枪击案发生当天去找瓦尔迪兹先生?”
“悲剧?”吴说，“他说得好像只是一场意外。”
“是的，先生,”证人回答律师的问题。
“你能证实哈特曼先生在枪击当天去找过瓦尔迪兹先生吗？”
“是的，先生，这是真的，哈特曼先生确实去找过他”
特里博身体前倾，这又是什么？
“你能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和你看到了什么吗?”
“好的，先生，我和哈特曼先生在教堂……”
“对不起,”律师说，“教堂?”
”是的，他和我，我们去同一个教堂。他去的次数比我多。他每周至少去两次。有时候是三次。”
“哦，我的天,”阿黛尔·维亚蒙特气急败坏地说。
特里博数了数，有四个陪审团员的脖子上悬挂着十字架，对于被告的虔诚，这些男人和女人没有一个人翘起眉毛以示讽刺。
“请继续，阿布瑞戈先生。”
“我和哈特曼先生在星巴克停了下来，我们坐在外面，喝了杯咖啡。然后哈特曼先生问了几个人是否见过瓦尔迪兹，因为他经常去星巴克。”
“你知道被告为什么想见瓦尔迪兹吗?”
“他想把给瓦尔迪兹的孩子买的这款游戏带给他。”
“什么?”特里博身后的寡妇震惊而小声地说。“不,不,不……”
“一份礼物，你知道的。哈特曼先生喜欢孩子。他想把它送给瓦尔迪兹的孩子。”
“他为什么要送瓦尔迪兹先生礼物?”
阿布瑞戈说:“他说他想弥补和瓦尔迪兹间的关系。他对这个男人对自己和他妻子的那些疯狂的想法感到很难过，并担心他的孩子会听到并认为这些想法是真的。所以他觉得给孩子送个礼物能打破这一僵局。然后他会和瓦尔迪兹谈谈，试图说服他的想法错了。”
“继续说，先生。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哈特曼先生看到瓦尔迪兹在他的店门口，他起身走到瓦尔迪兹身边。”
“然后呢?”
“雷向瓦尔迪兹挥手说:‘嗨，’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或许是说的‘你怎么样?’，我不清楚。总之是些友好的话语。他把包递给他，但瓦尔迪兹却将包推开，开始对他大喊大叫。”
“你知道他们在喊什么吗?”
“瓦尔迪兹说了各种各样奇怪的话。比如:‘我知道你和我妻子已经私会有五年了。’”
“这很疯狂，因为瓦尔迪兹去年才搬到这里。”
“不!”寡妇叫道。“这都是在说谎!”
法官砰得敲了敲木槌，尽管他那无精打采的样子表明他同情那个女人。
特里博厌恶地叹了口气。在这里，辩方提出了一个动机，暗示瓦尔迪兹，而不是哈特曼，在那天可能情绪激动。
“我知道那不是真的，”证人对辩护律师说。哈特曼先生绝不会做这种事。他非常虔诚。”
两次提到把雷蒙德·C·哈特曼说成是虔诚的大天使。
律师接着问到:“你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了吗?”
“一切都很混乱，但我看到瓦尔迪兹抓起什么东西——一根金属管或一块木头——朝哈特曼先生挥去。他试图后退，但没有地方可去——他们在一条巷子里。最后——看起来那东西马上就要狠狠地砸到他的头上了。哈特曼先生掏出了他的枪。他只是想吓一吓瓦尔迪兹——”
“抗议，证人不可能知道被告的真实意图。”
律师问证人到，“那么，阿布瑞戈先生，你为什么会对哈特曼先生的意图有这样的印象?”
“看起来他的确只是想吓瓦尔迪兹。瓦尔迪兹又几次把管子挥向他，但哈特曼先生还是没开枪。然后瓦尔迪兹抓住他的胳膊，他们争抢着枪。哈特曼先生大喊着让人们远离，并对瓦尔迪兹喊道，‘放手！放手！会有人受伤的’。”
这可和特里博在证明过失杀人罪时中表现出来的鲁莽和激情行为不相符。
”哈特曼先生非常勇敢。我是说，他本可以逃跑来保全自己，但他担心的是旁观者的安危。他就是这样，总是担心别人，尤其是孩子。”
特里博想知道这是谁写的剧本。哈特曼自己，他猜测到，这真糟糕。
“然后我就躲开了，因为我想如果瓦尔迪兹拿走了枪，他会像个疯子一样开火的，我很害怕。我听到一声枪响，从地上站起来时，就看到瓦尔迪兹已经死了。”
“被告在做什么?”
“他跪在地上试图帮助瓦尔迪兹。看起来像是在帮他止血救助。他被吓坏了。”
“我没有问题了。”
在交叉询问时，特里博也试图驳倒阿布瑞戈的证词，但证词被巧妙地模糊了(“一切都很混乱... ...”“我不确定... ...”“有这样一个传言... ...”) ，他没有具体的证据来怀疑证人。检察官在陪审团心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他多次询问哈特曼是否收买证人或威胁了他或他的家人。但当然，这个证人否认了这一点。
辩方随后传唤了一位医生，医生的证词简短而中肯。
“医生，验尸官的报告显示死者头部侧面中了一枪。但你听到了之前那位证人的证词，两个人当时正在面对面挣扎。受害者怎么可能是那样被枪杀的呢?”
“很简单。头部侧面中枪的事实与瓦尔迪兹先生将头偏离武器，向扳机施加压力，希望击中哈特曼先生一致。”
“所以，实际上，你想说瓦尔迪兹先生是自杀的？”
“抗议!”
“抗议有效。”
律师说: “你的意思是，有可能是瓦尔迪兹先生在自己扣动扳机的时候偏头导致了自己的死亡?”
“没错。”
“我没有问题了。”
特里博询问医生为什么验尸官没有在瓦尔迪兹手上发现任何枪击残留物，如果是他自己开的枪，就会有残留物，而哈特曼先生的手上却有残留物。医生回答说:“很简单。哈特曼先生的手完全遮住了瓦尔迪兹先生的手，所以所有的残留物都留在了他手上。”
法官解散了证人，特里博回到了桌子旁，瞥了一眼被告那张铁青的脸，被告也盯着他。
你会输的。
特里博之前还不认为这是可能的，但现在来看哈特曼真的有可能被释放。
然后辩护律师传唤了他最后的证人：雷蒙德·哈特曼本人。他的证词给出了与其他证人相同的故事，而且再进一步强调了他的无罪:他总是带着他的枪、瓦尔迪兹对哈特曼和瓦尔迪兹的妻子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敲诈任何人、他买了一个礼物给瓦尔迪兹的孩子、他想争取瓦尔迪兹的帮助，把钱投入拉丁裔社区、争斗发生也正如证人所言。他还补充了一句:他对瓦尔迪兹进行了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他接着说，瞥了一眼四个拉丁裔和三个黑人陪审员。“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因为我想帮助少数族裔企业。但出于某种原因，警察、城市和州政府都不喜欢这样。结果我也不小心伤到了我想帮助的人。”他悲伤地看着地板。
整个法庭都能听到阿黛尔·维亚蒙特的叹息声，法官瞪了她一眼。律师感谢了哈特曼，并对特里博说:“证人是你的了。”
“我们该怎么办，老板?”吴低声问。
特里博瞥了一眼他团队里的两人，他们为了这个案子不知疲倦地工作了多少个小时。然后他看着他身后卡门·瓦尔迪兹的眼睛，她的生活已经被坐在证人席上的那个人糟糕地改变了，他平静地注视着检察官和旁听席上的人们。特里博把吴楚克的笔记本电脑拉近一些，翻阅着这个年轻人在庭审过程中做的笔记。他读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站起来，走向哈特曼。
他用他标志性的礼貌语气问道:“哈特曼先生，我对一件东西很好奇。”
“什么事，先生?”凶手同样礼貌地回应。毫无疑问，他的律师对他进行了很好的指导，指导他不要在证人席上慌乱或生气。
“你给瓦尔迪兹先生的孩子买的游戏。”
他的眼睛闪烁着，“是吗?它有什么问题了?”
“它是什么?”
“那种小电子游戏，一个游戏小子（Gameboy，一种小型游戏机）。”
“贵吗?”
一个好奇的微笑。“是啊，挺贵的。但我想为何塞和他的孩子做点好事。我感到很难过，因为他的父亲非常疯狂——”
“只回答我的问题,”特里博打断了他的话。
“大概花了五六十美元。”
“你从哪儿买来的?”
“商场里的一家玩具店，我不记得名字了。”
特里博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测谎仪，他可以看出哈特曼是在编造这一切。那天早上他可能看到了游戏小子的广告。然而，他怀疑陪审团是否也能够如此判断。对他们来说，他只是在合作，礼貌地回答检察官提出的有点奇怪的问题。
“这个电子游戏是做什么的?”
“抗议,”律师叫道，“这有什么意义?”
“法官大人,”特里博说，“我只是想在被告和受害者之间建立关系。”
“继续说，特里博先生，但我不认为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玩具的盒子是什么样的。”
“事实上，先生，我正想问这个问题。”
“好吧，最好不要。”
“我不会的。现在，哈特曼先生，这个游戏是做什么的?”
“我不知道，射击太空船之类的吧。”
“你在交给瓦尔迪兹先生之前玩过吗?”
他的余光瞟到维亚蒙特和吴困惑的眼神，不知道他们的老板究竟在干什么。
“没有,”哈特曼回答。他第一次在证人席上显得暴躁。“我不喜欢游戏。不管怎样，这是个礼物。在我把它给那个男孩之前，我是不会打开它的。”
特里博点了点头，挑了挑眉毛，继续提问。“何塞·瓦尔迪兹被枪击的那天早上，你离开家的时候有没有带着这个游戏?”
“有的，先生”
“是装在袋子里吗?”
他想了一会儿，“是的，但是我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了，它没有那么大。”
“这样你的手就自由了?”
“我想是的，也许吧。”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十点四十左右，弥撒在十一点。”
（译者注：弥撒是天主教纪念耶稣牺牲的宗教仪式，是天主教祭献天主的大礼,是整个天主教礼仪生活的中心。）
特里博接着问: “在哪个教堂?”
“圣安东尼教堂。”
“然后你就直接去了那里?口袋里装着游戏?”
“是的，没错。”
“那个游戏和你一起在教堂?”
“是的。”
“但是没有人会看到它，因为它在你的口袋里。”
“我想那是对的。”依然彬彬有礼，依然不慌不忙。
“当你离开教堂的时候，你和之前的证人克里斯托·阿布瑞戈先生一起，沿着枫树街走到了星巴克?”
“是的，没错。”
“游戏还在你的口袋里?”
“不。”
“不是吗?”
“不是。那时我把它拿了出来，放在了袋子里。”
特里博转过身来面对他，用一种尖锐的声音问道:“那个游戏并没有和你一起在教堂里，这难道不是真的?”
“不,”哈特曼说，惊讶地眨了眨眼睛，但声音平稳而低沉，“那根本不是真的。我一整天都带着这个游戏。直到我被瓦尔迪兹袭击。”
“真的不是你离开教堂，回到家，拿到游戏，然后开车去了星巴克?”
“不，我不会有时间在去完教堂后回家拿上游戏。弥撒在中午结束。十分钟后我到了星巴克。我告诉过你，我家离教堂有二十分钟的路程。你可以查查地图。我从圣安东尼直接去了星巴克。”
特里博把目光从哈特曼身上移开，看向陪审团。然后他瞥了一眼坐在旁听席前排的寡妇，她在轻声啜泣。他看到他的起诉团队困惑的脸。他看见听众面面相觑。每个人都在等着他扔出一个绝妙的重磅炸弹把哈特曼证词下面的真相掀开，揭露他是个骗子和杀手。特里博深吸了一口气，说“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大人。”
片刻的沉默。就连法官也皱起了眉头，似乎想问检察官是否确定自己想这么做。但他最后还是问了辩护律师“还有其他证人吗?”
“不，先生，辩护完毕。”
陪审团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人们会撒谎。
如果每个人都说出真相，法官可以直接问雷蒙德·C·哈特曼他是否策划并实施了何塞·瓦尔迪兹的谋杀案，这个人只会说是或不是，就是这样。但是人们当然不会说出真相，所以司法系统依赖于陪审团观察证人的眼睛、嘴巴、手和姿势，听取他们的话，判断什么是真相，什么不是真相。
州政府起诉哈特曼一案的陪审团已经休庭两个小时了。特里博和他的助手躲在法院对面大楼的自助餐厅里。没人说话。特里博对哈特曼据称为受害者孩子购买的游戏提出了一系列深不可测的问题，这些人之所以保持沉默，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的不安(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尴尬的话)。他们可能会想，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检察官也会不时手忙脚乱，失误连连，而且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个显然无法胜诉的案件中也是一件好事。丹尼·特里博懒洋洋地躺在一张丑陋的橙色玻璃纤维椅子上，闭着眼睛。他在重复哈特曼的冷静举止以及目击者声称他们没有受到哈特曼的威胁或贿赂。他知道他们都被收买或者受到威胁，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他们看起来和听起来都相当可信，大概陪审团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特里博非常尊重陪审团制度以及整个陪审团，当他们坐在法院后面的小审议室里时，他们可能很容易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哈特曼撒了谎，并且强迫证人也撒了谎。
他犯了一级谋杀罪。
但是当他睁开眼睛，瞥了一眼阿黛尔·维亚蒙特和吴楚克，他们沮丧的表情告诉他，在这场审判中，正义很有可能无法得到伸张。
“好吧,”维亚蒙特说，“这样我们就不能以谋杀罪名胜诉了。我们还有两个备用方案。他们将不得不判他过失杀人罪。”
不得不？特里博想。他觉得这个词从来不适用于陪审团的决定。辩方编织了一套纯粹的意外死亡说辞。
“奇迹总会发生的,”吴说，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
就在这时，特里博的手机响了，这是职员的消息：陪审团回庭了。
“他们这么快就回来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吴问道。特里博喝完了咖啡。“我们去看看吧。”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做出裁决了吗?”
“是的，法官大人。”
领头的是一个穿着格子衬衫和深色长裤的中年男子，他把一张纸递给了法警，法警把它递给了法官。
特里博一直盯着哈特曼的眼睛，但是凶手坐在转椅上，表情平静。他用回形针擦着指甲。如果他在担心审判的结果，那他很好地做了掩饰。
法官默默地读着纸条，扫了一眼陪审团。特里博试图读懂法官的表情，但没成功。
“被告起立。”
哈特曼和他的律师起立。
法官把纸交给书记员，书记员宣读: “在公诉方起诉雷蒙德·C·哈特曼一级谋杀的案件中，陪审团裁定被告无罪。第二项指控，二级谋杀，陪审团裁定被告无罪。第三项罪名，过失杀人，陪审团裁定被告无罪。”
整个法庭一片沉寂，哈特曼的低语打破了沉默，“好!”他举起了胜利的拳头。
法官显然对这个判决感到厌恶不满，他敲下木槌说:“够了，哈特曼先生。”他粗声粗气地补充道:“去找办事员要回你的护照和保释金。我只希望如果你再次被起诉，你能出现在我的法庭上。”又是一记愤怒的敲槌。
“休庭。”
法庭内议论声顷刻爆发,谈话中夹杂着不赞成和愤怒。哈特曼无视了所有的评论和瞪视。他和他的律师握手。他的几个同伙走过来给了他一个拥抱。特里博看到哈特曼和他的唱诗班伙伴阿布瑞戈之间呼应的微笑。
特里博正式地与维亚蒙特和吴握手——这是他的传统，当裁决下来时，不管结果是好是坏。然后他找到了卡门·瓦尔迪兹。她在轻轻地哭泣。检察官拥抱了她。“对不起,”他说。
“你已经尽力了,”女人对哈特曼点点头，“我想那些非常坏的人，他们不按规矩办事。你也无能为力。有时候他们就是会赢。”
“下次吧,”特里博说。
“下次吧,”她低声冷笑。
特里博转过身去，对莫耶警探低声说了几句话。检察官注意到哈特曼走向法庭的前门。他快步上前，拦住了他。“等一下，哈特曼,”特里博说
“干得漂亮，律师,”那个大人物停顿了一下，说道，“但是你应该听我的。我告诉过你，你会输的”
他的一个律师递给哈特曼一个信封，他打开信封，拿出护照。
“贿赂那些证人一定花了你不少钱,”特里博和蔼地说。
“哦，我不会那么做的,”哈特曼皱起眉头。“那是犯罪。你应该最清楚这一点。”
维亚蒙特用一根手指指着他说: “你会跌倒的，而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在旁边。”
哈特曼平静地回答说:“除非你要搬到法国南部去。这就是我下周的计划。来看望我吧。”
“帮助圣特罗佩的少数民族?”吴楚克问道。哈特曼笑了笑，然后转向门口。
（译者注：圣特罗佩（法语：Saint-Tropez）是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瓦尔省的一个市镇（Commune）。）
“哈特曼先生,”特里博说，“还有一件事。”
凶手转过身，“什么?”
特里博向迪克·莫耶警探点点头。他走上前来，停顿了一下，冷冷地注视着哈特曼的眼睛。
“你想要什么，警官?”凶手问道。
莫耶粗暴地抓住哈特曼，给他戴上了手铐。
“嘿，你到底在干什么?”
阿布瑞戈和哈特曼的两名保镖走上前来，但是此时特里博和莫耶身边已经站着了许多其他警察。暴徒们立即退却了。哈特曼的律师挤到人群前面。“这是怎么回事?”
莫耶没有理会他，他说: “雷蒙德·哈特曼，你因违反州刑法第18.3-1破折号B条而被捕。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有权请律师。”考虑到周围的混乱，他继续用相当单调的声音陈述着米兰达警告。
哈特曼厉声质问他的律师:“你为什么放任他这么做?我付了钱，快做点什么!”
律师对这种态度并不满意，但是他还说:“他已经被宣告无罪。”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指控,”特里博说。“还有一个我没有提及用到的备用方案。条款18.31。”
“那是什么鬼东西?”哈特曼厉声问道。
他的律师摇摇头，“我不知道。”
“你是个该死的律师，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特里博说:“这项法律规定，在学校周围一百码内携带上膛的枪支(包括主日学校)是一项重罪。”他带着谦虚的微笑补充道，“我和州立法机关一起合作使得这个法案得以通过。”
（译者注：英文为Sunday school，于是又名星期日学校。英、美诸国在星期日为在工厂做工的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和识字教育的免费学校。）
“哦，不……”辩护律师咕哝道。
哈特曼皱起眉头，不安地说:“你不能这么做，太晚了，审判已经结束了。”
律师说“他可以，雷，这是另一项指控。”
“但他没有证据,”哈特曼厉声说，“没有人看到任何枪支，也没有目击者。”
“事实上有一个证人，你不能贿赂或威胁的证人。”
“谁?”
“你。”
特里博走到吴楚克用来记录大部分证词的电脑前。他读道，“哈特曼:‘不，我不会有时间在去完教堂后回家拿上游戏。弥撒在中午结束。十分钟后我到了星巴克。我告诉过你，我家离教堂有二十分钟的路程。你可以查查地图。我从圣安东尼直接去了星巴克。’”
“这是怎么回事?这又和那该死的游戏有什么关系?”
“游戏是无关紧要的,”特里博解释说。“重要的是，你说你从教堂到星巴克之间没有时间回家。也就是说你在教堂里必定带着枪，而教堂就在主日学校旁边。”检察官总结道:“你宣誓后承认你违反了第18.31条。这份记录可以作为你下次庭审的证据。这意味着它实际上是一种自动定罪。”
哈特曼说”好吧，好吧。让我付了罚款，然后离开这鬼地方。我现在就去。”
特里博看着他的律师，“你想告诉他18.31的另一部分吗?”
他的律师摇了摇头，“这是一项要坐牢的重罪，雷。”
“那是什么鬼东西?”
“强制性监禁，最少六个月，最多五年”
“什么?”凶手的眼中充满了恐惧。“但我不能进监狱”他转向律师，抓住他的胳膊。“我告诉过你。他们会杀了我的。我做不到！做点什么来赚你那该死的钱，你这个懒惰的混蛋!”
但是律师把他的手甩开了。”你知道吗，雷？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故事告诉你的新律师。我要寻找更好的客户。”那男人转过身，穿过那扇摇晃的门走了出去。
“等等!”
侦探和另外两名警官护送着大声抗议的哈特曼离开。在得到一些警察和听众的祝贺之后，特里博和他的团队回到起诉桌，开始整理书籍、文件和笔记本电脑。有大量的材料需要打包;毕竟，法律只不过是文字而已。
“老板，这招不错。”吴楚克说。“你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游戏上，他却没有想到枪。”
“是啊，我们还真以为你疯了呢,”维亚蒙特说。
“但我们什么也不会说,”吴说。
维亚蒙特道，“嘿，我们去庆祝一下吧。”
特里博拒绝了。他最近没有花太多时间陪他的妻子和儿子，他迫切地想回到他们身边。他收拾好了大包诉讼资料。
“谢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特里博转身，何塞·瓦尔迪兹的遗孀站在他面前。他点点头。她似乎想说点别的什么，但是她只是和检察官握了握手，然后她和一个年长的女人走出了几乎空无一人的法庭。特里博看着她离开了。
我想那些非常坏的人，他们不按规矩办事。你也无能为力。有时候他们就是会赢。
但这意味着还有时候他们不会。
丹尼·特里博提着最大的诉讼袋，三名检察官一起离开了法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