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写作研究

推理小说写作研究


发表于1980年第3期《辽宁师大学报》、同年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文学研究》第13期篇首转载，原题《试论推理在推理小说中的艺术作用》。第四部分节选自1983年             第4期《克山师专报》，原题《推理小说写作规律初探》，作者署名姜文戈 王皓

姜文戈

推理小说，对我国读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推理小说的翻译出版，特别是根据推理小说改编的推理电影的上映，如《追捕》、《尼罗河上的惨案》等，人们才逐渐引起注意。对推理小说的研究，是我国文艺批界的新课题。对推理小说的介绍，已陆续出现在一些报刊杂志上。但到目前为止，尚局限在对推理小说名词的解释、产生、演变以及外国几个著名推理作家的介绍上，至于写作特点和艺术技巧方面还没来得及介绍。本文通过对推理小说在不同发展阶段几部主要代表作品的分析，就推理在推理小说中的艺术作用进行研究探讨。

一

推理小说，就是运用[wiki]逻辑[/wiki]推理进行破案的侦探小说。它是在侦探小说基础上产生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十九世纪下半叶，欧美各国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当时以大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化和表面化，社会犯罪率不断增加。同时，[wiki]逻辑推理[/wiki]等社会科学也随之得到长足发展。过去一味追求惊险、猎奇的侦探小说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在商业价值的刺激下，一些资产阶级作家开始考虑把科学注入侦探小说中，以广招徕。于是推理小说便应运而生了。初期的推理小说当以英国柯南道尔的《[wiki]福尔摩斯[/wiki]探案》为代表；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早已确立，推理小说进一步发展，以美国的德累斯·达奈和弗里德·李合著的《希腊棺材之谜》为例，主人公艾勃里·奎恩以逻辑推理的方法破获了错综复杂的奇世案件，艾勃里遂成为与福尔摩斯齐名的侦探形象。到了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推理小说在大工业蓬勃发展的日本，则更上一层楼。以松本清张的《点与线》为代表，主人公也由浓重的传奇色彩发展到现实主义色彩为主，从而使推理小说成为暴露资本主义浓疮痈疽的有力的文学样式。推理小说，在当今世界文坛上，拥有最广泛的读者。
推理小说，注重科学的逻辑推理。同其它小说相比，它不仅强调感染力，更重要的是强调说服力。说服力，就是科学道理，即经过实践证明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事实上，优秀的推理小说，不但以其情节的曲折离奇、变化莫测而引人入胜，更以小说主人公清醒冷静的头脑、明察秋毫的观察力、入木三分的分析力和精湛准确的判断力令人折服，使人读后在思想方法上获得极大的启发。
关键是怎样用具体的形象描写来达到这一点。这也是艺术创作的首要任务。手法是层出不穷、多种多样的。这里，我们先初步探讨一点：推理作家采用了把罪犯作案的情节放在侦缉人员的推理判断中加以表现的手法。就是说，推理在推理小说中不仅是侦缉人员破案的思维工具，也是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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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于题材的规定，推理小说大都以侦缉人员作为自己的主人公，并描写他们的工作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逻辑推理进而破案的过程。什么是推理？推理是由判断组成的。由一个和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形式，就叫做推理。一个推理要得出必然可靠的正确结论，必须把真实的前提和正确的推理形式结合起来，二者缺一不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前提，那未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1页）推理小说的说服力即由此而来。可见，把罪犯作案情节放在侦缉人员的推理判断中加以表现，有助于说明侦缉人员推理判断的正确，从而增强说服力。
一八八七年柯南道尔发表了他的《福尔摩斯探案》中的第一篇小说《血字的研究》。内容是写具有高度科学头脑的侦探福尔摩斯遇到一起谋杀案，作案人化装成马车夫。福尔摩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判断推理，最后在官方侦探还摸不清头脑的时候，出人意料、敏捷果断地把手铐带在自以为还没被发觉的马车夫手上。小说中马车夫作案的情节就是一段一段地随着福尔摩斯的推理判断而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由柯南道尔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兹摘录一段：
福尔摩斯回过头来向两个（官方）侦探继续说道：“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是个男人，他六尺多高，正当中年．．．．．．他是和被害者一同乘一辆四轮马车来的．．．．．．而且好象非常友好似的，大概还是膀子挽着膀子一起从花园中小路上走过．他们进了屋子以后，还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同时．．．．．．（化装成马车夫的凶手）愈走愈激动．．．．．．他一边走着一边说着，终于狂怒起来，于是惨剧发生了。”（《福尔摩斯探选》七八年第二版第34页）。
再看看一九三二年问世的著名的《希腊棺材之谜》。这部推理小说写的是被认为是“未琢成器”的年轻的侦探艾勃里·奎恩如何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侦破了以他的顶头上司、图财害命的副检查长佩珀为真正凶手的错综复杂的人命案件。案件破获之后，艾勃里在法庭上向全体有关人员叙说道：
“下葬后的星期三晚上，他（指凶手佩珀）把格林肖尸体从诺克斯空屋子地下室取出，尸体原是塞在地下室旧箱子内的。他拖着尸体经过黝黑的后院，进入了更暗的墓地，挖开了地下纳骨所的上面的泥土，打开了地下纳骨所的卧式铁门，跳了进去，打开卡吉士的棺材——立即发现了放遗嘱的铁盒．．．．．．他于是把遗嘱收起，准备用来作另一个敲诈勒索的工具．他把格林肖的尸体塞进棺材，放了棺盖，爬了出来，再把纳骨所的门拉上，把浅坑填满了土，收拾好所用的工具，揣起了遗嘱和铁盒，离开了墓地。”（群众出版社七九年第一版第374页）。
这里，凶手作案的情节也是在侦辑人员的推理中加以表现的。
松本清张是日本推理小说界的魁头。七十年代他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品《点与线》。《点与线》描写的是一起利用“殉情自杀”的假案来保护政府某贪污集体的刑事案件如何被侦破的过程。侦缉人员运用逻辑推理的武器，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使蛛丝马迹的点变成水落石出的线，桃色案件遂告真相大白。小说中凶手做案的过程除序幕外全是在侦缉人员的推理判断中表现出来的。
就在这毫无人烟、夜幕四垂的海岸上，安田也让阿时喝下掺了毒的威士忌。然后，把她的尸体抱过去，放在已经气绝的佐山身旁，亮子就站在那里。阿时被毒死的地方大约离开佐山的现场只有二十米。在昏暗中，阿时是什么也看不到的。安田杀了阿时之后，一定是高呼：“喂，亮子。”亮子也一定在昏暗中回声说：“在这儿。”安田就抱着阿时的尸体，按照亮子声音的方向走过去，把她放在佐山身边。这景象真是鬼气森严。（群众出版社七九年第一版第141页）。
这是真相大白之后，侦缉人员所打的《水落石出的报告》中的一段。以上援引的书证，都是通过侦缉人员的推理判断展罪犯作案情节的例子。这种例子，在推理小说中俯拾皆是，无须浪费笔墨多加赘引。可见通过侦缉人员推理判断加以展现罪犯作案的情节，是推理作家为了增强推理小说的说服力而共同采用的普遍手法。而在其它小说中却没有这样严格的规定。其它小说，如惊险小说、反特小说连同一般侦探小说，为了渲染故事情节惊险紧张的气氛，大量采用的都是直接描写，以增强小说的感染力。为了更加说明问题起见，这里也引几个例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后，推理便成了普遍的精神现象。不要说专门从事破案工作的侦探，就是普通人，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都要运用推理，否则就无法工作和生活。因此一般的侦探小说或多或少都带有推理成分。不过，这同专门描写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破案的推理小说是有根本区别的。前面说过，一般的侦探小说大部分采用的都是直接描写法。比如：
《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这是瑞士当代戏剧家、小说家弗里德里希·杜伦马特在一九五二年发表的一部著名侦探小说，小说中钱茨谋杀法官贝尔拉赫的场面就是用直接描写法表现出来的：
贝尔拉赫通过半开的房门看见了开亮的灯，他感到一条胳膊和一只手的侧部，那只手握住了灯泡，然后一朵兰色火花一闪，全黑了：陌生人拔出灯泡，制造了一起短路．．．．．．书房里亮起了一支手电筒的细微光线．．．．．．贝尔拉赫又通过开着的门看见这只手伸出来，手上戴着一只棕色的手套，试探地在桌上摸索，然后摸住了蛇形刀的把手．贝尔拉赫举起手枪，瞄准了．．．．．．（群众出版社七九年第一版第70—71页）。
《月亮宝石》是英侦探小说之父威尔基·柯林斯在一八六八年发表的一部巅峰之作。小说中克夫探长的形象虽然为尔后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的形象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但由于那时推理小说毕竟还没有出现，因而罪犯作案的情节主要也不是通过侦缉人员推理判断来表现的。故事由众人分头叙述，然后连贯起来。书中化装成大胡子水手的高孚利窃取月亮宝石之后准备转移车成几块的情节，就是由为克夫探长跑腿的小孩子向克夫探长叙述的：
我有好多年没有看到象他那样聪明伶利的小伙子了。嗨，听听他说的那件事呀。他跟着那辆马车到了伦敦塔码头。黑胡子水手下了车，跟鹿特丹轮船上的茶房谈了话。这条船第二天就要开船。水手想要马上上船，在他的铺位上过夜。茶房说，不成。第二天早上，旅客才准上船。水手就离开了码头．．．．．．走进一家饭馆．．．．．．天黑了，才离开饭馆。水手一直走到海岸，来到了一家客栈，走了进去。（群众出版社七九年第一版第259—269页）
至于其它小说中直接描写的例子，比如，反特小说中特务爆炸暗害的情节等，都为大家所以熟悉，这里也不过多援引了。总之，通过比较与鉴别，我们就会发现，运用推理来展现罪犯作案情节是推理家所普遍采用的手法。换句话说，这也是推理在推理小说中最重要的艺术作用之一。罪犯作案的情节通过侦缉人员推理判断加以表现，构成了推理小说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这种特征足以形成一种鉴别的标志，使我们很容易也很准确地把推理小说同一般的侦探小说（更不用说反特小说等其它小说了）分辨开来。这种标志也同样存在和适用于推理电影。比如《追捕》中，老奸巨滑的罪魁祸首东亚药厂老板长冈为了杀人灭口，让朝仓议员喝下中枢神经阻断剂，致使朝仓议员象着魔般破窗跳楼的情节；《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杰基和赛蒙·多尔谋杀林内特小姐的情节，以及船上其他人员作案和可能作案的情节等等，都是在侦缉人员的推理判断中表现出来的。文学作品的体裁主要是由表现手法决定的。推理小说这种特殊的新颖的表现手法，决定了它自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而不致于象《读书》杂志七九年第四期上一篇文章所说推理小说是侦探小说“同意语”那样，把问题搞混淆了。同时应当说明，本文所说推理小说罪犯犯罪的情节或经过是指广义而言的，它包括罪犯犯罪的原因、动机、手段、结果和犯罪时的心理状态以及犯罪的过程和犯罪的性质等在内，以点概全而已。
推理是抽象的思维。侦缉人员所用的推理，主要是演绎推理，就是从一般性的前提推出特殊性的结论的推理。而演绎推理又主要是三段论。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由三个简单的判断和三个不同的概念组成，并且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在前提中起媒介作用的过程。比如，上面援引的《点与线》的例子，可以表述成：“制造阿时和佐山这两个毫无关系的男女殉情自杀桃色案件的人就是凶手，安田和他老婆亮子制造了这个假案，所以安田和亮子就是凶手。”推理小说如果是这样叙述故事，那该多么枯燥无味啊！也不成其为小说了。然而推理作家都不这样写，而是把阿时和佐山被谋杀的场面放在侦缉人员的推理判断中加以描写，用具体
的活生生的形象来展示侦缉人员的推理判断。这样，推理作家就把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在一起，把逻缉思维形象化了，故事的叙述因而就不是抽象空洞、枯燥无味，而是生动具体、引人入胜的了。从这一点来说，推理小说就是把逻思维形象化的小说，无疑会大大增强自身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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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理作家为什么采用这种手法来增强推理小说的说服力呢？或者说，推理小说为什么会具有这种艺术作用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并反转来能动地作用于内容——从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可以找出答案。因为通过侦缉人员推理判断来展现罪犯作案情节，完全符合推理小说故事内容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增强推理小说的说服力，所以推理小说作家普遍采用了它。推理小说既然是描写侦缉人员如何运用推理进行破案工作的，那么对于既成事实的案件，要侦破它，就必须回过头来工作。而回过头来工作只有也必须把罪犯作案的情节放在侦缉人员的工作过程中加以表现才更加合情合理。就是说，这种手法在推理小说中完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完全符合推理小说内容发展的逻缉关系的。对于这一点，柯南道尔有过很好的说明。在《血字的研究》中，他借福尔摩斯之口说道：“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运用推理的方法，一层层地回朔推理。”请注意“回朔推理”四个字。什么是“回朔推理”？柯南道尔解释道：就是“你把结果告诉了他们，他们就能够通过他们内在的意识，推断出所以能够产生这种结果的各个步骤是什么”（第136页）。柯南道尔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推理作家直接向我们做出的回答。妙极了，这是艺术忠实于生活的又一个范例。由于把罪犯作案的情节放在侦缉人员推理判断中加以表现符合于生活的真实，因此它就明显地增强了推理小说的说服力。（一）把罪犯作案的情节放在侦缉人员推理判断中加以表现，这本身就十分有助于表现侦缉人员那高度的科学头脑和料事如神的判断力，有助于刻划侦缉人员的典型形象；（二）有助于读者从思想方法上获得极大的启发。我们阅读推理小说，就是跟着侦缉人员一起去推理，那么，侦缉人员是怎样从真真假假、错综复杂的线索中抓往真实的“正确的前提”，“理清一头乱发”，把蛛丝马迹的点变成水落石出的线，从而使案件大白于天下的？中间遇到了什么困难，碰过多少次壁？这样描写就带着我们跟着侦缉人员去同甘共苦，去学习，去战斗，对于启发人们思考，改造我们僵化的头脑大有益处；（三）有助于设置悬念，使小说引人入胜。象前面所引《血字的研究》那个例子，福尔摩斯当着人们对案件如处五里雾中、摸不清头脑的时候，就把罪犯作案的经过甚至一些主要的细节一一历数出来，使读者急于知道他是怎样判断出来的？凶手又是出于什么原因、用什么方法达到谋杀目的的？等等，给读者布下了一个个谜团、处处扣人心弦；（四）罪犯作案情节既是通过侦缉人员推理判断加以描写的，那么，不到推理结束，罪犯作案情节就不会描写完毕，小说的结局也不会到来。由此看来，推理在推理小说中的这种作用也有“且听下回分解”的作用。谜底在最后，有助于增强推理小说的吸引力。那些看头知尾、枯燥无味的作品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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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过侦缉人员的推理判断来展现罪犯作案情节，这是推理小说的主要艺术特征，也是写作推理小说必须遵循的艺术规律。这是一条基本的路子，写作的时候，必须注意坚持，否则画鸡不成反类犬，就把握不信这一体裁了。但艺术贵在创新，又不能拘泥于这条路子，必须有所突破，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尽可能完美的统一。事实上，当代优秀的推理作家总是力图打破写上的这些种种格式和框框。例如，苏联推理小说作家雷斯和拉赫曼诺夫合写的反映卫国战争时期与德国法西斯潜伏特务作斗争的小说《沿泽地上的小屋》，展现罪犯作案情节的的推理大都是在推理人员头脑里的演绎，不象前面书证所举大都是对人的陈述或书面汇报，这样就给人以一种新意，而且符合与潜伏特务作斗争的隐瞒了身份的侦缉人员的工作特点。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出现则是最好的证明。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突破了传统的束缚和局限，大大提高了推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内容上它一反过去推理小说那种同社会牵连较少的男女私情、个人恩怨，或者流氓集团之间的争斗，主张“在犯罪的动机里加上社会性”，使犯罪的性质起了变化。它往往把故事情节放在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层层黑幕下展开，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与题材扩大、主题深化相适应，在艺术形式上，日本社会派推理作家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试验和创新。他们力图创造强有力的表现手段，通过形形色色犯罪案件的侦破，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是万恶之源。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日本社会派推理作家特别致力于揭示罪犯犯罪的心理过程，通过他们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种种悲剧的心理描写，强烈地控诉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丰富推理小说的艺术手法做出了贡献。
这里我们只简单探讨一点：怎样把意识手法同侦缉人员推理判断展现罪犯作案的情节结合起来。
推理小说既然把通过侦缉人员的推理来展现罪犯作案情节做为自己的基本艺术手法或基本写作规律，那么，现在如果改用对罪犯犯罪时的直接心理描写来展现，显然是一大矛盾。
第一阶的推理小说对此讳莫如深，不敢越雷池一步，心理描写法主要用在侦缉人员身上，是为塑造侦缉人员性格、毅力和逻辑思维服务的。柯南道尔聪明些，他往往在罪犯被捕归案后的坦白交待中，夹带写一些罪犯犯罪的心理过程。但那主要是为了再叙一个故事，虽然多少也起到一些衬托侦缉人员准确判断的作用，但同运用推理判断展现罪犯犯罪时的心理状态显然无关。这从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的形象时，为他制定的学识范围里也可用以看出来。
福尔摩斯的学识范围：
1、文学知识——无；2、哲学知识——无；3、天文知识——无；4、改治知识——浅簿；5、植物学知识——不全面；6、地质学知识——偏于实用，但也有限；7、化学知识——精深；8解剖学知识——准确，但无系统；9惊险文学——很广博；10、提琴拉得好；11、善使棍棒，也精在刀剑拳术；12、具有充分实用的法律知识。（《探案》〈一〉第15～16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连他塑造的具有超人智慧的侦探形象，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连提都没提，因此书中没有罪犯犯罪时的心理过程的推理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阶段前进了一步，把对罪犯的“心理分析”作为写作推理小说的的“主旨”放在首位，但也不是用直接描写法来展现罪犯犯罪时的容观心理过程，仅仅不过是通过侦缉人员从外部的推理判断来对罪犯进行心理分析而已。《尼罗河上的惨案》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当波罗听到林内特小姐被杰基而不是赛蒙开枪杀害的消息时，书中写道：
“啊，不！”波罗叫了起来。这违反了他对心理的判断：杰基手里拿着枪，悄悄地溜进熄了灯的房间——不，这和他心目中的情景是不符合的。（群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一版第149页）
波罗是精通犯罪心理学的，从艺术形象来说，他福尔摩斯丰满得多，但那时对推理小说所面临的基本艺术手法的突破问题似乎还不那么突出，因而[wiki]阿加莎·克里斯蒂[/wiki]也没有达到日本社会派推理小作家的高度和成就。
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为了深刻表现黑暗制度造成的种种犯罪事件，经过艰苦的创造，终于把两种看来互相对立的艺术手法统一了起来。石泽英太郎的《隐私知道得过多的人》是其中一篇杰作。石泽的技巧是：首先写出侦辑人员的推理，然后让罪犯在这个推理范围内进行海阔天空的犯罪过程的回顾，这样既坚持了推理的路子，又极其巧妙地把罪犯犯罪的心理过程和情节用直接描写法表现了出来：
某公司一科长宇佐美木太郎平日人缘极好，守口如瓶，大家都象信徒对神父那样向他倾诉自己的隐私。在一次宴会上他却突然死去。经过调查和传讯在场的十三人，找不出任何他杀的根据。侦查主任光野健一却认为他杀之说在如下情况下不能完全排除：比如，某科员向负责人事的宇佐美泄露了重大机密，说完产生后怕，于是杀死宇佐美灭口。这是一个推理。在打下这条伏笔后，作者接着用一整章的篇幅用意识流的手法描写向宇佐美泄露阴私的所有人惊慌万状的心理状态。他们都耽心招致怀疑，在传讯中无不隐瞒了重要事实，但他们都不是凶手。意识流手法把重点描写放在凶手打字员村濑弓子身上。就在侦缉人员苦苦思索的当天晚上，她也和其他向宇佐美泄露阴私的人一样，把自己作案的经过回顾了一番。她为了杀人灭口和向其他科员大敲竹杠一年来苦练宇佐美的笔迹，在酒中投毒前向所有科员发出信函，让他们在指定的时间内向指定银行户头汇款。阴谋得呈了，两天后宇佐美也死于非命。由于这一切都是在谁也不能声张的过程中悄悄进行的，所以未露任何蛛丝马迹。侦缉人员的推理判断引出罪犯这一大段意识流，师出有名，意识流是为推理服务的。但作者并没有满足和停留在这一步上，为了深挖罪犯的客观心里过程，谴责腐朽黑暗的资本主义制度，作者继续用意识流的直接描写法来展现罪犯事成之后的得意心情和美妙打算。同前一样，作者也是侦缉人员的推理。
由于案情毫无进展，调查总部半年后解散了。但凡侦查主任光野独具慧，上级批准了他制定的等待罪犯自己露头的“待机侦查”方案。这又是一段推理，为下面罪犯露头后的意识流铺下了路子。
半年后，村濑弓子以照料老人为名提出辞职，但她没有回家，军费是乘飞机到东京去了。在飞机上，她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因为东京人口一千二百万，人人自顾不暇，即使家停具死尸长达一年，邻人也不会知晓的。东京最适合犯人消遥法外。她为自己露网自鸣得意，手提包中一中叠钞票是她“智慧的胜利。”她认为，宇佐美应利用过多掌握他人阴私大敲竹杠。宇佐美不为，舍我其谁？于是，她埋头苦练宇佐美的字体，终于如愿以偿。到东京后，她要用这笔钱租一间舒适住房，顶一家咔啡馆，准备自撑门户大干一场。这段意识写得相当精采。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逃出光野的预料，他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借用意识流手法把罪犯作案情节直接描写出来，变机械的外部推理为罪犯犯罪时客心理过程的直接描绘。这在推理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难度较大、成就较高的创新例子。这篇小说因此被美国推理作权威艾勒里·奎恩选为日本推理小说的杰作。作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出自对生活真实的高度重视和概恬。因为“阴私”（包括所有罪犯犯罪心里以至整个情节）只有当事者本人最清楚。侦缉人员即使料事如神也没有当事者本人的回想独白更准确、更真实。因而也更生动，更具感染力。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它丢开对外部事件的客观叙述，以高强度的笔触直接表现人物精神活动，为深化推理小说的主题起到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它打破了推理小说创作中的传统手法，把作家凝视生活的焦点从从事件、过程上转到人的心里活动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上，把从外部的机械推理转向人的内心世界的更深刻的变化上。它扩大了推理小说的容量，增强了推理小说对复杂社会生活的表现能力，特别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着的人的内心世界的能力。为日本社会派推敲理小说向批判现实主义迈进作出了可喜的贡献。这样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它打破了侦缉人员万无一失的超人的偶象，而赋予他们以现实人的有血有肉的真实形象，从许多方面为我们突破推理小说传统提供腚宝贵的借鉴，说明即便格式严谨的推理小说，也不排斥其它任何艺术手段。可以说，日本社会派推理作家争相创新的艰苦劳动提开了推理小说革新潮流的序幕。其代表作家之一森村诚一有一段名言，可以做为这种革新的宣言。他在《人性的证明》后记中说：他对推理小说单靠逻辑来破案，早就感到不满，“有人说，推理小说本身就决定了构思的机械性。这种说法难道不是过于看重逻辑结构，而置人生的种种予盾和生活气息于不顾吗？”因此，他要“既不拘泥于逻辑性，又不离开推理的路子来写小说。”
“既不拘于逻辑性，又不离开推理的路子来写小说”，这就是当今写作推理小说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应当在遵循基本写作规律的前提下，写出多种多样的新作品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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